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历史研究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变化之一，就是人们对“记忆”（memory） 与“史学” （history或historiography）逐渐产生出新的认识。有人甚至提出，二战以后史学的发展，不但有所谓“语言学的转向”，还有一个“记忆的转向”。前者产生于1970年代，后者则在1980年代后成为热点。
记忆是史学的起点。史学研究的开端，常常起源于保存记忆的愿望。记忆与历史之间，既相互依存，又有一种相对紧张的关系。史学成为一门学问后，又企求建立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因此就不满足于与记忆相等同。
史学虽然在广义上而言也是一种记忆的表述或再现，但史家写作历史，希望通过回顾过去，以便更好地了解现在和展望未来。到近代，史家还有一个宏伟目标，就是分析、解释并预测人类历史的整体走向，因此有不少人开始探寻历史规律，希图勾勒古往今来的演变进程。由此，史学与记忆之间便产生了一道鸿沟。
记忆虽然可以分享，但主要是个人的、主观的。它可以被分享，但又受时空的限制，常常属于一个时代的和一个特定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共同体。甚至，性别的区分，也造成了记忆的不同。因此，就特征而言，可以说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超越时空、文化、地域、语言的共同记忆。
史学思想家柯林伍德说，如果某人说“我上周写信给某某”，这只是一个记忆的表述，而不是历史的表述。但如果这个人又说：“我没有记错，因为这里有对方的回信”，那就变成了一个历史的表述。对于柯林伍德来说，记忆与史学的区别，在于后者必须要有证据。史学在近代的根本变化，在于史家研究方法的改进，史学与记忆由此也被区分开来。
从20世纪末至今，为什么记忆又开始与史学联手了呢？抑或更准确地说，为什么史家愿意降低身段，开始研究记忆了呢？
第一，有关记忆的研究，是战后发展起来的一个显学。相对其他学科，史家开始研究记忆，相对较晚。第二，记忆研究之所以会引起史家重视，与史学本身在战后的诸种变化息息相关。
记忆研究在战后的兴盛，当然与二战的爆发及其特点有关。二战中有一个相对特殊的现象，就是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也即屠犹。战后，犹太幸存者及各种犹太人团体使用种种力量，推动这一事件的研究。目前发行的专业杂志《史学与记忆》（History and Memory），就是由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编辑、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发行的。近年南京大屠杀也成为记忆研究的一个热点。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一书，在1997年出版以后引起了许多反响。这个例子表明，记忆研究并不是史家的专利。有学者指出，记忆研究虽然以跨学科为特征，但其主要的研究者来自文学、电影和文化研究等注重“再现”的领域。记忆研究的材料，也往往超越文献资料，而特别注意实物（博物馆、纪念碑、陵园等）和口述回忆（采访录、回忆录等）。
如果史学观念本身没有发生变化，史家仍然专注政府的档案为其基本史料，那么记忆研究在史学界也无法开展。如果说记忆研究的一个方法就是进行采访，搜集口述材料，那么史家在这方面，既有传统，又有创新。二战以后口述史的兴起，更早于记忆研究的兴盛。口述史研究为史家从事记忆研究提供了前提。如果史家仍然像19世纪的兰克那样，坚持认为史学研究必须基于“硬邦邦”的一手史料（最好是政府档案），那么口述史就无从兴起，当今的记忆研究也无法进入史学的殿堂。
近代史家兰克被人尊崇为“客观史家”，因为他曾主张“如实直书”。但记忆研究，主观性和现实性很强。就史料而言，往往是受害者的回忆，可以让人声泪俱下。即使研究一些如纪念碑、纪念馆等建筑物，其中的设计也明显反映了建造师或者营造者的主观意念。如果史家对史料的态度一如其旧，那么记忆研究也就无法在史学界登堂入室。记忆与口述回忆、采访等虽然带有个人性、时间性和主观性的特点，但并不因此而阻碍它们成为有价值的史料。
相反，有学者认为，当代史家之所以研究记忆，抑或史学界“记忆的转向”的出现，正是因为记忆不像历史事实那样“客观”和“硬邦邦”。史学界“记忆的转向”所突出的，正好是史料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以及史家如何从现在出发再现历史。上述特征，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历史研究和著述的影响。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出发，有人已经提出“记忆”应该取代原来的“传统”、“民俗”和“神话”等观念，因为后者其实都并不客观存在，只是依靠记忆或通过记忆打造出来的。
近代史学的前提，是要把过去与现在隔离开来。而当今史学的记忆研究，则不但容忍过去与现在的交融，而且还把这种交融和互动视为历史现实的一部分。用James E. Young的话来解释，就是“一旦我们把目击者的回忆、他们回忆中的确实或不确实的部分以及他们回忆中的解释的成分一并加以考虑的话，我们会对受害者的遭遇，有一种更深入的了解。这些对于过去的叙述已经成了他们人生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如何叙述他们的遭遇，也就成了历史现实的一个部分了”。剔除口述史料中的主观成分，已经不再是史学研究的必要前提了。
当今史学界的“记忆转向”，也得益于记忆研究在其他学科的发展。特别要指出的是社会学家哈布瓦奇在20世纪初提出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 这个概念以及在此以后其他人对之不断提出的商榷和修正。有人主张用“公共记忆”（public memory） 来取代“集体记忆”，还有人主张去掉“集体”或“公共”这些形容词，因为记忆虽然看起来是个人的，但其实都是在特定的集体、文化等场域形成的。这些修正工作，都有助于推动人们对记忆的了解和认识。自“集体记忆”概念提出后，人们开始注意到，记忆的各个层面及其形成过程在民族建构、族群构成和文化变迁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王晴佳，北京大学长江讲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