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早在一九八一年与查良镛的见面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似乎是透过这位著名报人劝慰六百万香港人，中国已不是那个迷狂、暴力的中国，他们要对回归有信心。不过，直到一九八四年，这个提法才广为人知。这一年，邓小平正站在他个人声望的顶峰。五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正让中国重新恢复活力。从乡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深圳特区，中国内部被压抑已久的活力重新爆发。中英联合声明则标志香港的回归指日可待，历史的屈辱似乎正被洗刷一空。西方商人再度对中国市场憧憬不已。三十五周年国庆的大阅兵，象征了部分重获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穿过天安门的拖拉机车队上是“联产承包好”标语，游行队列中的几位大学生，出人意料的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看起来，他的政策代表了中国人所期待的一切——既摆脱之前的压抑与束缚，又要远离种种运动的混乱。
没人能说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切含义。难道之前三十年走的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吗?毛泽东要摆脱苏联模式、要自力更生，不管是大跃进还是文化大革命，不都是要寻找独特的中国道路吗?
邓小平的新理论是在强调“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它是与旧意识形态的妥协，还是新变化的开端。
中央党校的理论家们会赋予它的理论意义，它将再次完美无缺容纳于马克思与中国革命的理论框架中。对他们来说，领袖的理论从不出错，有问题的只是人民实践。他们私下必定也知道，理论皆是权力的延伸。当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大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他的首要兴趣是解除王明的权威——他是莫斯科大学的留学生，苏联理论的正统继承人。而这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像是党内的改革派与保守派另一次制衡，中国既需要开放，也需要对“资本主义”与“西方影响”保持警惕。
和毛泽东不同，邓小平从来没以他的理论素养著称。他是实用主义者，也是顺口溜的创造者，一九六二年他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几年前他又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普通来人说，他们早已习惯了种种口号中的模糊性和矛盾性。他们情愿将此仍当作良性的调整。“超英赶美”、“大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一场幻象，“输出革命”则荒诞不经，如今回到现实——“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们隐隐也感觉到，这条道路其实就是当年批判的“资本主义道路”。
但没人会进行这样的追问。倘若你要活过一次次疾风暴雨式的运动，最好对什么问题都不要多问。否则你很容易陷入精神的颠狂，为何昨天还对苏联专家们毕恭毕敬，今天突然又在批斗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今天林副主席是光辉万丈，明天又成了叛国者;即使人人敬爱的周总理，也不免被“批林批孔批周公”。至于如今的邓小平，谁都知道他三起三落，被扣上过“走资派”的大帽子……
人们愿意相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可以让他们的生活回归正常，追求被压抑多年的欲望。在邓小平的讲话中，“社会主义”被定义成发展生产力。至于“中国特色”则是改革农村与开放沿海特区。
外来者无法深入这“概念的游戏”，他们寻找简化。西方世界相信中国在经济上正在拥抱亚当·斯密，在政治上则回到了更单纯的国家利益——它与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脱钩了，更重要的是它与苏联的界限更显著了。《人民日报》在一九八四年底的一篇社论，必定让很多人心花怒放——我们不能再从马克思与列宁身上寻找现在问题的答案。
而在列宁缔造的国家，中国的改革被形容成“中国模式”。早在一九八七年，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们就提醒他“向市场的转变可以参考中国方法：仔细考量、渐进，保存混合经济”，而他的总理则希望进行深圳特区式的试验。
他们不知道或者忽略了中国内部的困境与争吵。一九八六年夏天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出人意料的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三个月后，在会见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时，他再次提到“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邓小平所谓的苏联模式，是党政一体、党委领导一切。
