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学人、前代总理叶.盖达尔曾经以当事人的角度，对苏联解体提供了一种论证。其主要观点就是，苏联经济模式产生的经济匮乏和资金短缺，导致苏联在政治上解体。
对此理解的基本叙述是：苏联解体是因为经济匮乏和改革乏力；因为它，没钱了。这个判断带来一系列的政治后果。其发生发效于苏联崩解之前；盖因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家出现的反对派浪潮而苏联无能无力予以干涉之，遂使得握紧的拳头松开。更加上苏联当局在阿富汗失败以后，人们对于戈尔巴乔夫镇压立陶宛事件予以抨击；以后遂出现对于爱沙尼亚的松开拳头之举。这些事态也许可以成为负面庞氏效应，在政治上却是政治正确的多米诺骨牌倒塌结果。所以一般而言的各种丝绒革命之前提，好像就不单是革命，而是苏联不能镇压革命了。事情的逻辑是，正是因为苏联的经济模式不能呼应所谓持续性恒久发展，其后期改革和引入外资，也不能挽救其最终寿终正寝的劫数；此寿数与丝绒革命是为巧合，互为因果。于是，经济乏力，来得比政治不正确，更加能够导致一个极权政权的倒台——虽然这个倒台的命运，有人称之为“诺民克拉图”现象；即为，俄罗斯共产党政权中人在叶利钦政权中变换角色，从原来的共党头子变成了资本家。这个效应或许全盘否定了苏联政治改变的结论，而只是从经济权利改换上重新找到政治并不正确论但是，苏联解体本身却超过某种政治价值论，使得世界政治版图发生根本改变。固然，本文并不就此课题拓展讨论，主要放在为何苏联解体崩盘而所谓中国崛起，正在发生。
按照盖达尔的叙述，进入八、九十年代，苏联经济业已出现全面的倒退和萎缩。其支撑工业石油，粮食，金融，经济体系等，皆陷入严重困境；他在《帝国的消亡》一书里甚至讲到莫斯科商店里没有香烟和人们排队买面包的情形。所有经济指标在图标上全部呈现向右下滑的向右“进行曲”，可惜这个进行曲完全转调破碎和虚弱不堪。此时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或曰政治经济概念的出现，完全改变了苏联政权的体面和形象。这个概念，就是苏联对于欧美国家实在无奈情形下实行的、被迫的“政治贷款”；这个政治贷款的条件允诺，就是苏联和戈尔巴乔夫完全导向自由主义之前奏。这个政治贷款的基本情形一如盖达尔所叙述的，是苏联不得不就范于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苏联解体因素。
叶戈尔.盖达尔说——
“1990年2月至3月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分别举行最高苏维埃选举，主张独立的一方大获全胜。
“苏联领导人把改善经济的希望寄托在1991年于英国伦敦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总统表示，希望这次首脑会议能够邀请他出席。普里马科夫（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智囊人物）为此前往伦敦，在当地电视台谈到了苏联崩溃可能出现的危险，如果西方不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就会产生混乱。西方的首脑们无法拒绝戈尔巴乔夫，邀请他参加了会议，但是没答应提供资金援助。
1990年底至1991年初的几个月中，苏联领导人处于两难之中：不使用武力就无法保护整个国家，而只要动用军队就无法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西方与苏联的关系越来越冷淡，苏联的外汇、财政问题尚未解决，又急需西方的贷款，于是只好让步。这时，那些主张动武的人开始互相指责，以推脱责任。”（《帝国的消亡》下同）
“1991年春，戈尔巴乔夫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无法再靠武力保住帝国。1991年3月—7月发生政治突变。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联合起来。打算根本改变苏联的国家体制、在1991年7月30日的新奥加廖沃谈判中，戈尔巴乔夫对各共和国领导人作出关键性让步，同意实行单渠道税制、这意味着苏联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已经完结，按照这种税制，苏联政权将在国家资金来源这个最关键问题上完全依赖各共和国。实际上这是促使帝国解体的一个决定，它将成为一个较松散的邦联制国家。”（同上）
