在罗伯森看来，对作为行动与过程的全球化事实似乎已经无可争议，尽管人们(尤其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们)所刻画或描绘的“全球化地图”各有不同。罗伯森眼底的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compression)，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第11页)即是说，全球化既是一种已然发生并仍在进行之中的“过程和行动”(作为事实性描述)，又是一种关于世界一体化(“一个世界主义”，英文“oneworldism”)的不断增强着的观念意识(作为价值性估价)。
现在的关键是，人们对全球化的关注越来越聚焦于全球化的文化维度或全球文化的争论，虽然具有“多维度的”(multidimensional)全球化依旧是人们热烈讨论的主题之一。这样，全球文化的问题就不仅被罗伯森确认为全球化主题的中心或焦点，而且也被他确定为《全球化：社会理论与全球文化》一书的主题。
压缩性全球整体是可能的吗?
罗伯森不同于罗尔斯，他采取的正是罗尔斯所忌讳的一种完备性理论姿态，在方法上更亲近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而非现今全球化讨论中占主流地位的“工商研究”。这种理论姿态和方法上的选择基于罗伯森的下述学术判断，即：文化的维度已经成为全球化问题的多维度探究中最为重要的一维。在近几十年的全球化研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有两种：其一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其二为国际关系理论。罗伯森认为，这两种研究的理论贡献和影响是值得注意的。然而，它们似乎都没有给予全球化中的文化问题以足够的重视。这一判断无疑标明了罗氏全球文化研究的思想价值，原则上也是我所认同的。当代全球化研究的确出现了罗伯森所说的“向文化转折”的趋势，这一转折趋势与其说是由于研究者们“对文化关注的扩大”，不如说是全球化研究已经触及到问题的核心，以至于不得不扩大或改变原来占支配地位的“工商(经济)研究”的单一思路。
然而，文化问题恰恰是全球化课题的“硬核”，任何触及这一“硬核”的全球化研究都不得不面对最为尖锐复杂的理论挑战：一种以普遍化为根本目标的全球化运动如何面对并解决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地域差异性矛盾?文化的多元差异是事实性的。现代人类是否可能且用何种方式来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更进一步说，全球化的寻求是否必须以克服这种文化的多元差异作为其前提和代价?罗伯森自然明了这些问题的艰巨性。他知道，不用说在不同的“世界”之间，就是在被人们通常以为最具“文化同质性的”欧洲共同体内部，关于文化的概念也是各具其独特性的。不过，他依然乐观地持守着一种全球化的价值立场。其理据是，通过他谓之的“普遍性的特殊化”与“特殊性的普遍化”的双向推动，某种全球化的认知理念和文化价值理念将是可以特殊化的，他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全球地方化”(glocalize)；与之相对应，只要各民族或本土群体放弃某种形式的文化本质主义，开放地融入全球化进程，或者不再固执于对某种过度的族群性和地方知识权利的吁求，其特殊的或地域性的文化认同同样可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普遍性意义。按照罗伯森的推理逻辑，这一过程或可称之为“地方全球化”(locglobalize?)。因此，罗伯森把全球化看成了一把双刃利剑，一面刺向为本土而本土化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另一面则刺向了西方中心论的文化普遍主义。不管他的这柄两面剑是否有某种类似于阴阳剑的剑法功能(一面真刺，另一面假刺?)，其双向推理过程似乎并无大谬。
但似乎不谬并不一定为真。我的疑窦正生自罗伯森的推理逻辑。姑且承认“普遍性的特殊化”，这种可以特殊化或地方化的“普遍性”从何而来?由谁确认?怎样确认?当然，人们还可能对他的后一个推理过程提出这样的疑问：如何才能使得特殊性的文化普遍化?因为罗伯森不断地提示人们：“认同就是权力。”(第239页)文化认同即是一种权力认同，它与国际或民族间的“承认的斗争”是相互贯通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罗伯森所使用的是“权力”而非“权利”。权力隐含着政治力量的争斗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抉择；而权利所表达的则是正当性的利益要求和道德价值的选择。难怪沃勒斯坦曾经把文化看做是“意识形态的战场”。明乎于此，人们便不难明白为什么罗伯森把全球化看成是一个“压缩”的过程。压缩是否意味着政治上的集中和文化上的统一?但愿不是。可谁敢担保呢?罗伯森也担心，具有权力性质的文化认同或文化本真性诉求很可能是“对权力可怕的要求”，表明他对这其中的厉害干系也十分清楚，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能坚持自己的推理逻辑。
事实上，罗伯森自己也承认，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被称之为“现代性乡愁”或文化怀旧的民族心理情结。他指出，“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强化而不是像人们(比如说，那些启蒙思想家)所期待的那样减弱了这种文化乡愁。他还援引Turner等学者的理论，分析文化乡愁情结与全球化之间潜存的“尖锐化形式”。他注意到，文化的乡愁具有一种“家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home)性质，它会使我们关注社会学或其他学科在考察全球化时所存在的“极大弱点”。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文化乡愁实际上总是容易让各文化(传统)中的人产生某种“无根”或“无家可归”的感觉，造成寄居于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人们之间的“疏离”感和“忧郁”感。按Turner等人的理解，“乡愁范式”有四个主要预设：“历史衰落的观点，某种失去整体的感觉，丧失表现性、自发性的感觉，失去个人自主性的感觉。”(第226页)这种关于文化乡愁的解释范式恰好揭示了“全球化中的个人”所具有的普遍心理感受。不过，罗伯森对全球文化的探讨似乎更关注全球化中的“民族国家诸关系”、“国际关系”、“全球人类”的宏大因素，因为他将“societalism”(与“socialism”相别)看做是实现全球化的关键因素。
