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当今世界，人们普遍信奉和谈论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理论，并将其称为＂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政治家、官员到理论家、一般工作人员乃至民众，＂主义＂更成了一种流行词汇．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即使是科学的、正确的＂主义＂，也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促使某种科学的、正确的社会思想理论得以明晰、稳固和传播，又会导致这种科学的、正确的社会思想理论凝固、独断和神圣，从而走上宗教化的歧途．英语词尾ism，既可译为＂主义＂，又可译为＂教＂，可见，＂主义＂很容易转化为＂教义＂．我把这种凝固化、独断化、神圣化的弊病叫作＂主义病＂．建国后的中国社会思想理论的历程表明，这种＂主义病＂的危害是不可忽视的．我的结论是：战略思维应当远离这种＂主义病＂．

时至今日，主流话语常常坚持这类说法：我们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不会出现对政府的怨愤情绪，少数人有些批评意见，也会得到合理解决．我们党是共产主义政党，是大公无私的党，不但伟大光荣，而且正确，只是少数党员干部染上了不正之风．我们党和国家以马克思主义这一客观真理为指导，对马克思主义只能信仰并结合实际予以发展和创新，而不能怀疑，或将其做为一个学派来对待．上述说法，在左倾错误泛滥年代曾导致将不同观点、意见和进行批评、抗议的人，打成＂反社会主义＂、＂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分子．今天，这种做法不会再出现了．但仍有这样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一遇到群众上访，特别是群体事件，便产生反感．认为这是对＂政府＂不信任＂，影响了＂稳定＂．虽然承认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却总是夸大其消极面，而无视其积极作用，不但不借此以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还千方百计打压民众的维权意识和行动，造成一些地方矛盾持续激化的恶果．一听说有些干部、知识分子和民众严厉批评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特别是那些还够不上腐败分子却有种种腐败行为的领导干部，便表示不安．认为这是矛头指向了多数党的干部，是一种＂不和谐＂的声音，是怀疑＂党的领导＂的表现．致使当下腐败现象持续泛滥而未能得到有效遏制．一看到有干部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质疑，指出它的社会历史局限性，要求调整已经过时的叙述框架，并对主流话语的基本观点提出批评，便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在动摇立国之本，执政之基．这种根深蒂固的情结，就是＂主义病＂的表现．

这种＂主义病＂的失误在哪里？第一，这里所说的＂主义＂，尽管在总体上说是先进的，但它在线性因果观的指引下，从＂抽象＂转化为＂具体＂时，就常常受到＂污染＂．＂社会主义好＂，不等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一些制度和政策就好．共产主义是符合历史发展必然性的美好理想，不等于共产主义政党的多数党员干部就是人民的公仆．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不等于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定和主张的社会思想理论都是正确的．把＂应然＂等同于＂实然＂，把努力追求的目标说成是已经存在的现实，是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常见的＂惯性病＂．第二，对任何一种＂主义＂，总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就有诸多派别．在十九世纪中叶有普鲁东的社会主义、拉萨尔的社会主义、巴枯宁的社会主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克利盖的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被马克思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亦即科学共产主义，成为影响最大的社会思潮和派别．在二十世纪，出现了前苏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德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非洲和拉美的社会主义，柬埔寨波尔布特的共产主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日成与金正日的朝鲜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又有社会民主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派别．当然，其中有较为接近原旨的几种理解与解释，亦即较为科学、正确的理解与解释，但按现代解释学的理论，即使最糟糕的派别，也与原旨有某种共同之处（确定性），何况那些有某种科学性和正确性的派别，更会具有相当的价值．谁也不应垄断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解释权，不能自称是唯一最坚定、最忠实的＂主义者＂，而绝对排它．列宁和斯大林把非列宁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思想支柱＂，毛泽东晚年把与自己的观点不同的观点攻击为＂修正主义＂，所造成的损害，是尽人皆知的．第三，即使是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样富有真理性和正义性的＂主义＂，也不会是绝对完满、万无一失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必须从资本主义那里吸取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等观念，时时提防以＂社会＂、＂共产＂的名义侵害公民的合法权利．正象集体主义应当从个人主义（英语中Individualism不同于自私自利Selfish）那里吸取公民个人的权利意识，以提防集体主义异化为群体至上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既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又属于变革型，这就需要用具有科学性的保守型社会思想理论来补充，以提防带有左倾性质的急躁病．因为无论变革型还是保守型，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这是社会这一有机体自身具有的发展和稳定两种属性的反映．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中叶欧洲那种连绵不断的战争和革命斗争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产物，在二十世纪初传入灾难深重的中国时，被寻求救亡图存理论的革命知识分子所选择．今天，时代变了，和平、发展、合作成为主要潮流，只有调整马克思主义的既有叙述框架，而不单在那里用＂基本原理＂来结合实际加以运用，才能真正实现＂发展＂和＂创新＂．要充分尊重具有一定科学性的非马克思主义派别，而不能只是＂批判地借鉴＂，以图＂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可参阅拙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思考和未来展望＞，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０３．３期＝＝）当前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被一些学者讥为＂打左灯向右拐＂的尴尬现象呢？就是因为主流话语一方面要求在理论上坚持运用＂变革型＂，另一方面又要求在实践上运用＂保守型＂的缘故．第四，＂主义＂同其它概念一样，都具有语言表述上的相对性．人之创造包括＂主义＂在内的任何概念，都是为人服务的．人不应当被自己的创造物所奴役，拜倒在某种＂主义＂面前而不能自拔．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表明，任何概念都不可能绝对准确地表达某种客观对象，人在运用＂主义＂这一概念时，必然会表现出某种不确定性来．国王和天皇，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语境中是封建主义的头目，但是现在他们却分别成了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和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象征人物．现时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语境中是位排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大资本家，但他决意将身后的几百亿美元家产无偿赠与＂社会＂，他的财产在事实上即将自愿＂共产＂了．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语境中是位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但他在＜１９９９：不战而胜＞一书中，公开赞扬并运用了被邓小平称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实事求是原则，成功地预测了前苏联的＂和平演变＂．可见，人的真实的思想行为，不能完全用某种＂主义＂来准确地、恰当地说明，对于＂主义＂这一语汇，不要过分看重、看死了．

这里，我把从不同视角在网上写的两篇论文，修改、整合为一篇论文，题以＜论＂主义＂＞之名，供对战略思维、战略管理有兴趣的执政者和学界同仁参考．

（一）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种种＂主义＂并非终极标杆

摘要：把握真理是过程，对立的统一，回到出发点这三个哲学方法论原则，对于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以及一般＂主义＂的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　真理是过程　对立的统一　回到出发点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以来，无论在党政领导干部中，还是在一般干部、知识分子中，对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而又敏感的问题，产生了许多疑问乃至陷入困惑。在理论宣传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中，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难看到，近年来，在干部队伍中，普遍重视了如何认真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决定的问题，却往往在思想上把“主义”的问题搁置一旁，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说不清或无意义的问题。而在理论工作者中，围绕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也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并涉及到若干哲学方法论问题。很明显，只有在哲学方法论上具有较为深刻的理解，才能在理论上对对社会主义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并注意防止将任何＂主义＂凝固化、独断化和神圣化，在各种复杂的内外环境乃至政治风暴中，经受住考验。这里，拟从哲学方法论上提出三点思考，意在促进这一难题的解决。