这里的被迫接受贷款，也就是被迫施行政治屈服和政治改变。其中是不是戈尔巴乔夫自身出现某种灵魂出壳的新思维，人们考虑再三；但是，这种推导究竟有多少意义和导向，坊间众说纷纭；换言之，如果戈氏不适应这样的政治“要挟”，一味顽抗到底，且强令出兵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施行1989年对于匈牙利和布拉格事件的重演，是不是证明历史的负面神秘性呢？人们不知道这样的非现实主义态度的自杀行为有多大取胜的可能？但是，也无人敢说，1950年的中国政权，就比1989年的苏联政权在经济实力上就更加强大——但是，朝鲜战争还是以毛泽东掌握了北韩为最终归宿。这当然不在话题之内。所以，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动力，还是要考虑戈尔巴乔夫的某种存在主义式的选择；这个选择，就是在选择不能选择下的选择。只有这样，苏联，俄罗斯的选择，才能先于“苏联－俄罗斯”之本质——这是一种荒诞艺术里的理性。接续的话题就是，民主模式常常抛弃他们的开创民主的领袖。这是包括苏联人在内的那些成熟人民之选择；比如他们（英国、美国人）在战争获胜后抛弃邱吉尔和老布什，等等。这也是捷克人和波兰人抛弃瓦文萨和哈维尔的成熟性表达。民主的所谓选择就是这样。
于是，我们会问，难道苏联人没有施行任何挽救经济的改革或者其他引进外资的策略和政策吗？资料显示，他们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七十年代苏联人在勃列日涅夫宣称（六十年代）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以后，出现了他们利用西方经济衰颓而想开拓苏联市场的机会。苏联人在施行了某些小规模的南斯拉夫式的、工人自治一类的、每时每刻都出现的资本主义复辟式的、市场、金融、福利、贸易、税制等等的改革后，遂告引进外资。据称，这样的外资引进也达到一定规模。这里的引证如下，“苏联的第一笔补偿贸易是1968年与奥地利签订的﹐期限十年﹐内容是以苏联天然气换取奥地利钢管。在197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期间﹐为了尽量少动用自由外汇而扩大外贸规模﹐苏联与西方的补偿贸易发展迅速﹐先后与意大利﹑联邦德国﹑法国﹑芬兰﹑日本﹑美国﹑英国等国签订补偿贸易协议﹐以至于苏联外贸部于1974年设立一个局﹐专司协调补偿贸易协议之职。
1926年春﹐苏联第一次从德国获得三亿马克保证信贷﹐打破了西方信贷封锁﹐改变了此前只能通过抵押从外国公司获得少量短期商业信贷的局面。
1920～1935年﹐苏联共获得西方贷款约20亿卢布。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又在几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分别从西方获得约十亿美元和305亿美元贷款。即使在冷战方酣的1958～1963年﹐苏联仍然从西方获取了约十亿美元贷款。”（资料）
苏联各时期获得西方贷款概览
年份：获得贷款额
1920～1931年：14亿卢布
1920～1935年：20亿卢布
1958～1963年：约10亿美元
1964～1982年：305亿美元
换言之，苏联的外资引进并非没有实施，没有效果，但是，七十年代的补救措施并不能挽救八、九十年代苏联依然出现一般而言的经济匮乏和市场干瘪。这里的问题究竟何在？一种答案就是，苏联汇入西方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力道和规模不足为奇。二是，苏联国内经济模式的计划国有和命令经济业已病入膏肓，不得挽救，只能等死。三是，苏联人对于苏联共产党的政治信心和维护，业告终结；苏联：他的历史结束了。在另外一个方面，欧美政治正确派和金融也许不正确派，合力冷战与之的系列力量，当然也是不可低估的势道。因为道理非常简单，如果没有这样强大的冷战攻势，苏联政治经济的压力和其规模超常的对于欧美的军事竞赛，或许出现另外一种结局——这个结局，就是西方对于中国的、几乎是相反的政治经济韬略和战术。这个苏联解体和中国崛起的双向路径其实并不是创新和开拓，而是西方资本本来就已倚靠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民主对内，殖民对外。殖民和后殖民完全让位于资本优先说和国家利益论。这些，人们都耳熟能详，无须赘言。
