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惊涛拍岸，卷起千重浪，作为上海乃至中国工商界的重心，曾经叱咤上海滩、号称“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的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与副会长沈联芳，因为一言之失（主张中国派人直接与日本交涉），酿成有名的“佳电”风波，饱受舆论的指责，黯然提出辞职。1920年8月，上海总商会举行换届选举，上届的33个会董只有留美归来的实业家穆藕初等两人继续当选，其他31人都鞠躬下台，这在总商会18年历史上11次的换届选举中，乃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换血。正是在这一轮新旧交替中，41岁、风华正茂的聂云台当选会长，站到了工商界舞台的中心。
这一天的到来也许并不意外，作为曾国藩的外孙，1880年出生的他有着显赫的家世背景，父亲聂缉椝官至巡抚，特别是长期担任江南制造局总办一职，对少年聂云台影响很深。江南制造局是洋务运动中创立的一家大型兵工企业，聘用了大量外国技术人员，而且十分重视翻译西方书籍，在这个环境中长大，他不仅自幼就跟外国人学习英语，而且学习土木、电气、化学等新式学科，完全是在中西文化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有开阔的视野，和新的知识装备。当他25岁接办他父亲与李鸿章、盛宣怀等人合办的华新纺织总局时，就初露锋芒，显示出在企业经营方面的才华。几年之后，聂家就31.75万两银元买下华新，改名为恒丰纺织新局，也就是后来有名的恒丰纱厂。
1912年，民国初创，年轻的聂云台受邀出任工商部顾问，他满怀希望写下《拟办中国模范棉工厂说略及其预算》一文，在《东方杂志》发表。他以一个实业家的身份阐发自己的实业报国理想，认为振兴实业的大好机会已经到了，按照他构想的这个“模范棉工厂”方案，纺纱、织布、轧花三项每年获利可接近70万两，这是他根据自己办恒丰的经验推算出来的。他主持的恒丰大力引进新技术、新设备，率先由蒸汽锅炉改用电力马达，成为中国纱厂采用电力的第一家。而且他重视技术培训，长期开办训练班，一度委托南通纺织工学院代办。另外，他还革新管理制度，改变传统的包工制，这一切在当时的企业界都是大胆创新之举。恒丰从初创时的7008纱锭，到1921年增加到4万锭，另有布机354台，年产各类纱12800包，布15万匹，成为纺织界的翘楚，无怪“五四”的思想领袖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称他为“我国工业巨子”。
因恒丰的成功，聂云台迎来了他个人事业的黄金时代，1915年，他曾以“中国游美实业团”副团长身份出席美国巴拿马赛会，此行还考察了美国的纺织工业，并且邀请美国棉业专家到中国调查，担任专门顾问，帮助改良棉花的种植。1919年，他与商务印书馆元老鲍咸昌等人发起创办大中华纺织厂，最初投资120万两，两年后，总投资达289万两，拥有45000多纱锭，由他出任董事长兼总理。同年，他与荣宗敬、陈光甫、穆藕初、李铭等投资20万两合办维大纺织用品股份有限公司。1920年2月，他参与创办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厂址在崇明，投资64万两，有纱锭1万。1921年，他与银行家钱新之、陈光甫等人合资100万两，创办华丰纺织公司，有纱锭1万、布机300台，由他任总经理。这一年，他还发起创办了中国铁工厂股份有限公司和泰山砖瓦公司，前者主要生产纺织机器。1922年，他与中南银行创始人黄奕住等合资创办了益中福记机器瓷电公司，生产电料、电机和电器。他从纺织业出发，拓展到其他的相关产业，华商纱厂联合会会也是他参与发起的。
不惑之年的他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确实是众望所归，合乎时代的需要、世界的趋势。老牌的《申报》当年8月24日发表评论说：“无论何种事业，皆当随世界新趋势而进，若不问世界之趋势若何，仍以数十年前之旧脑筋、旧眼光办理数十年后之新事业，未有能立足于世界者也。商业一事，息息与世界大势相关，又况上海之商业更与世界商业密接，故为商会领袖者，须有世界之心学识、新经验，又能有热心、毅力之作事，而后才能竞争于商战潮流之中……”这次换血，标志着旧的绅商时代的结束，和企业家时代的开始，研究上海总商会史的学者徐鼎新等先生的这个论断是恰当的。与上一辈的绅商不同，聂云台这一代无论在学识还是经验上，都能适应新的世界趋势，对时代和世界的认识也要清晰、准确得多，他曾在《三十年国运之变迁》文中指出：“近今三十年中社会之改革，学术思想之变迁，为历史上最关键之一时期。今后三十年中此种新思潮之发展，即西方化与东方化相见作战酝酿之重要时期也。”这是上世纪20年代初一个中国企业家的声音，即使今天听来，他的判断也令我们心怀敬意。
有这样的见识，对时代的真问题有切实的把握，所以当上海发生“交易所热”时，他能冷静、理性地洞见原因所在。1920年开创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面粉交易所等获得厚利，工商界闻风而动，一窝蜂似的开办各种交易所、信托公司，不到一年间，上海就出现了140多家交易所、10多家信托公司，涉及资金几千万以上。然而，不过半年，即纷纷倒闭，酿成轰动一时的“信交风潮”。无锡荣家也在这一风潮中也栽了跟头，很多年后荣德生回首往事，称1922年这次风潮是他们荣家创业以来的第三次危机。当时，聂云台在《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的《交易所之利弊与吾国企业家今后应有之觉悟》指出：“凡一事业之建树，必合夫一国经济之情状，方能为永远之滋长。淮南之桔，逾江北则为枳，不求时宜，强为移植，则非徒无益，抑又害之矣。”他认为企业家今后最应该做的就是集中资本，投资到各种生产的商业，以奠定更加经济发展的根基，着眼于长远，从改进制造业、便利交通、开垦荒地、发展进出口贸易、减少外来竞争这些方面入手，认真研究，脚踏实地，求得稳健的进步。无论是从个人经济还是国家经济的前途来说，都是如此。如果只抱着投机心理，只想得侥幸危险之财，艳羡苟且所得，流弊所及，不光是个人经济上的自杀，也将促成国家的经济自杀。他和实业家穆藕初，还有经济学家马寅初直言“商务实业，同归于尽”的文章，对于“交易所热”的降温起到了不少作用。
1923年后，聂云台的企业逐渐陷入困境，1924年大中华纱厂倒闭对他打击很大，他在聂家的威信大受影响。作为聂氏的家族企业，恒丰大权渐渐转入他弟弟聂潞生之手。他早年皈依基督教，曾经受洗，晚年信佛，阅尽沧桑之后，他留下了一本《保富法》，讲述他的财富观，“不肯取巧发财，子孙反能有饭吃，有兴旺气象；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发达。”他郑重地告诫世人：“数十年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