１．真理是过程——“主义”内涵的变化与发展

１）．理论宣传界普遍把十六世纪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图景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但据中外一些社会主义史家的考察，“社会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资本主义已发展起来的十九世纪上半叶。在１８０３年，一位名叫朱利阿尼的意大利人写出了名为《驳反社会主义》一文．到了二、三十年代又出现了英国欧文派和法国圣西门派在刊物上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以及傅立叶关于社会主义共同体的著作。在四十年代初，先后流亡到南欧和西欧的德国人魏特林开始在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据笔者考察，恩格斯是在１８４３年５月宣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１］p560-561，而马克思是在一年后的１８４４年７月明确表示赞成社会主义的［１］p484。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常是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做为具有相同含义的概念来使用的［２］p586、［３］p157。在早期，由于他们看到当时冠以社会主义名称的派别，多属资产者和知识分子，这些人满足于向上层社会呼吁，而冠以共产主义名称的派别，则主要活动于工人群众之中。这样，此前已决定献身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多采用共产主义这一概念，而很少使用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有时甚至把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做了区分［４］p224-225。这种做法，直到１８５２年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联盟解散后，才有所改变。但马克思还是常常使用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在七十年代批判哥达纲领草案时，在讲到“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时，用的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称谓，并划分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５］p10.12。人们知道，四十多年后，列宁把这里讲的“第一阶段”叫做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叫法，在以列宁主义为旗帜的共产党人中沿袭了下来。马克思在使用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时，为了同当时工人运动中的普鲁东、拉萨尔、巴枯宁等社会主义派别划清界限，将他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称为“科学社会主义”［６］p638。他们有时还把自己的理论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根本不同＂．如在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他们就在伦敦组织过＂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后来还多次把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叫做＂我们党＂．在此期间，恩格斯很少使用“共产主义”一词，以致他在晚年的一封信中说：“‘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到必须更确切的表述时才用它。即使到那时也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它实际上已三十年不曾使用了。”［７］p203人们公认，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２）．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其它派别的社会主义学说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什么不同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时，曾对未来社会做了这样的描述：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行“国家所有制”，而“国家所有制高于私有制”［２］p615；为防止物质资源和劳动力的浪费，实行全社会范围的计划经济，“因而竞争就消灭了”［２］p605;包括曾经是“失业者”和＂赤贫汉＂在内的每个人都成为“文明的、自食其力的、勤勉的人”［２］p615,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按需分配”［８］p638的原则。这种制度性的描述和设计，是深受原有社会主义派别启示的，甚至直接采用某些派别的提法的。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不但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而且首先理解为一种思想理论和政治运动。恩格斯为了同那些只是在那里设计美好社会蓝图的学说区别开来，甚至曾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３］p311。正是在思想理论和政治运动这两个方面，科学社会主义明显地高出于此前和当时流行的其它社会主义派别。从思想理论上说，科学社会主义基于唯物史观，把社会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又一历史阶段，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而非单纯是善良人们的某种主观愿望，更非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从政治运动上说，科学社会主义指明，处于社会底层而又与大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工人阶级，即被当作同义语来使用的“无产阶级”［２］p280，是完成这种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只有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而不能搞少数人的密谋暴动，更不能寄托于上层社会的“恩赐”，或在那里等待＂自然历史过程＂的自动实现。１８４８年发表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从思想理论到政治运动再到社会制度，较为完整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观点。

科学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在１８５０年至１８５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欧洲１８４８年革命的经验教训，把“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的原理发展为“工人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并指出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必要。这时，马克思深感自己经济史方面知识之不足[9]p208，乃集中精力研究自重农学派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并深入剖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在五十年代后期基本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于六十年代中期发表了《资本论》（第１卷）。由于马克思在该书中明确提出和科学论证了剩余价值学说，从而更加有力地揭示了当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之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按照后来列宁的说法，《资本论》的问世，使得唯物史观由“假设”变成了“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１０］p9.10由此，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建立在更加牢固的思想理论基础之上，并在理论上战胜了普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当时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曾为《资本论》的出版，向马克思表达了谢意。到了七十年代，在社会主义运动的策略上，马克思提出了“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１１］p179的原理，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上，马克思提出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八十年代，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几乎占了统治地位。到了九十年代，恩格斯认识到：“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１２］p443他在制度设计上，又提出了两种公有制的设想。［９］p314遗憾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虽然终生注意发展他们的理论，却始终坚持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这一重要看法：“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被消除。”［５］p441

３）．马克思、恩格斯相继逝世后，科学社会主义队伍内部发生了重大分歧。先是伯恩斯坦等人与考茨基、列宁等人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后是考茨基等人与列宁等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各执一端，各从一种视角上，理解、解释乃至修改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提法。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正居住在阶级斗争比较缓和的英国，尽管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所做的“修正”，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但他过分夸大了“缓和”这一面，忽视了阶级斗争较为尖锐的德国和俄国的实际情况。而考茨基、列宁坚持和强调阶级斗争理论，是与当时德国和俄国的阶级斗争的激烈状况相适应的。在不久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来时，坚持阶级斗争理论的考茨基不敢利用帝国主义战争的机会进行革命。而列宁则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几个主要国家同时发动才能成功的原理应予修正，并在大战正酣的１９１７年勇敢地领导俄国工农群众举行了有名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虽然肯定了十月革命是一个＂重大的、光辉的事件＂，正确地指出了民主的社会一般性，但他否定了民主的阶级性，激烈地攻击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违反了民主原则。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所取得的成就，使考茨基的超阶级的民主观陷入困境．但列宁在匈牙利革命爆发后认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月比一月地接近了”［１３］p859，企望建立＂国际专政＂的思想，和过分夸大民主的阶级性，乃至否定了民主的社会一般性的理论，是不符合实际，并有重大缺陷的，对后来陆续建立的、以列宁主义为旗帜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不良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列宁早年参加革命时，也是把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通用的，在１８９３年他从萨马拉来到彼得堡时，已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他在次年所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中，所捍卫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学生们＂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直至１９１７年１月，列宁还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只是在二月革命后的四月提纲中，列宁才为了同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理论彻底划清界限，拾起了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过的＂共产主义＂、＂共产党＂的词汇，批判并抛弃了＂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之说，而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则紧紧抓住＂社会民主主义＂（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有民主社会主义之称）和＂社会民主党＂不放，并赋予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的观点有所不同的含义．整个二十世纪，由列宁开启的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其政党名称大体为共产党、工人党）和由伯恩斯坦、考茨基开启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其政党名称大体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这两大派系，在争取和实现社会主义的认识与活动上，各有千秋，各自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各有其缺陷，没有必要确定谁是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中的所谓＂正统＂。即以社会变革的方式来说，前者强调的是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原苏联和中国都是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取得政权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后者则要奉行和平过渡的方式，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欧洲一些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就是通过普选上台执政的．以经济制度设计来说，前者以原苏联为代表，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公有制，实行了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列宁在内战结束后不久，曾提出并实行过“新经济政策”，使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了短时间的发展，当时列宁认为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１４］p687。但他实际上认为这只是“暂时的退却”，只是五到十年的事。列宁逝世后五年，“退却”终止了，三十年代后期建立起被后人称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后者以三十年代初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瑞典为代表，实行的是保留私有制经济但加以限制，坚持市场经济，努力提高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实现“从摇篮到坟墓”包下来的社会政策。历史发展到了八十年代，曾经取得过重大成就的“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充分暴露了出来，改革的浪潮汹涌澎湃。但原苏联的改革带有否定一切的性质，在当时国内外的情势下，造成了国家的解体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瓦解。而中国的改革虽然是革命性的，却并未否定一切，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做出了新的表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１５］p373这种突出生产力而不象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那样突出生产关系，并且与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同现存制度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在于“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１３］p443的观点有明显的区别，这必然要引起人们的广泛议论和深入思考，并导致观念上的重大更新。