当改革从乡村拓展到城市企业时，这一问题日益突显——单一的权力中心，不能应对日趋复杂的要求，它扼制了社会的创造力。这股自省的热情却没能持续多久，它在一九八八年嘎然而止——改革者意识到，他们可能因为这种政治改革，而失去自己的权力。而他们当初决定改革，正是为了保存这种权力。
造化弄人。当柏林墙倒塌、苏联帝国转瞬解体时，人们纷纷预言北京去日无多。但在热情高涨的实行了一群美国经济学家创造的“休克疗法”之后，苏联与东欧这些新的自由之地却陷入了动荡与混乱——一个极权时代结束了，自由与繁荣的新世界却没到来。
而中国却散发出意外的魅力——它稳定、生气勃勃、日趋繁荣。这一切怎样发生的?倘若西方人之前相信，中国是因为邓小平像里根与撒切尔夫人一样推行市场改革而获得的八十年代的成功，这种解释现在失效了——从俄罗斯到匈牙利，它们都已实行了市场经济，但结果却似乎一团糟。
中国几年前失败的政治改革突然变成了“中国模式”的核心力量——正因为政治改革的停滞，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才爆发出活力。一九九一年九月，乌孜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阿卜杜加尼耶维奇•卡里莫夫对着一群西方记者说，他的国家准备追随中国模式，因为它还没准备好实行全盘的民主与市场经济。一年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短暂的访问期间，也被中国的经济发展所震惊：“我看到人们对经济改革的情绪饱满。他们不抱怨，他们乐于改革。整体而言……中国模式能到这样：不急迫，不强迫，不通过革命，也没有休克，俄罗斯有太多休克了。”
中国人也在经历休克，不过是以另一番景相出现。一九八八年的价格闯关难道不是一次休克，它导致了普遍的通货膨胀，激化了社会的愤怒情绪，并在一年后导致了更大的一次休克——人们甚至觉得，中国又将重回封闭，或干脆崩溃。邓小平在年初在中国南方“胆子再大一些”的讲话，十月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市场经济”被正式确认，则又像是一次休克，就像是十多年前人们主动遗忘了毛时代一样，人们再次选择将三年前的震惊与颤栗封存起来，投奔新时代。
但没人说中国人经历了“休克疗法”，反而说它是一种 “渐进改革”。中国人的改革优先从经济领域入手，保持了政治上的控制。即使在经济领域，它也是从相对容易的部分开始。它从人数最多的农村入手，获取了广大的农民的支持，建立特区则是在推广实验精神，也对西方的资本与技术展开了怀抱。
中国领导人也意外发现，他们不再是昨天的独裁者与屠杀者，而进入了李光耀、蒋经国，或者至少是皮诺切特、朴正熙的行列。他们的统治或许铁腕，或许压抑了民主与自由，但是他们提供了秩序与经济增长。谁也未曾料到他们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如今变成了高瞻远瞩的智慧。他们曾经认定，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无法进展，但现在失败的政治改革，变成了中国的幸运。一位美国记者尼克拉斯·克里斯托还创造了“列宁市场主义”的名词。
日本奇迹与东亚奇迹，都让全世界重新思考：是不是将中国放在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一序列更适合。他们都遵循儒家价值观，都推崇权威胜，相信秩序，都重视教育与储蓄，也都有罕见的工作热情。
而在中国内部，在剧烈的交锋之后，一种新共识开始兴起。邓小平相信，正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成就，中国社会才能承受住一九八九年的动荡，它的失误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强调不够，党与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对年轻人的教育都过分松懈了，他们沦为了西方“和平演变”的工具。他最热衷于谈论的“两手一起抓，两手一起硬”如今又获得了新的含义——如何在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牢牢把握住对权力的垄断。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随之改变。“社会主义”日渐淡化，它仍出现在讲话和文件上，象征着这个政权的延续性，和对顽固保守派的安抚。但“中国特色”则迅速表现出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一股全球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兴起——国家利益与国家认同，变成了新时代的重要特质。“中国特色”则有时是加速变革的原因，有时又是推迟变革的借口——中国是独特的，它不能照搬别人经验……
一个高速增长的时代开始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的暴政”的年代，抽象数字涵盖了丰富的内涵和可能的矛盾。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故事”取代了“中国故事”，GDP的数字又取代了“中国经济的故事”。在这被不断简化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忘记了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它的内在逻辑到底是什么?
