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廷根的出名，自然是因为有哥廷根大学。今天这座小城约有十二万人，近四分之一是大学生，而大部分都是该大学的学生。这一比例估计在一七三七年哥廷根大学建校的时候，就差不多是这样了。在欧洲历史上，城市的兴起与大学的发展往往有着一种平行发展的关系，但两者之间并不亲密无间。相反，学生和市民，也即所谓gown 和town 之间，常常对立、冲突。在哥廷根老城墙之外，有一座小屋，叫作“俾斯麦小屋”，说是这位“铁血宰相”当年在这里求学的时候，因为行为不轨而被市政府“驱逐”，勒令其在城外住了约半年时间。哥廷根还有一座高耸的“俾斯麦塔”，在附近的山上。那是在他的晚年，征得他同意之后于十九世纪末建造的。工程完成之后不到兩年，这位叱咤风云、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就与世长辞了。除了这两处之外，哥廷根还有“俾斯麦石”，是在宰相死后的一九0二年建造的一处石柱建筑，因形象笨拙巨大而被后人谑称为“大象的厕所”。

以哥廷根大学的有名，俾斯麦当然不是其唯一重要的政治家校友（譬如朱德在历史上的地位便可与之相埒），但这三处建筑及其后人对它们的态度却能从一个侧面反映该校与德意志政治之间樽俎折冲的复杂关系。这也是笔者写作本文的一个动因。与欧洲许多国家的大学不同，德意志地区的大学大都由官方出资建立。直至今天，德国的私立大学仍寥寥无几，其中出类拔萃的更为少见。但值得一提的是，近代的所谓研究型大学，以学术研究为重心、以提升科学水平为目的的大学建设，又首先是在德意志地区倡导和实践的。

如果说哥廷根市内俾斯麦的三处建筑可以反映哥廷根大学发展的一个侧面，那么“哥廷根七君子”事件对我们了解德意志学术政治，更有窥一斑见全豹的意义。在今天哥廷根的主校园内，有一硕大的石块铺就的空地，周围是几栋教学楼和图书馆主楼。在这座绿荫下的广场一边，有一锈迹斑斑的“G7”的纪念性建筑，指向的就是“哥廷根七君子”。这个广场由此取名为“哥廷根七君子广场”，旁边的公车站也以此命名。由此可见，“哥廷根七君子”事件在该校、该城的历史上，事关重大。

这个事件发生于一八三七年，正好是哥廷根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时候。一七三七年哥廷根大学由汉诺威的选帝侯乔治二世（George August，1683-1760）所创建；他被称作乔治二世是因为他们家族因血缘关系，从他父亲开始成为英国的国王。但一百年之后，情况有所变化，乔治三世的儿子恩斯特·奥古斯都（Ernest Augustus， 1771-1851）成了汉诺威的国王，而其侄女维多利亚则继承了英国的王位。奥古斯都甫一就任王位，便搁置了早先通过的宪法，引起了哥廷根大学七位教授的抗议，其中领头的是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达尔曼（Friedrich Dahlmann）和格奥尔格·格维努斯（Georg Gervinus），加上“格林兄弟”（威廉和雅各布，Wilhelm &Jacob Grimm）、法学教授威廉·奥尔博雷希特（Wilhelm Albrecht）、物理学教授威廉·韦伯（Wilhelm Weber）和东方学教授海因里希·艾沃尔德（Heinrich Ewald）。事件的结果是，这七位在各自领域颇有成就的教授离开了哥廷根大学，让其元气受损，但该校如此重视这个事件、珍视这段历史，则又让人看到德意志高等教育、学术文化的传统特色。

哥廷根大学的全名是“哥廷根的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因为其创建人是乔治·奥古斯特，也即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有如此显赫身世的创建人，哥廷根大学在建立之初便不同凡响，成为得益于启蒙运动的开展而在德意志地区迅速崛起的一所高等学府。乔治二世本人也以支持启蒙运动的理念而闻名于世。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欧洲的大学教育经历了一场大转变。其原因不言自明：原来中世纪的大学，有一个维持、继续社会等级的作用，因此德文称之为 “Ritterakademie”，直译为“骑士学府”。但宗教改革冲击了这一等级制度，经过路德的翻译，许多德意志人第一次读到或听到《圣经》的内容，发现早期基督教强调人人平等，教会也没有那么严苛的等级规范。另外，新教强调信徒对教义的理解，于是需要开动脑筋，与后来启蒙思想家提倡诉诸人的理性，追求知识，有相通之处。