４）．历史表明，科学社会主义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从总体上说，是在不断地从抽象走向具体，从片面走向全面，从表层走向深层，从贫乏走向丰富。当年黑格尔对概念或判断的真理性做过这样的说明：“一种真理同时是不真的真理”［１６］p24；“判断的形式总是片面的，就其只是片面的而言，它就是不真的”[17]p100；“全体才是真理”[18]p133。列宁在研读黑格尔的这些话时写道：“真理是全面的”，而要达到全面，就要看到“真理是过程”［１９］p212.215。从真理是过程这种辩证思维方法出发，就要把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乃至一般的社会思想理论看成是处于变动过程中的。同时，人们在观察对象的过程中，“有时从它的这一规定，有时又从它的另一规定去加以说明”［１７］p221，“把同一内容时而看作是本质的，时而看作是非本质的”［２０］p9。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之所以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概括有所不同，是与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一派系普遍地、长期地忽视发展生产力这种弊病直接相关的。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另一派系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尽管也表现出了某种例如保有一定程度上的剥削等局限性，但毕竟保护了人力和物力资源，保持了社会和谐，不能轻率地攻击其是所谓“资本主义的思想支柱”。同样，对于非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包括世界上几十个自称主张社会主义的执政党的理论，都不能一概否定，或攻击为“假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学说，从总体上看，是从不同视角上丰富了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不能象曾有过的那样，只以列宁主义为尺子或只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为尺子来衡量．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发展中出现的语言学转向，对于防止把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僵化、凝固化，是有启示作用的。而现代解释学的出现，又表明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可以从多种视角做出解释，这些“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再创造”，“理解就是对本来事物的重建”［２１］p174.。246。

２．对立的统一——“主义”的共性与个性

１）．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论述来看，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对立是明显的，而他们二人也多是从两者的对立方面来阐述问题的。这是任何新思潮在批判旧世界时势所必然的。但这往往使人们忽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统一的方面，把社会主义的特性孤立起来，陷入了无条件地排斥资本主义的独断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主义者，过分地强调了两者的对立的一面．其实，就思想理论层面而言，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是同科学社会主义相一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吸取其精华的同时，将其置于更高的基础之上，使之更为实际、更为普遍，这从他们对十七世纪以来洛克的个人自由主义和十八世纪以来边沁的个人功利主义的批判性评价中即可看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也同科学社会主义有一致之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吸取其合理内涵的同时，将其置于正确的基础之上，使之成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从他们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分析中即可看出。资本主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经济的诸多原理，也与科学社会主义相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吸取其优秀成果的同时，将其置于更为彻底、更为一贯的基础之上，这从他们对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性解剖，特别是马克思对李嘉图在论述“资本和劳动按价值规律交换”［２２］p259的原理时出现的自相矛盾的难题所做的破解中即可看出。就政治运动这一层面而言，在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百余年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政治势力，常常显示出一致来。１８４８年席卷欧洲的革命运动是什么性质的？从革命的发动者、组织者和主力军来看，这是一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的各国社会主义者是这一革命的最坚定的参加者和活动家，但从革命的社会背景、可能条件和实际后果来看，这又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尽管资产阶级表现出了妥协、动摇的本性乃至进行了叛卖活动，但毕竟参加了这一革命，这场革命运动的后果是沉重打击了欧洲封建主义和王公贵族的势力。有趣的是，在随后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起来的情势下，当年镇压１８４８年革命运动的刽子手，竟成了这场革命运动的“遗嘱执行人”［２３］p462-465！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同主张维护人类自由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曾结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向人类文明的敌人——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纳粹党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希特勒法西斯集团及其盟友——意大利法西斯集团和日本法西斯集团，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持久的正义战争，并取得了胜利，保卫了人类既得的文明成果。

２）．就社会制度这一层面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亦有诸多重要的共同点和一致之处。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其领导集团在主观愿望上都是要发展全社会的生产力和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建设物质文明乃至精神文明的。这样，两类国家在法律制度、管理制度上，必然会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也正因此，两类国家在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中，能制定并遵守共同的规则。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大气、河流与海洋污染，艾滋病和非典肺炎流行，恐怖活动猖獗，核武器扩散和核战争危险，两类国家都能行动起来乃至共同防范，加以解决。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行程中，人们还看到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一方面，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为了避免或减弱经济危机带来的损害，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某些经验，实行了以强调国家机构干预经济发展的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资本主义的法国制订过“五年计划”，资本主义的韩国制订过“十年计划”。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已不能象十八、十九世纪那样，任由个人支配、处置了。许多国家制定了反垄断法等法律，对资本家生产资料的运作方式进行了限制，又通过征收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对资本家的庞大私产进行了限制。资本家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股份公司发展起来，众多工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成为小股东，使股权分散化了。委托经营制度的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化，导致了所有权的弱化和占有权的强化。一些劳动群众自行组织起来的集体经济——合作社，受到了国家的支持。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除了以“按资分配”为主外，重视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劳动者的工资大大提高了。在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中，社会福利的比重增大了。这一切表明，社会主义因素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中，无可否认地增长了。在政治领域，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和法制建设上，普遍采纳了社会主义国家保障劳动者参政权利的一些举措，如在选举权上，不但普遍取消了财产上的限制，而且普遍取消了种族和性别上的歧视。另一方面，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甚至是在前资本主义的基地上建立起来的，这就急需吸纳资本主义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所取得的成果。在克服了绝对排斥资本主义的左倾错误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调整了生产关系，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认识到“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后，才能废除私有制”［３］p３６６。３67，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私有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制度。在分配方式上，实行了以按劳分配为为主体，包括按资分配在内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在资源配置上，实行了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已实行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制度。与此同时，广泛地借鉴、吸纳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与法制方面的内容、经验，高效率的行政运作方式，以及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制度。基于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点和一致之处”的共识，近些年来，在中国大地上，流行着一些诸如“接轨”、“包容”、“双赢”和“奥林匹克精神”、“国际社会”、“全球利益”这类新的话语和话语方式，这是十分自然的。

３）．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如何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是至关重要的。从理论上说，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做过论证，其着眼点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所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与无政府状态、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带来的合理地配置资源，公平地进行分配以及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但历史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预见到以下两点：一是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的，从而出现了“不够格”的社会主义［１５］p225与发达的资本主义两类社会并存的局面，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调整自己，乃至在《资本论》宣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后的一百三十余年的今天，仍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关于前者，科学社会主义者应当正视两类社会各有长处与短处的事实，除要看到对抗的一面外，还要看到互补的一面。在列宁主义者中，曾经普遍认为，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各方面都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而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腐朽，很快就要灭亡。不可否认，列宁主义者是主张和平共处，反对“输出革命”，更反对侵略战争的，但却普遍把社会主义之取代资本主义，理解为“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一定会战胜发达的资本主义，认为一旦战争爆发，必然会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流行着一种为毛泽东所肯定的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出现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出现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在地球上的地盘就不多了，也可能全部崩溃。这种观点和理论，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众所周知的损害。关于后者，科学社会主义者应当正视资本主义国家在调整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时，社会主义因素在增长这一事实，以致人们不难看到，由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派别执政的国家，同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制度上已无显著区别。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在谈到英国的政治斗争形势时说过：“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英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实行普选权“将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24]。今天，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大体上实行了普选权，这是令人深思的。在列宁主义者中，曾经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因素，为了维护既有原理的所谓“纯洁性”，以玄学式的思辨，硬是否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那些明显的社会主义成分。这种观点和理论，曾使以列宁主义为旗帜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常常陷入尴尬的境地。人们注意到，在中国共产党创立邓小平理论，克服了列宁主义者中普遍存在的片面性，正确地解决了对社会主义之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命题的认识的同时，西方一些在苏联东欧剧变中站住脚跟的列宁主义政党如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希腊共产党，在自己的党纲中，不但早已取消了暴力革命的提法，而且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苏联共产党瓦解后重新组建的俄罗斯共产党，在自己的纲领中不但在经济上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在政治上主张实行多党制。看来，对于资本主义如何走向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不能只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既有原理中去寻找答案，而应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中，通过进步人类的实践来深入地进行探索和解决。

