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面讲课归来，刚休息一会，南方都市报记者来电话说：“您知道吗？王元化先生于5月9日晚逝世了。”我大吃一惊，上个月铁骨嶙峋的贾植芳教授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元化先生又遽归道山，思想界、学术界连失两位领袖，震惊之余，令人生“日月风云顿觉闲”之感！
睡觉前，静思默想，辛稼轩的送陈亮的《贺新郎》总回旋在我的脑际：
“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梢微雪，要破帽多添华发。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雁，也萧瑟。”
王先生一生的道德文章、学术成就，可叙述评介处、可圈点赞叹处极多，这些自有他的亲朋好友、及门生弟子一一论列，我不敢谬托知己，妄加评论。这里仅就20世纪90年代先生在思想界的地位及其所作的贡献做一评述，作为对先驱者的悼念。
20世纪80年代，元化先生一度曾为党务官员，然而，先生的本质和气质还是带有传统色彩的文人作家，或者说是兼具文采风流和办事能力的知识分子，是陈同甫一流人物。内地知识界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批判“四人帮”和极左思潮之后，思想解放和启蒙教育受到广泛的认同。王先生常说自己是“五四的儿子”，本着这个信念，他亲自主编《新启蒙》，目的在于推动文化改造和社会进步。到了20世纪90年代知识界出现了危机，有人批评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空疏”“浮躁”，对于社会现实投入过多的关注是“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是丧失了学术独立……总之是要改弦更张。在高校和研究单位，人们纷纷表示要走回书斋做专业知识分子。这些现象被李泽厚先生概括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他说，“90年代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王国维、陈寅恪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二十一世纪》1994年第6期）
书斋是回去了，然而真正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却没有出现多少，许多学者只是牙牙学语式地稗贩欧美出现的各种“新理论”，枯燥、繁琐、无味、无趣，缺少原创性。学术界、知识界的不景气，真给人以七零八落之感。
李泽厚的说法有对的一面，也有说得不准确的一面，因为那个时期还有几位老人——如王元化先生、李慎之先生、何家栋先生等人在支撑着局面，坚持着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和反思，在思想界努力耕耘。他们如同老树挟霜，梅花垂露，点缀着那个独特岁月。至今思之，还令我们这些晚辈后学汗颜。
王先生最重要的著作都是20世纪90年代问世的：如《传统与反传统》（1990）、《文心雕龙讲疏》（1992）、《清园夜读》（1993）、《思辨随笔》（1994）、《清园论学集》（1994）、《读黑格尔》（1997）、《清园近思录》（1998）、《谈文短简》（1998）等，虽然每本书的影响不同，但王元化这个名字不是作为学者，更不是作为官员被学人们记住的，而是作为思想的领军人物得到知识界的广泛认同。
此时，也就是得知先生过世消息的时刻，我手头仅有《清园夜读》、《思辨随笔》以及和李辉的对话等，这里仅就这些做一些点评，看看先生是不是也与许多学术界人士一样“学术凸现”而“思想淡出”了。
丁东等人的“人文对话录”《思想操练》中，智效民、丁东等都认为王先生反思比较彻底。这不仅体现在理性认识上，而且也表现在感情的梳理上。65岁以上知识界人士大都知道张中晓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最年轻的一员，被主持这个案件的人视为“胡风集团”中最反动的分子。他被逮捕了，后因为旧病复发，咳血不止，保外就医。“三年困难时期”，没工作、没收入的张中晓实在支持不下去而向王先生写信求援。先生也处于危难之中，没有回应，后又来了一信，“再一次向我呼吁，诉诸我的良知，企图唤醒我由于权衡利害逐渐变得麻木而冻结起来的同情心”（见《序·无梦楼随笔》）。这一次，先生把信交给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张中晓总算有了一线生机，多活了两三年。元化先生在为序中重提此事，检讨了自己的懦弱和因此事而导致的“剧烈的心灵交战”。这篇序文真挚坦率，特别具有震撼力，但只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才会理解。这是他坚持反思的出发点。
王先生说他与张中晓有许多共同“内心体验和精神历程，这首先表现在完全出于自觉的反思上。这种反思是痛苦的。它是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来进行的。人的尊严越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也就是说王先生的反思来自他的经历和对经历深刻的认识。
反思的焦点是启蒙，在这个问题上王先生推重顾准，尊重他在极其艰苦条件下思想所达到的高度。然而，王先生反对把思想定于一尊或一元上，主张排除先入为主的定见、定念。他说，五四以来，人们反传统中往往运用了与传统思维相同的模式。这就是双方在讨论问题之先，都各自具有的“意图伦理”。王先生例举1919年东西方文化论战时，蒋廷黼和杜亚泉曾就思想和态度问题进行的争论。杜批评蒋以感情和意志作为思想的原动力，说：“先定了我喜欢什么，我要什么，然后道理来说明所以喜欢以及要的缘故。”这就是“意图伦理”。它是从一种政治信念引发出来的。这种政治信念又产生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说简单点就是“把屁股（后改为立足点）移过来”。这意思是说：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首先需要端正态度、站稳立场。也就是说：你在认识真理以前首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以达到“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必须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必须赞成”。但是这样一来，你认识的真理，已经带有既定意图的浓厚色彩了。
王先生说：“我觉得这是思想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此外，思想领域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问题。我认为，今天仍需继承五四的启蒙任务；但是五四以来（不是五四时才有）的启蒙心态，则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人的力量和理性能力的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把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我生于1920年，从小就受到五四思潮的洗礼。我的科学信仰以及接下来的政治信仰，使我亲身体验过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这和我所读过的那时被奉为经典的书籍有关。它们使我相信人的知识可以达到全知全能，从而认定英国经验主义启蒙思想家是不能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相比的，因为前者往往是不可知论者，有着怀疑主义倾向。所以，休谟、洛克比不上卢梭，而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间，康德又比不上黑格尔。因为前者多了一份怀疑，少了一份信念。这就是你所说的偏识。……往往自以为真理在握，必不许反对意见有反驳的余地，接下来舆论一律压制不同意见，思想定罪，以至改造人性，发行思想，不都是这样发生的么？……我认为这对于继承五四是不利的，但其影响不但至今未绝，且有变本加厉之势，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元化先生所说的启蒙已经不是把一些既定观念灌输给社会和大众了，而是要激活人们的意志自由和独立思考，这是人们成为自由人的前提。这种思考是比五四大大推进了一步的。
王元化先生的思考深入而广泛，余香剩馥，沾溉后人之处很多。我读先生书也有如入宝山之感。我对游民文化的研究也曾受益于先生的思考，这里仅以一瓣心香向先生表达我的敬意和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