谈起现代性的文化乡愁，中国读者当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洋枪大炮炸碎了中国人的天朝文化心态。被迫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后，我们才发现，不仅自己的文化只是世界文化家族中的普通一员，而且由于超长期的自我封闭和超强度的自我一体化加固，我们自己的文化确乎已经远不如某些他者文化那般富有活力和魅力了。由是，中西之间呈现的土与洋、旧与新、落后与先?进……?之别，不仅具有事实差异的描述性意义，而且也同时有了文化比较的价值评价性判断意味。
在此情形下，疏远传统文明和文化似乎成为了近代以降许多中国人无法抗拒的时代潮流。卷入潮流常使人身不由己，而在潮流中沉浸既久又让人偶生漂泊失据、无家可归的伤感。这或可谓之现代性文化乡愁的表征之一种。令人伤感之外复又伤心的是，我们是带着许多无奈、牵挂、甚至怨恨而被迫离家的!时至今日，当我们发现(抑或受人提醒)自己的离家出走有可能踏上一条不归之路，再也没有机会亲近我们的家园时，我们会在禁不住担忧起全球化后的未来命运的同时，或许也会禁不住驻足回首，遥望身后那渐渐远去、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家园风景，有几许牵挂、几许忧愁、几许失落，一齐涌上心头。也许，有人会“脚步越来越轻，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而另一些人则很可能“脚步越来越沉，心情如同卷进急流中的舢板一样无法把握”。同样的行进，不同的心情。不同的心情，同样的真切。
在罗伯森的书中，“国际旅游”(作为一种时髦的现代生活方式)被当做“地方全球化”和“全球地方化”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解释实例。是的，旅游的行进图是国际的、世界的、全球的。越洋过海，朝发夕至，不再是“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式的神话。而旅游的目的地却是且必定是独特的、区域的、地方性的。名山大川、残垣断壁、荒墓古塔、神庙兽刻、奇俗异礼……无论是多么地名扬四海魅附八方，总是坐落于某个地方。
不过，这还不是“国际旅行”之全球化解释的全部。罗伯森似乎还应该对下述现象做出解释：旅游不仅有国际与地方两个基本要素，而且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某个地方的旅游风景点还有自然的与人为的两种。现代人对自然风景的趋之若骛，其实也是一种“现代性乡愁”表现。现代人对自己生命的出生地和自然母亲太缺少记忆，以至直到自己切身体会到缺少饮水薪木、不堪“臭氧空洞”、水土流失、沙暴洪水之苦的非常时刻，才想起“回归自然”。德国哲人叔本华说，人的需求源自缺乏，而缺乏则是一种无法满足的痛苦。依此推理，如今，现代人对大地母亲的重新歌吟或许不应该被怀疑是一种类似放录音带式的假唱罢?!现代人该是检讨自身失职而不是仅仅忙于欣赏自然的时候了。
与之相比，现代人对建造和打量人造景点的乐此不疲，则是一种多少有些矫饰的“现代性乡愁”表现。因为城市喧闹和烦躁，人们喜欢上了乡村；因为总看着高楼大厦会产生眩晕，有人便喜欢上了山村小木屋什么的；因为批量生产和人工加工的食品吃得腻味，人们便喜欢上了乡下的自然食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有些现代人也不一定如此。但毕竟是有了市场需求，有市场需求便有市场供应。于是，上山下乡式的旅游路线便成为热点，人造景点开始如雨后春笋……。结果，人造景点愈来愈多，真正的自然风景则愈来愈少。更有甚者，国际旅游中竟然也出现两极分化：作为现代文明之杰出代表的洋人和城市人等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发展中国家或老少边穷地区的地方性风情当成了他们放松的好去处(放松的需要源于现代性的紧张)，当成了满足他们好奇心或新鲜感的旅游目标所在，但现代人的这种好奇心或新鲜感，恰恰是因为他们对传统的或过去的、地方性的或独特的东西已经极其陌生的缘故。另一方面，第三世界的人和乡下人等又总想往发达国家或文明城市里跑。移民浪潮与全球化浪潮并不是一码事，至少第一世界不这么看。而陈焕生进城的故事也不一定合乎全球化叙事的经典规范。
看来，实际的情况并不如罗伯森教授所预期的那般简单。“国际旅游”除了有其全球“化”的“平整作用”(“特殊性的普遍化”?)之外，恐怕还具有其无法根除的地方“化”的“异质性”。很明显，如?那些地方性的旅游景点真的被全球“化了”，它们还会有什么独特新奇的地方吗?人们还会不远万里地造访它们吗?扩而言之，全球化有可能消除现代性的乡愁吗?
因为读完罗著产生了这些问题，所以我宁可选择用“开放”而非“压缩”这样的语词来描述和估价全球化的文化问题。我的基本想法是，“压缩”会挤伤丰富多样的地方性文化，而开放则给它们以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只要“一个世界主义”还没有完全实现，也就说，只要还存在着第一、第二、第三世界(但愿不会出现第四世界)，全球文化就只可能是一个多点多线多面的文化网络，而不可能是一个一元化的统一整体。所以我衷心地希望，所谓“全球文化”将是多元互竞、和而不同的“对话文化”，而不是或最好不必是一种或某种模式化、制式化的单一文化。
(［美］罗兰•罗伯森著：《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