４）．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关系即对立统一关系，必须既看到这一矛盾本身的复杂性，又看到它与其它矛盾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因为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矛盾是错综交织的。当年黑格尔把古希腊哲学家关于矛盾这一概念的零散论述，上升为他所构建的哲学体系的最重要的范畴，要求人们“在统一中认识对立，在对立中认识统一”，使之做为“哲学思考之本质”。但他站在唯心主义的、保守的立场上，“兴趣仅仅在于和解这一对立”，认为“理性的本性在于渴求统一。”［２5］p377.6.304而马克思则站在唯物主义的、革命的立场上，指明了＂斗争＂的重要性．在列宁那里，则明确肯定“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１９］p408列宁之强调斗争这一面，在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令人瞩目的，并带来了一定的片面性。当然列宁不完全否认另一面，也曾讲过“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19]p408这样的话，并承认解决矛盾的方式的多样性。共产党人的斗争历程表明，正确地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对立又统一这种复杂关系是不容易的。既不能只讲对立而不讲统一，也不能只讲统一而不讲对立，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可以和应当突出其中的某一方面，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完全忽视另一方面。例如在战争和革命成为主潮的时代，就总体来说，应当突出对立、斗争的方面，但也不排除在某种场合突出统一、一致的方面；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主潮的时代，就总体来说，就应当突出统一、一致的方面，但也不排除在某种场合突出对立、斗争的方面。处理这种矛盾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处理它同其它矛盾关系时所出现的种种复杂情况。大量的社会矛盾并不属于“姓社姓资”的矛盾，却往往又与“姓社姓资”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即使在冷战时期，以原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也不完全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造成的，这里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苏两个霸权主义国家的民族利益的冲突。这也正是两大阵营内部各国之间同样是矛盾重重，乃至在六十年代“阵营”已几乎名存实亡的原因所在。五十年代初，尽管南斯拉夫是公认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与“工人自治”），但美国出于反苏的需要，而用军援支持了南斯拉夫；尽管以色列在农村经济中实行了带有共产主义按需分配性质的“吉布兹”（集体）制度，但美国出于对外扩张的需要，也与之结成了同盟。近些年来，中美关系有了明显改善，但美国政府仍不时给社会主义中国制造麻烦，其中一些人还在顽固地进行反华活动，其原因并不完全在于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因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但不盲从美国，还坚决反对美国人搞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可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中，不再以意识形态为依据，乃是应对国际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复杂矛盾的行之有效的正确原则。按照二十世纪科学发展中出现的非线性原理，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由于诸多矛盾相互缠绕，其间作用呈现着非线性因果关系，机械决定论在这里彻底失效了。这就表明，对于任何一个大系统的变化，人们即使得到了“足够”的参数，也不能绝对准确无误地预测其结果。由“过去”不能完全断定“现在”，由“现在”不能完全断定“将来”。在这里的逻辑通道上，会出现链条折损、对称破缺、混沌模糊等困扰。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能在认定某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之后，就进行某种逻辑推理，断定其必会执行某种内外政策，断定其对国内外的重大问题必做某种处理。

３．回到出发点——“主义”并非终极标杆

　　１）．对社会主义含义和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统一关系的深入探讨，自然会引伸出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的原初目的和最终指向到底是什么？其实，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明了：“代替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４］p273我们这里可以把这种联合体简化为“人人自由的联合体”。把握了这个“原来出发点”，并以之鉴别、调整、改进和矫正既有的，甚至是多年流行的种种提法，是防止把社会主义以及任何＂主义＂神圣化的重要保证。事实上，科学社会主义者在百余年的斗争历程中，虽然从总的方面来讲，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不断走向全面和深刻的，但每每出现偏差，究其认识根源，正在于离开了“人人自由的联合体”这个出发点。这里涉及一个颇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即人的本性的问题。人的本性即通常说的人性是什么？马克思当年谈到人类的特性时，肯定了“自由自觉的活动”［２6］p96这一类的本质。这就是说，人性的最主要之点就是追求自由，首先是个人自由。对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８］p86在这一点上，科学社会主义者同其他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是有一致之处的。前者之超出他人的地方在于，把人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４］p18，要求在实际上实现人人自由，而不是只在权利上许诺自由，而在实际上只实现了少数人的自由。如果说追求个人自由，早已被人们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说明过的话，那么，追求人人自由，也在近些年来被人们从生物学上找到了根据。近几十年来社会生物学的兴起，揭示了在动物的基因中，既有“为己”的基因，又有“利他”的基因。蚂蚁中的兵蚁，能为保卫整个蚂蚁群体的生存而自我牺牲。做为有意识的“社会动物”，一个正常的人在个体成长的过程中，逐渐体悟到自己与他人、集体、社会的正确关系，从而产生了“为别人着想”的观念。集体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归根结底就是从“为别人着想”的观念中发展出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曾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人的本性、理智、良知”相一致［２］p614。

既然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而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正是要建立人人自由的联合体，那么，“人人自由”比起“社会主义”或任何“主义”来，都是具有更为根本意义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同人人自由相比，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任何主义都显得渺小了。人们不是为了主义而生活，中国人民不是为了社会主义而搞社会主义的。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之所以在各种“主义”中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之处，或要追求某种心灵慰藉，或受到了所谓天启，而是因为只有它才能引导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自由解放之路。今天，中国人民之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它正在为建立“人人自由的联合体”铺平道路。如果真的有某种“社会主义”，与人的自由的目标背道而驰，人们有什么理由非得坚持它呢？列宁之所以在十月革命后的短短几年中就＂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是因为他并不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固定化,而是用实际生活对之加以检验、调整、修正．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之最终遭到失败，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之被世界人民摧毁，“四人帮”的“贫穷社会主义”、“整人社会主义”之被中国人民抛弃，波尔布特的＂柬埔寨共产主义＂之破产，就说明了这一点。应当指出的是，社会主义的自由观虽然高于资本主义的自由观，但在以列宁主义为旗帜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在突出群体利益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个人自由。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在批判资本主义自由观时，不能不强调事情的主要方面，即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在个人自由的幌子下，掩盖了广大工人的不自由，后来列宁更反复揭露了资本主义辩护士用自由的口号欺骗人民，这一切虽然是必要的，但却在后来相当多的列宁主义者的心目中，自由这面旗变得暗淡无光了。二是长期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影响，而又未经近代资本主义自由观的洗礼，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缺乏应有的自由精神。而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虽然是必要和宝贵的，却带来了某种抑制个人自由的惯性。这样，在群体至上主义的重压下，个人自由受到了某种压抑。而群体利益正是由一个个个人自由组成的，这就势必导致群体利益的虚化。中国共产党在纠正了左倾错误后，开始重视了人的自由，努力维护和扩大了人民的各项权利，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把以尊重个人自由为主要标志的人权保障问题，先后写进了党的十五大报告和共和国宪法之中，后来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这就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在沿着向“人人自由的联合体”这个原来出发点前进。当然，任何概念都既具有确定性的一面，又具有非确定性的一面，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也不例外．当一个政党或个人宣称自己拥护社会主义并真诚地实践社会主义时，这里的社会主义，既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又可能是空想社会主义，甚至可能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或其它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也有＂原生态＂模式，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模式，波尔布特模式，邓小平模式之分．而在对＂原生态＂模式的理解上，也会各有不同．例如至今人们还在争论，究竟是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还是＂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原生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点？这种争论，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走向．同样，对于怀疑乃至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或个人，也要认真区分其真实含义，不能重蹈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左倾错误的覆辙．英语词尾ism，具有虔诚之意，既常译为＂主义＂，又常译为＂教＂．使用＂主义＂这一词尾，既有把某种正确的思想理论强化的积极效果，又有把某种正确的思想理论神化的消极效果．因此，应当恰当地使用＂主义＂这一词尾，以避免使某种＂主义＂神圣化、宗教化．马克思当年曾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表示反感，不但因为一些人歪曲了他的思想理论，而且因为担心这会使他的思想理论变成教义．不可否认，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和民族中，使用＂主义＂所带来的积极效果和消积效果会更为明显．就是说，用先进的＂主义＂去克服落后的意识，会使思想教育的成果更为牢固，但同时又会使这＂主义＂被宗教化，产生新的迷信．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和民族中，即使是先进的＂主义＂也被淡化了．一些进步的当代政治家，原则上不再讲任何主义，而是只要对人类的进步事业有利，任何思想理论学说都可拿来运用．一些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记取了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教训，不再刻意按照当年马克思的＂原生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模式，硬性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了，而是从本国实际出发，努力建设发达的、公平的新社会．而仍然高举科学社会主义旗帜的政党，例如中国共产党，也不再固守某种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人人自由的联合体＂这一最终出发点，来时时矫正自己的路线和政策，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发展＂和＂创新＂．看来，任何＂主义＂都不是终极标杆，而用＂原来出发点＂来鉴别和取舍一切，则是更为根本的．

