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关2010年人民币兑美元是否会升值的说法很多，反对和赞同升值的观点交织一起，但理由似乎大多与所谓通货膨胀有关。前者理由是认为中国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如赵晓的《2010年通货膨胀是个伪命题》一文。而后者则认为中国可能会出现通货膨胀的预期是存在的，至少由于全球性资源和原材料价格随着各国经济逐步恢复而不断攀升，会导致输入性通货膨胀（如央行朱民说，通货膨胀预期是中国2010年的最大挑战）。中国政府则一再驳斥人民币要升值的传闻。国内官方和学界对汇率看法如此不一，那么国际上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据报道，2010年1月渣打银行发布的中期汇率预测报告指出，预计人民币将在2010年二季度末与美元“脱钩”，逐渐恢复对美元的长期升值趋势。高盛预计，未来12个月人民币对美元将从目前水平升值5%。他们的理由是中国需要减缓经济过热发展，减轻通货膨胀压力。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中国上一次试图遏制通货膨胀是在2007年，那一年人民币升值了15%。后来通胀预期没有了，经济增速减慢了，人民币汇率就又坚挺了。现在由于中国可能会出现通货膨胀，所以有可能再度让人民币升值。作为最希望人民币升值的美国的权威金融研究机构得出人民币要升值的预测不能说是坏事，起码可以麻痹或减轻其政府压中国政府升值人民币的动力。但是，即便中国今年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就一定会升值吗？我看未必。

影响一国货币汇率（主要指对美元）的主要因素很多，除了上述通胀，还有利率、资本市场投机性以及本币与其它非美元汇率变动等。但这些因素均与通胀息息相关，如通胀需提高利率，减少货币流动性，但利率提高就会吸引境外资本流入，增大的资本市场投机性和人民币发行量，最终反而会加大人民币升值预期。所以央行使用这类临时性调节手段的节奏和力度来抑制通胀都是有限的。因为弄不好还会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

这样看来，似乎所有迹象都不利于眼下的人民币汇率的继续保持稳定。那么，今年人民币肯定会升值了？我感到，这里人们可能还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并可能从根本上阻止央行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因素：中国今年以来出现的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提高。有人可能会问，劳动力成本提高表明职工工资提高，收入增加，货币发行量也相应增加，只会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则必然会导致人民币升值，怎么会反过来阻止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升值呢？从表面上看，逻辑的确如此。但实际上似乎又有另外一种逻辑。

劳动力成本提高会阻止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的确有点儿令人纳闷。这是因为货币汇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进出口的商品上，而与国内市场商品交易关系不大。比如，如果一国产品不出口也不进口，原料自给，产品全在国内消费，那这个汇率对其经济几无任何影响。但如出口了，那么这个产品的生产成本及其价格就直接影响到本国货币的汇率。成本高，出口的外汇报价和成交价也就高。比如一个产品国内生产成本为5元人民币，加上营销成本和管理成本的相应提高，出口价恰好价值一个美元；但如果其生产成本提高20%，达到6元钱，其出口价也肯定会提高至少20%，达到7-8元钱，按现在的汇率价值1个美元以上。

按照此理推算，如果中国产品总成本平均提高10%，那么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变且中美贸易商品总量也不变的条件下，即同等数量商品出口美国的美元报价和交易额肯定也相应增加10%以上。中国出口的商品总量不变，但进口这些商品的美国为此支付的美元总数却增加了10%。这也表示该产品在美国国内的市场价格要上涨10%。从国际贸易角度看，即便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没有改变，但实际上，由于美国为从中国进口同样数量的商品却多支付了10%的本国货币，不正表明中国的货币——人民币相应升值了10%了吗？