换言之，在宗教改革的冲击下，中世纪晚期以来的大学，其办校目的和培养对象经历了剧烈的转变。许多大学学生数骤减，甚至有人提出要彻底废除大学，于是德意志大学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如海德堡大学虽然历史悠久，但在十七世纪全校常常只有八十个左右的学生。经过一番脱胎换骨，大学教育又重振旗鼓。许多新的大学在各地涌现，如创建于一六九四年的哈勒大学（后与路德任教的维滕贝格大学合并，并以马丁·路德大学为现校名），便被公认为近代德意志学术史、教育史上的一个新起点。之所以称为新起点，就是因其有新的办学理念，也即“虔敬主义”（Pietism），其主张是实践路德教的教义，提倡像早期基督教徒那样过虔诚、清苦的生活，同时又希望学生积极入世，掌握实用的知识，为社会服务。由此缘故，哈勒大学的法学和哲学学科，成为当时的一时之选。如哲学教授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被后人称为介于莱布尼茨和康德之间的一位重要哲学家。

受命创建哥廷根大学的格拉克·明希豪森（Gerlach Münchhausen）曾在哈勒大学求学，而博学多才的莱布尼茨则是汉诺威选帝侯家族的重臣。由于深得乔治二世及其家族的信任，明希豪森大张旗鼓地推进高等教育的理性化和世俗化。尽管哥廷根大学被视作哈勒大学的继承者，但在提倡理性思考、拓展多种知识、反对盲目信仰的学术发展道路上，哥廷根大学很快超过了哈勒大学，成为近代研究性大学的真正代表。一个例子就是，沃尔夫在哈勒大学的一次授课中，竟用孔子和儒家文化作为范例指出，人类理性有足够的力量获取道德真理，信仰并不那么重要。但他的立场为信奉虔敬主义的校方不许，因此沃尔夫只能离开哈勒大学。

明希豪森发展哥廷根大学的办法，为后来的教育家所熟知并效仿，那就是尊重知识、延揽人才、综合发展，而在他那个时代，他的诸多举措实属首创。所谓尊重知识，就是不像哈勒大学那样，干涉学术的独立自主。在吸收人才方面，明希豪森不但注重延聘优秀的教师，而且还注意吸纳家境贫寒的学生，让他们一旦入学就可以享受免费的餐食。出于对人才的重视，明希豪森尽可能给哥廷根大学的教师当时最好的待遇，让其他学校无法与之在这方面匹敌。一八0九年柏林大学建立之后，由于位居普鲁士首都，很快成为哥廷根大学的劲敌。但即便如此，哥廷根大学的许多教授还是拒绝了柏林大学的延聘。一八七一年德国统一之后，哥廷根大学在德国的大学中已经不再独占鳌头，但只有28% 和34% 的文科和理科教授离开哥廷根而应聘其他大学，这一数据在当时的德国是最低的。

当然，明希豪森的办校还有照顾现实的一面，那就是吸收贵族子弟较多，在课程设置上考虑他们将来的谋生之道，譬如法学和医学。在哥廷根大学早期的历史上，贵族子弟的比例相对比较高，而这些人在当时社会的地位，无疑有助于提高学校的声誉和影响。

综合发展指的就是在哲学、神学、法学和医学四个主要领域，独立为政，全面开花。这一做法既让哥廷根大学区别于哈勒大学（后者相对侧重法学和神学，而且法学从屬于神学院），也让哥廷根大学成为后世综合性大学的样板，因为其各科人才齐全。“哥廷根七君子”就是一例，其中六位都是当时一流的文科人才，而物理学教授威廉·韦伯则是由数学天才卡尔·高斯（Karl Gauss）引荐进入哥廷根大学任教，之后又是“七君子”事件后唯一被该校返聘的教授。至今哥廷根老城之外还有一座高斯和韦伯的纪念塑像。两人一坐一立，似乎还在切磋讨论他们的某项科学发明。其他六位教师虽然没有回校任教，但在其他学校也卓有成就。譬如格维努斯后来一直在海德堡大学从教，是德意志文学史的大家。著名的《格林童话》的编者威廉·格林和雅各布·格林离开哥廷根大学之后，有一段时间生活发生了困难。但他们并不气馁，而是转而开展了德语大词典的编辑工作。之后他们相继应聘柏林大学，重新获得了稳定的教职。