　　２）．“回到出发点”的思维方法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法。当年黑格尔在构造他的庞大的哲学体系时，总是离不开正题、反题、合题的模式，他在谈到他的认识“圆圈”时，称这种模式是“回复到自身的发展”［１６］p32。列宁在读拉萨尔的一本书时，联想到黑格尔的这一观点时写到：“无论天体运动，或机械运动（地球上的），或动植物和人的生命——它们都不仅把运动的观念，而且正是把回到出发点的运动的即辩证运动的观念灌输到人的头脑中。”［１９］p390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正是抓住了被那些大理论家、大思想家们忽略了的一个最简单的然而是具有出发点意义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５］p574，才创立了唯物史观的。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十分重视“回到出发点”这一思想方法，他曾着重指出过，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对于党的“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来说具有出发点的意义，必须使后者服从于前者［２7］p1211。当代一位日本学者深切地体会到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的重要性：“重新回到原点，再一次宽广地浏览整个问题，然后再组织起来，最后导出结论”。［２8］p13当然，要随时随地记住并运用这种辩证思维方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认识根源上看，人们往往习惯于把已经形成起来的观念凝固起来，常常囿于某种结论而忽视了它的前提，局限于派生而丢掉了始源，拘泥于枝节而离开了根本，热衷于眼前而忘记了长远，造成了对“原来出发点”的遮蔽。从思维过程上看，主体在用概念或判断揭示客体的诸多属性时，由于不断扩张的横向运动和不断深化的纵向运动，经过反复多次的肯定和否定，取舍和重组，便蕴涵了背离概念或判断原意的可能。而思维运动一旦在某个环节上停止下来，这种可能就会变为现实。难怪现代中外一些优秀的学者和管理者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人类过于复杂的智慧，有时竟会成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一种障碍，而回到简单的，做为出发点的东西中去，常常是走出迷宫的一把钥匙。辩证思维的大师列宁，虽然深知“回到出发点”的重要，但他承认自己有时也会忘记这一点。他在十月革命前夕写的一篇文章中，用“争取面包”来比喻阶级斗争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时说：“关于面包，我这个没有挨过饿的人还没有想到过，面包对于我来讲自然就象是写作的副产品一样。要用极其复杂的方法，通过政治分析，思想才会接近争取面包的阶级斗争。”［１３］p325毛泽东也是辩证思维的大师，他十分重视“为人民谋福利”这一出发点。但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却把阶级斗争和变革生产关系这种手段，同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种目的割裂开来，似乎为了搞阶级斗争而搞阶级斗争，为了变革生产关系而变革生产关系。在剥削阶级已被基本消灭之后，仍然“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已被基本消灭之后，仍然追求“一大二公”，严重地损害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重视了“回到出发点”这一辩证的思维方法。邓小平在提出“三个有利于”时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１５］p372江泽民在对“三个代表”做结构性分析时指出：“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２9］p24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了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当然，这里所讲的出发点是分层次的。而“人人自由”是最高层次的出发点，是变动中的不变，是不确定中的确定，是相对中的绝对。牢记建立“人人自由的联合体”这一最高层次的出发点，就为进一步发展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概念在将来可能出现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坚固的、稳定的立足点和支撑点。（可参阅拙作《牢记“回到出发点”的辩证运动》，载《理论研究》１９９５、４期）

附：英译标题、摘要和关键词

The Three Questions Of Methodology In "How To U nderstand Socialism"

Abstract:Truth is process.Truth is unity of opposites. Truth is returning to the starting point.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grasp the three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principles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ism scientifically .

Key words: truth;process;unity of opposites;starting point

（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新视角

摘要：人类社会这一有机体，总是曲折地向着最符合人性的目标前进的．这一目标对于进步人类来说，具有绝对性和普适性，它比任何＂主义＂都更要＂根本＂，如果一定要把它叫做＂主义＂的话，那它就是＂元主义＂．其它的＂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在内，都只具有派生性，而不具有＂最终出发点＂的意义．不要过分在意＂主义＂这一语词，叫不叫主义，叫什么主义，在某种视域中是必要的，并可做出较为确定地回答，而这种回答，又具有某种相对性．但在另一视域中则可以说：＂怎么都行＂!　

关键词：互补　超越　方法　社会主义　元主义

人类社会做为一个自组织系统，在有限的几亿年生存期间（自然科家们认为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年令尚有１亿至１０亿），是在曲折中发展的．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自不待说，人类自身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在曲折中发展的．这种关系表现在个人同他人、群体、社会的关系中，在这里的论述中，将其简化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任何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主流话语或主导意识都要突出这种关系中的某一方面，但也都要用另一方面来补充，并随社会的发展而进步．这里既显现出了互补性，又显现出了超越性．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这种互补和超越，甚至还泛化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互补和超越．这里蕴涵着一些重要的方法论原则，需要深入地加以讨论．

１．互补

１）、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强调个人的价值与意义者，可谓之个人主义，强调集体的价值与意义者，可谓之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这一概念，自欧洲人文主义兴起以来，经常被思想家和学者们使用，直至今日．集体主义这一概念，则自欧美无产阶级开展斗争以来，才被思想家和学者们使用，虽然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只是偶尔使用过它［３０］p25，但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的前苏联和中国，它却成了至高无上的社会伦理准则而经常被人们使用，以致在现代西方的思想家和学者中，有人如哈耶克也在使用它．事实上，人具有＂为己＂这种先天基因，一生下来，就有＂自我保存、自我发展＂这种＂类＂的本性．用弗洛依德的说法就是：＂一个孩子总是先爱自己＂．［３１］p157＂但是，人一生下来，就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在交往中逐渐产生了对他人、群体、社会的存在和利益的感悟，产生了对集体的感情．用弗洛依德的说法就是：＂孩子实际上是由于自私，然后才学得如何爱人＂［３１］p157．前几年美国一位科学家曾做过一次实验：一个只有二岁的儿童，在无人教诲的情况下，将自己心爱的布娃娃送给了一个正在痛苦之中的成年人，进行安慰．可见，＂利他＂也是人类具有的一种先天＂基因＂．＂为己＂和＂利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同时存在，得以互相补充．正是在这个意义可以说，强调个人的个人主义与强调集体的集体主义，两者是互补的，缺一不可．