所以我觉得，就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是逆差还是顺差而言，其实汇率只是一个计算形式，主要在于此两国互相进出口的商品成本或贸易价格有无实际变动。如果人民币升值但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同比下降，这种升值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相反，即便人民币汇率不升反贬，但假如中国出口商品成本和价格的上升幅度大于人民币贬值幅度，中国的出口也会相应减少的。现在中国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几乎以每年以10%甚至更高的速度增长。各地几乎每年都在调整其最低工资水平。今年以来更是如此。比如，浙江宣布从今年4月1日开始实行的最低工资最高档已从现在的960元提高到1100元，提高幅度近达15%。由于所谓“民工荒”（其实“民工荒”现象是农民对中国低人权发展模式的一种抗议，说明这种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珠三角一带估计今年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幅度将会更大。这还仅仅是指制造业的普工，对于技术熟练工以及许多中高端服务业行业的从业者而言，加薪力度只会更大。即便如此，浙江的这一足足提高了15%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否能吸引和聘用到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员工吗？对此，我还是持怀疑态度的。据我所知，目前中部省份主要城市装修行业的一般熟练技工的工资从去年起每天就至少要有100元人民币，也即月工资远高于2000元了。制造业人均底薪也不低于800元，加上加班费之类的收入，月薪至少1200元。

其实，这里面所说的工资只是劳动力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劳动力成本还包括法定的节假日和8小时以外高额加班费、不断提高的社会保险缴费、职工福利和职工教育开支以及职工住房公积金等劳工的基本权益在内。而且，这些属于劳工基本权益的费用支付基数也在大幅度地增加。倘将这些权益成本都包括在内，我国劳动力成本从今年起无疑将会有一个极大地提升。对此社会进步，2007年颁布的现在日益深入人心的保护劳工各项基本权益的《劳动合同法》功不可没，值得赞扬。可以预见，随着官方出于压力开始要求更多发挥工会在组织集体谈判以维护劳工权利上的作用，今后劳工从工资外的其它合法权益中所获得的收益增幅将远远超过工资部分的增幅。这也就是说，倘一个地方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15%，该地的劳动力成本很可能将增加20%，甚至更高。

按照时下中国沿海和内地以及各行业平均劳动力成本占产品总成本的15%计，如果体现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力成本今年平均提高20%，那么产品总成本，也就是产品价格就会平均上升3%。如果加上出口代理、包装、运输、保险和税负等服务业环节上运营成本的相应增加（含这些环节上的劳动力成本升高），该出口商品的价格将至少增加5%。出口商品价格的提高必然意味着其市场价格竞争力的相应下降，而进口此商品国家的同类商品竞争力则得到相应的增强。倘中国输美商品平均涨价百分之五，对于像美国这样的贸易逆差大的进口国而言，既无须推出什么易被人诟病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惩罚性措施，也无须由政府出面压中国政府升值其人民币，其所生产的对应商品的竞争力就会得到相应比例的提高。这不就等于中国的货币——人民币升值了百分之五了吗？

不仅如此，中国的人口红利，即中国的新增劳动力总量的增加或减少，也能直接影响到中国劳动力成本的高低。这是劳动力的稀缺性所决定的。中国的人口红利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不断增加的，但从2007年达到一个顶峰后，从不感到匮乏甚至多有过剩的中国的劳动力竟然开始逐年减少了。比如，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河南省2007年新增劳动人口为200万，2008年为180万，但到了2009年一下子就减少到120万不到。人口红利的急速减少从劳动力的源头上推动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从而不仅从源头上削弱了中国制造商品的竞争力，也从内部遏制了中国政府升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动力。因为无须变动汇率，出口商品价格也是越来越高了。比如，东南亚一些国家与中国不同，仍处于人口红利爆发期，劳动力仍然非常低廉。中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这些国家显著上升，结果造成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的竞争力逐步丧失。这一趋势近几年日益显著：鉴于中国实际工资水平涨幅明显高于周边国家，人民币相对于周边国家货币的隐形升值是明显不过的。只是由于与这些国家贸易大多是用美元结算的，人家也需要美元（近年来周边国家也越来越呼吁用人民币结算了，因为这样它们更划来），加上没那么大逆差，人民币兑这些国家货币的升值，无论显性或隐性，中国政府都是可以坦然接受的。