的确，整个十九世纪直至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是哥廷根大学的“黄金时期”，其表现是文理科并进，法学、物理、数学、医学和人文类学科，均跻身欧洲一流。关于在十九世纪建立著名的“哥廷根学派”的数学教授大维·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曾有一个传说，那就是，爱因斯坦曾向他请教数学问题，得到了满意的解答。有人提议说，爱因斯坦发明广义相对论，希尔伯特也应该享有一份荣耀。但希尔伯特的回答则是：哥廷根街上随便找个年轻学生，都可能帮助爱因斯坦解决四维几何的问题。不过，这样的故事如果不是传说，那也是戏言。我喜欢的是有关希尔伯特另一个相对真实的故事—当他听说一个学生放弃数学，转而去学习写诗的时候，他的回应是：“好的，显然他的想象力不足以学习数学。”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自明希豪森以来，哥廷根大学尽管在学科建设方面全方位挺进，但又并不以学科为界，而是充分尊重不同学科教授的学术兴趣，让他们自由自在地追求喜欢的东西，随心所欲地在学海里遨游，校方或院方从不强行约束。譬如格奥尔格·利希滕贝格（Georg Lichtenberg），在哥廷根大学担任了物理教授三十年，而他又喜欢写讽刺诗和格言，为当时有名的格言家。因为小时不慎受伤，利希滕贝格驼背矮小，但他因其广博的学识受人尊重，在哥廷根的校园和市内，不止一处竖着他的纪念雕像。其实，像利希滕贝格这样“不务正业”的教授不乏其人。他们触类旁通，在自己专攻之外的领域获得了傲人的成就。譬如布鲁门巴赫，原是医学教授，却又被后人称作自然学家、生理学家、人类学家、动物学家。他将人类的历史视作自然史的一部分，由此而跻身历史学“哥廷根学派”的一员。“哥廷根七君子”的行为，也恰好折射了教授群体独立的政治人格和学术自主。汉诺威国王即位之后的行为，其实与他们的教学和研究无涉，但他们群起而反对，不惜付出失去自身教职的代价也毫不妥协。

在哥廷根的旧市政厅，其底楼的墙上刻有这么一句话：“哥廷根之外没有生活。”这句充满豪气的宣言，充分表现了这座小城以学术自傲的底气。对于一般人而言，学术研究似乎有点枯燥无味，但不少沉浸于内的人则又乐在其中、孜孜不倦。对他们而言，生活就是学术—没有学术也就没有了生活。季羡林先生也曾是“哥廷根人”，在这座小城攻读吐火罗文十年，并留下了《留德十年》的回忆文字。季先生所以在哥廷根待了这么久的时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自然相关，战争的爆发让他滞留他乡，无法回国，所以对当时的他而言，“哥廷根之外没有生活”或许是一句颇为贴切且又苦涩无奈的形容。但展读他的《留德十年》也可发现，虽然欧洲战场烽火连天，他的老师和同学也上了战场，但总体而言，哥廷根仍然相对地保持着它惯有的沉着和安稳，让季先生在这片学术“净土”上继续他的学业，并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季羡林这位“哥廷根人”的亲身经历，让我们看到这座小城的吸引力，其实不仅在于哥廷根大学拥有四十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德意志历史上著名人物的故居在古城的大街小巷里随处可见，而且在于这座小城崇尚学术自主，尊重人才、知识的悠久传统。这一传统的建立，与“哥廷根七君子”近两百年前的挺身而出，关系甚大。这一历史性事件不仅影响了哥廷根大学的历史，也足以让我们在今天深刻思考和反省现代学术的传承、特性和未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