由于个人与集体毕竟有所不同，具有＂互斥＂的一面，从历史上看，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主流话语或主导意识，或以强调个人的个人主义为主，或以强调集体的集体主义为主，尽管人们未必使用这样的概念．如果抛开文明前史的原始社会不论的话，大体说来，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即马克思称谓的＂人的依赖关系＂的时代，由于是以农耕文明的自然经济为主，社会的主流话语或主导意识强调的是家族、群体、社会、国家．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国家中，生产水平的低下和社会交往的简单，人们形成了对＂集体＂的依赖性．在这类社会中，家族关系突出表现为家庭这一小集体的代表者――家长的统治，而整个国家则突出表现为国家这一大集体的代表者――君王及各级官吏的统治．这就是所谓＂家国同构＂和家族、国家至上的状态．这里的＂集体＂，尽管如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那样是一种＂虚幻的集体＂，表现出超经济的强制性和压迫性，但它也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个人的关爱，在思想家和学者中，以致在官吏中，也会出现高扬个体的思想和说教．古希腊的伊壁鸠鲁的＂个人快乐＂论，古代中国的＂杨子取为我＂论和＂为民做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就表明了这一点．正是这种＂互补＂的存在，才使前资本主义这一社会有机体得以生存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在资本主义时代，即马克思称谓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由于是以工业文明或后工业文明的市场经济为主，社会的主流话语或主导意识强调的是具有权利和义务的个人．个人主义做为一种具有理论形态的社会思潮，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建立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Iｎｄｉｖｉｄｕａlｉｓｍ）原意是对个人的财产权利和自由尊严的维护，是对包括个人的合理欲望和进取心在内的正常人性的肯定，这同自私自利（ｓｅｌｆｉｓｈ）显然不是一回事．这种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想支柱，至今仍是西方发达国家用以发展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精神动力．但与此同时，无论在思想家和学者中，还是在政府官员中，高扬集体者，都大有人在．早年的洛克个人自由主义和边沁个人功利主义，近年的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和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集体的尊重，以致有人把罗尔斯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至于在信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团体和政党中，更是公开宣扬集体主义思想．这里人们又看到一种＂互补＂，正是这种＂互补＂的存在，才使资本主义这一社会有机体得以生存至今并迅速发展．在社会主义时代（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被列宁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即马克思称谓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生活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时代，由于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较高发展，社会的主流话语或主导意识强调的是保证人人自由的集体主义．可见，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包含着群体高于个体和尊重关爱个体这样两个基本原则，是集体权益与个人权益两者＂互补＂的产物．事实上，任何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管主流话语或主导意识如何强调＂集体＂的价值和意义，总会有另一种声音与之＂互补＂：必须保证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个人从属于国家、从属于机器、从属于官僚政治的社会．┅┅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32]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才会发展和进步，直至奔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２）、做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必要条件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互补，必然泛化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互补．这种互补，在现代世界历史上并存至今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从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长达近百年的时段中，世界上既有众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有少数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时段的前期，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往往只看到两种社会制度之间＂互斥＂的一面．这既与在此期间所发生的诸多冲突、战争和＂冷战＂直接相关，又与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法相关．在这一时段的后期，人们越来越看清了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互补＂的一面．资本主义国家自１９２９年经济危机以来，直至２００７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人们在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中，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中，都看到了那种用社会主义来补充资本主义的缺陷这种现象．１９６５年美国费城召开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公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等等．在当代，追求集体的、社会的幸福，而不只是个人的、少数人的幸福的观念，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愈来愈强劲起来．与此同时，放弃或基本放弃原来奉行的殖民主义政策，也成了普遍现象，致使十九世纪到处可见的殖民地，在二十世纪末已基本消失．当然，这里的＂借鉴＂和＂放弃＂，并非一帆风顺，它们是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直接相关的．社会主义国家自列宁在１９２１年提出＂新经济政策＂以来，注意了＂采用资本主义的方法＂[33]p342，关心个人利益．可惜的是，这只是当时列宁迫不得已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是＂暂时的退却＂．在斯大林掌权后不久，这种＂退却＂便终止了．否定资本主义可以和应当与社会主义互补，成了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直至中国的＂文革＂，这种否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正因此，这种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陷入了困境，终于导致中国的全方位改革开放和苏联东欧的剧变．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社会主义中国不但引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而且引进了先进的文化教育和管理方式，甚至学习和借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思想与制度．＂资本＂变得活跃起来，并流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个人变得自由起来，人权受到了广泛尊重和保护．很明显，三十年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同＂互补＂思想的确立，用资本主义来补充社会主义，直接相关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互补的存在，使得国外有的学者认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正在＂趋同＂，国内有的学者谈论＂走向社会主义的美国和走向资本主义的中国＂，此类说法虽有夸大之嫌，但不是没有道理的．换成另一种语言是否可以说，当代世界各国正以各自的方式，沿着不同的途径，在向社会主义迈进呢？这里就涉及一个＂超越＂的问题．

2．超越

１）、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互补＂，并不意味着＂价值等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就总体上讲，集体主义是对个人主义的＂超越＂，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是对个人财产、自由的肯定和弘扬，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是对众多的个人乃至全社会成员的财产、自由的肯定和弘扬，＂复数之我＂的价值，自然要超过＂单数之我＂的价值，且这里的＂复数＂并非只是单数之和，整体有可能大于个体之和．历史表明，这种＂超越＂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在前资本主义时代，那种＂家国同构＂的虚幻的集体性，虽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性的进步，愈来愈暴露出其阻碍社会发展和束缚人性自由的腐朽性来．奴隶主对奴隶，领主对农奴，地主对农民，封建主对工商业者的剥削和压迫，愈来愈显示出那些＂群体的代表者＂的虚伪性．个人主义做为一种具有理论内涵的社会思潮，正是在否定这种虚幻的集体性的基础上产生的．在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过程中，在道德伦理世俗化的浪潮中，它唤醒了被父权主义、君权主义、神权主义等精神枷锁紧紧束缚的广大民众的心灵，促使了人的理性、个性的空前解放，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基础．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几百年间创造了并继续创造着庞大而丰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随着社会成员的能量的迅速释放，资本的活跃，个人主义被异化了，出现了＂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乃至人欲横流，损人利己猖獗的局面．而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的发展，以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的频繁出现，更暴露出个人主义的局限性及其异化物――自私自利的危害来．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哲人，为了医治这种社会心理疾病，提出了许多见解和原则．早在十八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刚刚开始时，康德就提出了所谓的＂绝对命令＂，要求人们遵守这样的实践理性原则：不要侵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但正如恩格斯后来批评的那样，这个＂绝对命令＂，显得软弱无力．康德为他的＂实践理性＂设定的三个前提是＂上帝存在＂，＂灵魂不死＂，＂意志自由＂，但这三个前提本身就是需要论证却被认为无需论证（依靠信仰）的．到了十九世纪，面对大工业发展所带来的资本家愈来愈富，而工人则愈来愈陷入相对贫困这一现实，出现了费尔巴哈的＂社会利己主义＂和王尔德的＂新个人主义＂，以弥补个人主义之不足．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则出现了较为温和的圣西门、付立叶、欧文、普鲁东的社会主义和较为激进的巴枯宁、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的社会主义．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是经过较为科学地论证了的，被马克思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并成为十九世纪影响最大和成果最多的一种社会思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同历史上的诸多社会主义一脉相承，均以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建立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生活为目标．可见，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是明显的．

２）、但是，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表明，在原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中，虽然曾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并在一定时期中迅速发展了经济，却没有建立起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生活来．在＂公有制＂这一点上，似乎比资本主义国家＂超越＂了，但由于社会活力的减弱，发展动力的不足，在经济文化发展上和社会生活组织上，总体来说，反被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超越＂了．列宁主义者已经注意到旧俄罗斯和旧中国等国家在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上的落后性，并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可避免地暂时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实际情况，但却忽视了在政治思想上的落后性，包括做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话语或主导意识的个人主义发展之不充分性，以及在革命胜利后面临的消除封建主义影响的艰巨任务．而正如恩格斯当年指出过的那样：＂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民族中存在的那种较高的＇个人主义＇发展阶段，我们才能看到这种智力发展的前提．＂［３４］p453对于俄国和中国，特别是中国来说，革命前所缺少的正是这种＂智力发展的前提＂．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所信奉的集体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异化为群体至上主义，这里的群体至上，实际上就是群体的＂代表者＂的至上，也就是各级官吏的至上和领袖的至上．这样的＂代表者＂在监督乏力的情况下，就会成为封建时代的那种＂虚幻的集体＂的代表，以致成为新的压迫者，使人民失去自由．对于中国来说，异化了的集体主义――群体至上主义，比异化了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更为危险、更为有害，因为它以群体（阶级、政党、国家）的名义，给＂代表者＂的自私自利、独断专横和侵犯人权套上了美丽语言的光环，作出了＂超越＂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样态，却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向封建专制主义的倒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曾流行＂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的说法，是不确的，有害的．如果把个人主义的异化物――自私自利说成是＂万恶之源＂，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大跃进＂和＂文革＂所造成的灾难，就是同人们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代表者＂，并对＂代表者＂盲目服从和崇拜，不敢或不愿独立思考，不敢或不愿捍卫个人的合法权利直接相关的．可以设想，即使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或变革，如果不认真吸纳个人主义的优秀成果，或用个人主义来补充集体主义，忽视个体自由，那些＂代表者＂也可能由人民的公仆异化为人民的统治者．对于此点，有必要指出的是，当年马克思在正确地批判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时，忽略了巴枯宁社会主义学说中的合理之处：掌权的＂代表者＂未必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正象他在正确地批判拉萨尔浅薄的社会主义时，否定了拉萨尔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运用与统治阶级做必要妥协的策略一样，是不可取的．其实，过分否定现存的东西，动辄谈论＂彻底决裂＂，拒绝或基本拒绝在＂互补＂中实现＂超越＂，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革命家们没有完全摆脱旧形而上学的表现，一些在一定层次和深度上掌握了辩证思维的伟大革命家也常常不能例外，这就涉及到方法论问题．