因此可以预料，由于国内通货膨胀的预期、职工维护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人口红利的掉头向下这三大因素的同时作用，从2010年起，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显然已经进入一个急速上升的通道中。中国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已经“黄河入海”，一去不复返了。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在此压力下必然要出现一种比较剧烈的调整和升级换代，另一方面则表明，前两年就出现拐点的中国净出口已经会进入了一个持续不断的下行区，而其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也将长期处于一个负值状态，像吊在中国经济脖子上的一个巨大的累赘，拖累着中国的一直依赖不断加大的投资才能发展的经济！过去三年是这样，我估计今后还将长期是这样。不管中国政府已经或将要采取何种试图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措施，都是不可能扭转这种态势的，除非我们找到能从根本上不依赖不断地扩大投资和不断地扩大出口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条大路说白了就是扩大内需。但是我国究竟如何才能真正扩大内需呢？关于这一个问题，我曾经在去年底公开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如何才能真正扩大内需？》的文章中反复论证过，那就是地权归农。请看文章吧，这里不再细说。

由前所述，我国正进入一个生产要素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连续性上升的阶段。它将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变化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这种变化是历史性的，值得大书特书。我们知道，中央政府已经明确要在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期间着力调整资本要素所得和劳动要素所得之间的比例关系，尽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显然决策者们已经看到了这些问题。但我认为，这些体现再分配制度上的某些改革和让步的政策措施，由于并未涉及某些根本性制度改革，对于中国内需型经济转型其实是毫无实质性意义的。但是，它们的推行却将对于今后几年人民币是否或者如何升值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近年来，我们虽然极力保持人民币汇率不变，但我国的净出口一直在不断地萎缩。这个趋势今后还将继续下去。这一事实就表明，中国出口持续减少的根本原因是产业结构相对不变情况下的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属内源性的，内在的，与人民币汇率关系并不像人们原来想象的那么大。

迄今，我们始终不愿意改革我国的政治体制，也始终不愿意触动和改革现有的那些与现有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的根本性制度，如土地集体所有制等。这样，即便今后我国的国民劳动所得会有所增加，但由于人口占比绝大多数的农民依然缺少了本来就属于市场条件下基本公民权利的资产性收入这一大块，不仅贫富差距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就是我国的内需也无论如何是扩大不了的。因为国民劳动所得的增加会造成劳动力成本的相应提高，从而推高消费商品的价格，使得国民消费的商品总量增长缓慢，甚至可能负增长。而且，在内需无法扩大的情况下，迅速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必然也会更多地反映或附加到出口商品的价格上，致使中国的出口商品竞争力快速下降，净出口的萎缩也将会更快。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面临的压力问题将不再是人民币升值与否而是其贬值与否的问题了！只是我还得说，届时人民币就是贬值恐也解决不了上述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广大国民还不拥有资产性收益，中国的内需就不能得到根本性扩大。此时，只要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扬，人民币就是贬值，中国的出口也是必然要萎缩的。因为这属于国内制度性问题，与国际公平贸易规则无关。

由此可见，中国扩大内需的要害并非是增加国民的劳动所得或收益，即所谓增加工资（当然增加工资亦可暂时缓解社会底层的相对贫困化程度，对劳动阶层还是有益的，需要极力争取），而是更要增加，甚至是补偿性地大幅度增加国民，特别是农民的的资产性所得或收益。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一些根本性的制度改革让国民拥有更多的资产性财富。我觉得，在眼下最迫切的，就是地权归农。其次，就是通过某种适合的方式让全体国民享受到国有资产增值的好处，如陈志武先生提倡的设立所谓国民权益基金以及由独立的社会保险组织拥有国有企业股权等等方式。

由于土地等最基础的生产要素一直未能市场化和民有化，中国始终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体。这样的半市场半官方经济体在处理一些原应由市场决定的财经问题时必然会采用一些非市场化的方式。人民币汇率就是其中的一种。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低人权发展模式的逐步瓦解，如果我国的带根本性的制度改革跟不上，相应的市场经济体制不能尽快地建立起来，那些与这类经济体共生的内在缺陷无法自我修复，就会使得中国原本就失衡的经济变得更加失衡，此时危机也就不远了。但如想避免危机，你就会发现完全市场经济体常用的那些经济杠杆也往往受限，也往往失灵，很难起到原有的作用了，甚至有时候这类政策措施的因果关系互相交织一起，让你无从判断它们的利弊得失，更遑论如何下手加以解决了。这种两难的境地就像本文题目一样：人民币升值的困境。

所以我要说，如果农地制度不改，即不让土地成为农民所有的资产，我国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将长期是一本难念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