这样一来，从分析苏联解体之经济困乏论，到中国跻身世界第三强，所谓内中条件就是：苏联没钱；中国有钱。这是最为一般性的论述——乃至中共官府学者还会以此说明邓式改革的成功，或言，甚至异议学人里也会异口同声地吹嘘邓式早期改革论之经济转型之伟大。于是，他们得出过早的结论：中国模式成功于有钱，业已战胜了苏联的昨天；苏联的没钱昨天，不是中国的有钱明天；究竟是不是中国的明天，就是昨天之苏联，其实很好回答——因为，苏联、中国之双姓的社、资，都是经济模型不可持续的产物，虽然各种因素和本质有些两样，但是，都不能逃脱托洛茨基在反对斯大林阶段所言，社会主义，就是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其含义不言自明。因为，政治极权主义可以造就希特勒式的和中国式的经济崛起，但是，这个经济的崛起因素，因为受到政治文化和人文的条件约束，最终，还是会以政治决定经济——这个非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最终写下苏联、中国殊途同归之路。其中的原因如下。
1，苏联对于私有经济的掠夺和超低成本的经济运营——几乎是劳改无成本经济——造成最大的经济效能。其有效性达到非人化的地步。而中国民工和劳力的成本，也是基本如此。但是，这必然违反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积累说。原因十分简单。因为人文主义和宗教主义的人权概念，不但指向一代人两代人，而且指向历史；中国苏联的人权侵犯，从根本上动摇的不是生存权利的涂炭，而是跟随尊严带来的元创力和革命概念之丧失。这个东西，唯有自由主义才能具备之，赋予之，强化之。在极权主义国家里，没有人文学也没有科学，因为科学，就是异端的转换之说法。八、九十年代的苏联之所以萎靡不振，就是其创造力业已基本耗尽。人们除去厌倦和消极，无其他精神支撑。这个势头，也会随着中国的两级分化和官僚压制，而变得日益突出和明确。所以，一时间压低成本带来的优势，势必转化成为萎靡不振的劣势和动乱。因为这样的极权主义，正好是消灭社会资源赖以整合和更新社会转变条件，使社会成为未来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肆虐的温床。
2，挽救过苏联的美欧资方投资，并不能带来苏联的起死回生，那只是萎靡之人、之社会的强行针和吗啡，只能强撑于一时而已。这里的模式考察论呈现的基本轮廓是，中共模式的假市场经济，最终会因为他的成本虚构和过于廉价，使得工人阶级的元创能力完全丧失；甚至就连相应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一是，劳动力的不断蚕食和朽坏，二是，劳动力短缺现象与之俱来（劳动力酬劳西方化攀比趋势业已出现）。
3，中国吸引外资的廉价资源日益减少甚至匮乏乃至枯竭，使得投资环境逐步恶化。西方资本会逐渐转向更加规范和良性发展的非极权主义国家，向一些专制主义，民主主义，并无全能控制，政企分开的国家转移：非洲，东南亚，印度等等。
4，中国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投资成本过高，因而使得西方望而生怯。试想，如果中国的水资源木材资源石油资源等等，因为环境恶化导致价值价格大幅高升，外资还会利用即将告罄之长江黄河之水，以为资本算计甚至牟利乎？尚有很多眼下业已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资本投资环境的恶化，使得中国引进外资之飞船变成外资望风而逃之沉船，这一天难道很远吗？这是非常可怕的前景。
5，故此中国民生和民主问题固然来得要紧，但是，生态危机，更是今后几十年即将压迫和威胁国人之最大威胁。这是因为，正如阿.森指出的，政治因素造成最大规模的自然灾难。而要矫正这个灾难，不是靠任何自然生态组织和环保人士，而是靠政治改变。所以，在苏联解体的表面原因论以下，掩藏着一个中国问题更加深层次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政治民主进程对于中国生态环境的挽救；这甚至和人权主义诉求归于同道，皆赖于中国政治改变的发生。人权主义的提法要触动政治体制，而不是不触动，亦如民主自由之诉求；自然生态的挽救，亦然。所以，我们反驳只要中国有钱（而对比苏联没有钱）就能救国论。这是一种短视之见。长远规划中国明天，就是要改变中国模式现在挽救不了的中国之长江大河，森林植被，高山原野，甚至星空大地之被破坏的人治“和谐”。如果这些上帝创造的世界业已完蛋，钱，也不是逃命之方舟！这是十分清楚的结局。思考苏联崩解事实和中国课题的比对，要害似乎正在这里。是的，苏联没有钱了，但是，中国要是没有了水，土，空气和人（健康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难道不是比照苏联模式、苏联解体更加不堪的一种前景吗？在另外一个角度观察，所有人权主义者不是要讨论如何实行双赢于人民和政府之间，而是要指出任何政府国家主义控制，对于人权和生态带来的严重灾难，并且对此非法状态给予揭示和批判。这比任何一个人（里根或者戈氏）的正负作用要大得多了。
这就是我们论述中国模式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