３．方法

１）、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同任何＂主义＂一样，都表示一种虔诚的理论或信念．＂主义＂就其原意而言，具有某种排它性．而这种基于两极思维方法所创立的概念，是具有合理性和功能性的．它能使人的思维成果或价值追求，明确起来或坚定起来，从而有助于划清是与非，利与害的界限．人们为了突出自己或别人所信奉的＂主义＂，而常以＂ｘｘ主义者＂自称或相称，如集体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或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唯心主义者等．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认识的进步，人们愈来愈认识到两极思维方法的局限性，愈来愈想摆脱过分虔诚于某一种＂主义＂所造成的思想束缚，而要从其它＂主义＂中汲取思想营养．有人不以＂主义＂说事，认为谁手里有真理就相信谁，今天他手里有真理今天就相信他，明天他手里没有真理明天就不相信他．有人在不同的＂主义＂之间奔走，而不固守其中之一种．有人在观念上信奉某种＂主义＂，却注意用其它＂主义＂来补充，或带上其它＂主义＂的色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众多原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已不再提＂马克思主义＂，而只提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思想＂、＂理论＂、＂学说＂了；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一些原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工人党，也不再提＂马克思主义＂，而只提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思想＂、＂理论＂、＂学说＂了．有些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不讲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注意从非马克思主义那里汲取有价值的思想资料了．还有些坚持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已经抛弃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不够正确或已经过时的原理，提出了一些新的命题，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这些现象，从总体上说，是一种思想方法上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同现代科学所提供的思维方法直接相关的．

人们知道，十九世纪初叶由黑格尔奠定的辩证思维，在中叶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予以改造、革新，达到了在＜资本论＞（１８６７年至１８９４年）和＜自然辩证法＞（１８７３年――１８８６年）、＜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１８８６年）等著作中所体现出的水平，而这种水平是与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水平（以牛顿经典力学、热力学和麦克斯韦电磁理论为代表的物理学，以细胞理论和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生物学等）相适应的．但是，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引发了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二十年代创立的量子力学是研究微观粒子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是二十世纪最热门的物理学．在被普遍认为是量子力学正统解释的哥本哈根学派中，海森堡提出的＂测不准（不确定）原理＂揭示了，一些微观客体的共轭物理量，在测定过程中出现了相悖性．如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就不能同时准确地测定，粒子的位置测定得越准确，粒子的动量测定得就越不准确．哥本哈根学派的首领玻尔在对此原理进行理论提升时，提出了与牛顿的线性因果观迥异的非线性因果观．他指出，在对微观现象的解释中存在着悖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论就粒子运动的时空描述和因果描述，波动图象和粒子图象来说，还是就两类共轭物理量，两种不同的实验安排来说，如将它们合成一种＂单一＂的述说，都将导致逻辑上的矛盾．出路在哪里？这位具有哲学头脑的物理学大师提出了著名的＂互补（并协）原理＂．他指出：用经典物理学概念来描述微观现象，不可能具有所要求那样的完备性；在运用一部分经典概念的同时，会排斥另一部分经典概念，但这被排斥的概念却是在另外条件下说明物理现象时所不可缺少的，可见，这些经典概念之间，并非绝对不相容，而能互相补充．物理学后来的发展表明，所谓＂量子行为＂，不仅仅限于微观领域，＂在宏观层次上又出现了＂（普利高津、斯唐热），甚至在人的思维过程中也表现了出来．这里的＂互补＂，究其认识论根源乃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补．由此引发了数学和逻辑学中的一些新学科例如模糊数学、多值逻辑的出现，推动了以混沌理论为代表的非线性科学的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量子力学正统解释的完备性问题上，同玻尔进行长达二十余年争论的相对论力学创始人爱因斯坦，却在思维方法上与对手有一致之处．这位科学大师在晚年非常重视＂认识论同科学的关系＂，批评了致力于＂寻求一个明确体系的认识论者，一旦他要力求贯彻这样的体系，他就会倾向于按照他的体系的含义来解释科学的思想内容，同时排斥那些不适于他的体系的东西．＂爱因斯坦认为，一个真正有头脑的科学家，在这种有体系的人看来，＂必定象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一个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象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象一个唯心主义者 ；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得住脚而论，他象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还可以象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或者毕达哥拉斯主义者．＂［３５］p430爱因斯坦的方法论，有助于打破思维的封闭性和单向性，催生了流行于二十世纪的发散式思维和多向思维．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能回答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包括属于变革型的、较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内．任何一种＂主义＂，都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都会因＂排斥那些不适于他的体系的东西＂而有＂折磨人＂的一面，对它的信仰，需要保有一定的弹性和张力．人们应当善于吸纳各种＂主义＂之理论所长，及时从一种方法过渡到另一种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但要在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互补＂中，而且要在与资本主义的＂互补＂中，才能实现＂超越＂．

２)、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些概念，同任何概念一样，既具有确定性，又具有非确定性．正是有了确定性，才能把握＂是什么＂，并与其它概念相区别，在一定视域中指明这种确定性是完全必要的．但正是有了非确定性，才能使概念得以丰富，并避免僵化，在另一视域中指明这种非确定性也是完全必要的．以今人争议颇多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来说，其价值含义是把社会成员共同自由幸福当成追求目标的一种主张和信念，这从词源学上＂社会＂即＂同辈＂、＂同伴＂之意，便能看出．这就是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确定性，而被人们广泛认同．但是，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这一概念都表现出了明显的不确定性，即人们常说的相对性来．自柏拉图以来，众多思想家和学者都把实现社会成员共同自由幸福这一价值目标的阻力，归结为经济关系中的私有制．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者，也大体上相信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把＂消灭私有制＂，做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他们的高明之处在于，对社会主义进行了较为科学地论证，找到了实现它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并指明了暴力革命或和平夺权这样两种途径．如何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建立公有制？马克思讲到了＂共同占有＂、＂集体占有＂，恩格斯讲到了＂社会公有＂、＂国家所有＂．此外，马克思还讲到了＂重建个人所有制＂．但怎么去行使＂占有＂或＂所有＂？怎么去＂重建个人所有制＂？他们都未讲清．恩格斯晚年说只要把生产资料交给社会，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他们的社会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的主要特征，除了建立公有制外，还有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在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很明显，原苏联的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上是按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的．不可否认，在建立这一模式的初期，经济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但由于它束缚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加之政治体制和思想理论上的错误，没有真正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特别是没有进行公民意识的教育，使它在后来的发展中，遭到重创，以致难以为继．而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支，以瑞典社会民主党人为代表，对＂建立公有制＂之说，做了重大修正．他们保留了私有制，但对其存在和运作进行了限制，实行了市场经济，并着力于公平分配，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机制．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建立了使广大群众享有较为自由的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至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论述，则增加了原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省略＂了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方面，这是与社会主义中国长期以来热衷于政治斗争而忽视经济发展，因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这一亊实的教训直接相关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发展了私有制，实行了市场经济，并着手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彰显了＂中国特色＂．除以上三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外，当代资本主义的美国，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十九世纪相比，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那里制定了反垄断法等法律，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进行了＂干涉＂，又通过征收累进税和高额遗产税等再分配手段，对庞大的私有财产进行了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曾注意到了股份公司对私人资本的限制，恩格斯甚至说＂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34]p270，而现代美国的股份公司以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难以想象的规模和影响力发展起来．众多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成为小股东，股权分散化了．委托经营制度的实行，使所有权弱化起来，而经营权则得以强化．一些劳动群众组织起来的集体经济――合作社，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劳动者的工资迅速增长了，社会福利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有很大提高．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因素在发展．即使在政治方面，社会主义因素也在发展．美国在半个世纪前就实行了被马克思称为＂社会主义措施＂的彻底的普选权．尽管美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乃至民众，多不喜欢谈论社会主义，但也有人如曾任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加尔布雷斯，把缩小市场系统和计划系统的不均衡状态的主张叫＂新社会主义＂，加以倡导．在近年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中，针对美国政府的救市措施，也有人，包括一些青年人，谈论起＂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来．可见，对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对此，不能简单地用＂真＂与＂假＂来评断．可以这样来提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原苏联的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瑞典等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哪一种更接近＂社会成员共同自由幸福＂这一目标呢？而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美国，又与这一目标有哪些距离呢？

对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相对性如何做出更为深刻地理解和解释，使之更加丰富和全面这一问题，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会在方法论上给人们以重大启发．一方面，逻辑经验主义大师罗素的同构理论和信念理论指明，任何语言虽然可与客观对象＂同构＂，与主观＂信念＂符合，但都不能做到完满地表达和确切地说明，都会有遗漏、增多或偏离．他的同行、朋友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语境说指明，同一语言，不但如老黑格尔说的那样，从不同人的口中说出会有不同的含义，而且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会显示出不同的意义．伽达默尔的现代解释学理论指明，即使是在同一语境中，不同的人对同一文本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谁也不可能绝对地＂忠于＂原文．人们还注意到，即使对某一语言的准确翻译，也会打上不同民族社会心理习惯、语言习惯乃至译者个人理解的印迹，并失掉在母语中的一些原意，即出现所谓＂库恩损失＂．对语言的这种不确定性，弗洛姆说了一段虽显偏激却不无道理的话：＂人必须经常注意所说出的词具有危险，┅┅它们都是人的创造；它们是生活中有价值的助手，可是它们之中任何一个也都是陷阱．＂［３６］另一方面，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库恩指出：＂一位科学观察者按规定进行的活动，是能以无数方法加以描述的．＂［３７］奎因也认可了＂对同一世界的不同陈述＂[38]．这就是说，对于同一客观对象，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加以叙述．维也纳学派首领石里克曾谈到，在量子力学中海森堡的矩阵力学和薛定谔的波动力学＂尽管在形式上完全不同，在物理上是完全一致的．＂[39]p55这里的＂形式＂，主要表现在话语体系上．研究＂意会知识＂和＂言传知识＂关系的物理化学家兼哲学家波兰尼更指明了，＂意会知识＂是一种个体知识，带有各不相同的个性特征．这样，在其转化为＂言传知识＂即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知识时，固然要体现出＂主体间性＂和＂约定俗成＂，但这语言必然带有个人的特点，而表现出种种差异来．在科学发展史上，在政治活动中，以致在日常生活里，使用不同的语言来说明同样的问题，乃至使用＂模糊语言＂、＂妥协语言＂，是很正常的．这就是说，尽管是指向了同一事物，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却可以有不同的语言．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的科学方法，在这里表现出了它的某种价值来．孙中山曾把当时流行于西欧的社会主义纳入他的三民主义之中，叫做＂民生主义＂，美国和英国都有人把国内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叫做＂人民资本主义＂，这都是有道理的．难怪人们现今很难分清哪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哪个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些学者所说的＂身份混乱＂．这里的＂身份＂，其实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特别是在其关于生产关系理论的语境中的一种陈述，在其它的语境中，未必会是＂混乱＂的．当代政治家们甚至普遍认为做这样的划分，并无太大意义，而从经济（生产力）文化水平上划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或许会更有意义．叫不叫主义，叫什么主义，并不总是重要的．一个社会或国家，只要是把全社会成员的自由幸福做为价值追求的目标，就是进步的．对于社会主义这一语词，同对任何＂主义＂一样，都不能凝固化、独断化和神圣化．在这方面的教训，莫过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直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陆流行的理论和实践了．那时，人们对社会主义这一语词十分看重和敏感，＂拥护社会主义＂与＂反对社会主义＂，是出现于报刊广播和各种会议中频率最高的语词之一．然而，当时从执政党到广大群众所认定的社会主义，正是后来邓小平所说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甚至是＂贫穷社会主义＂（经济上文化上落后）、＂整人社会主义＂（政治上不民主不自由）．这样的社会主义，真的就那么值得拥护、热爱和坚持吗？怀疑、批评和＂反对＂这样的社会主义，真的就罪莫大焉，要被当作＂阶级敌人＂予以惩处吗？人们不应过分拘泥于＂语词＂，不要陷入＂拥护语词＂或＂反对语词＂，而不看语词在使用者心目中的真实所指这种尴尬境地．人类社会这一有机体，总是曲折地向着最符合人性的目标前进的．这一目标的确定具有绝对性和普适性，它比任何＂主义＂都更要＂根本＂，如果一定要把它叫做＂主义＂的话，那它就是＂元主义＂．其它的＂主义＂，包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内，都只具有派生性，而不具有＂最终出发点＂的意义．对于未来最美好的人类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共产主义者叫＂共产主义社会＂，另一些人也可叫＂彻底的人道主义的社会＂，＂真正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社会＂，甚或叫＂天下为公、富裕、大同的社会＂．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应搞话语霸权主义，把不能纳入自己所运用的话语体系的一切语词都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和挞伐．当然，即使是这样美好的社会，也是处于动态过程中的，也要在发展经济文化的同时，继续解决好个人自由与集体自由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而这种＂解决＂，又是无止境的．

附:英译标题、摘要和关键词

New Visual Angle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Abstract: The Organism of human society bas always been advancing tortuously toward the goal in keeping with human nature.

The goal includes both absolute and universal natures. It is more basic than any other doctrine. It must be “ a basic doctrine” if it is to be called a doctrine. Other doctrines, including Marxism or scientific socialism, only have derivative nature without the meaning of “final starting point”. Do not overemphasize the word “doctrine”. Do not pay too much attention about whether it is called “-ism” or what “-ism” it is. In some circumstances, it can be considered as “anything” while in other conditions it could be answered in more definitely ways. Even so the answer has certain relativity.

Key Words: supplying surmounting methodology socialism basic doctrine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10]列宁全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８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７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

[13]列宁选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

[14]列宁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

[15]邓小平文选（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1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１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

[17]黑格尔•小逻辑（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18]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３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

[19]列宁•哲学笔记（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

[20]黑格尔•逻辑学（下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６

[2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Ｍ）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Ⅲ）（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391

[2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４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

[27]毛泽东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横排本）

[28]拓植九庆•思考的逻辑•发现（j）北京：发现杂志社，２００４，１３

[29]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５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

［3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

[32]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第六章(M)

[33]列宁全集(第３２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

[35]爱因斯坦文集（第１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年

[36]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第五章(M)

[37]库恩•北京：哲学译丛(j)１９８４年第３期

[38]奎因•北京：哲学译丛(j)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39］石里克•自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