九十年代，中国沿海突然变成了世界工厂，似乎世界所有的东西都产自于此。中国的大城市突然改变了面貌，那么多钢筋混凝土玻璃幕墙的大楼，夜晚连成一片的霓红灯广告，超市的货架上堆满了各种商品。
丰富多彩的新生活到来了：人们买股票、装修房子、看美国连续剧、买个人电脑、出国旅行……偶尔你看到八十年代的照片与影像时，你会有恍如隔世之感：他们“土气”得超乎想象。电视新闻中偶尔播出这样的画面：莫斯科人排着长队购买面包、燃煤、皮鞋，波兰的选举一团混乱……
“中国奇迹”开始广泛被谈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令前社会主义阵营黯然失色，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也拔得头筹。西方开始再度赞美中国，称中国更热衷于拥抱全球市场。很少有人见过像中国官员那样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官员，他们划出大片土地，做出种种承诺。
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多理论涌现而出。它是比较优势、是产权理论、是雁阵理论、是中国独特的分权模式，很多从牛津、芝加哥、波士顿归来的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准备把自己所学的一套搬到中国来。他们有一颗清晰而坚定的头脑——中国必须建立和西方(主要是美国)同样的银行系统、管理模式、证券市场、或许最终还有政治体制。
和官方语言中仍经常出现的“反美情绪”不同，中国再次热烈拥抱了美国。倘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由女神像雕塑已被推倒，那么美国的技术、商业与流行文化，正大行其道。中国公司要成为GE和微软。中国领导人在官方演讲中引用林肯，商业领导人以能见到杰克•韦尔奇、沃伦•巴菲特为荣，从迈克•波特到迈克•乔丹，都是偶像式的人物，最优秀的青年人要去哈佛读书、在高盛上班……
很少有人再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它像是陈年旧物，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中国模式”很少被提了，或许是俄罗斯人与东欧人最终发现，他们不可能从中国照搬些什么，他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但“中国经验”时时出现，但它很少打动中国人自己，他们首要关心的是怎样有世界经验——他们要加入WTO，要举办奥运会，去香舍丽榭购物，去阿姆斯特丹看橱窗里的妖冶女郎……
一些聪明人会说“我们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从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再到对WTO的热忱，从手上的诺基亚电话到住进的东方曼哈顿小区，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我们不仅在大步跨入资本主义，就连“中国特色”都像是官方意识形态与民族情绪最后的遮羞布。中国似乎正迅速融入世界——西方世界。
就像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共生关系，相反的情绪也从未消失。从“银河号”到“轰炸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起起落落，一些顽固的头脑仍在强调“和平演变”的后果。而拥抱了Windows与耐克的一代青年，也会表现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情绪，像是对自己正在消失的身份的本能反抗。
中国经济的隐忧也从未真正消失。一九八七年缔结的政治经济模式，不断被质疑——它能够持续吗?一直到二零零五年，仍有人说这失衡的体制“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赌博”。
当悲观的情绪占上风时，人们觉得中国不免要成为另一个苏哈托政权——辉煌突然灰飞烟灭。九十年代的中国面临种种挑战，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紧张，日益严重的腐败，国有企业的大批倒闭，日渐显著的贫富差距……或许还有一场“即将到来的中美战争”，它们都将摧毁中国。而当乐观情绪袭来时，人们又觉得就像当初农村包围城市一样，市场经济与技术变革最终会改变这个列宁式的政体。中国不是下一个苏联。
“中国模式”再度回来了。二零零三年，我在《商业周刊》上读到中国的经济模式，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藤认定，比起美国提供的方案，中国才是阿拉伯世界真正的希望。我记得自己的惊讶，我是一名年轻记者，正热衷于于采访美国的经济学家与企业家。我很少意识到中国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这可能是对自己成长经验的一次逆反，幼时关于中国优越性的教育，是多么轻易地被证明是荒诞不经的，我们声称自己是“礼仪之邦”，地铁上连个让座的人都没有;我们说自己文明悠久，可是我们却都生活在一片精神真空里，都是依靠美国人提供的精神产品。
但接下来，美国执着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与反恐，中国的崛起日益显著。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成了九一一事件最大的受益者，美中制造新冷战的范式失效了，而恐慌又让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它是个安全岛。到了二零零四年，关于中国的一个新描述日渐形成了，它是“北京共识”。“中国的崛起已经塑造国际秩序，它引进了发展和力量的新的物理学”。约舒亚·库柏·拉莫写道。《北京共识》是一篇八十七页的论文，也是一名追赶时髦的新闻记者的典范之作。
从十六世纪的一名丹麦数学家的发现到与阿兰·格林斯潘的闲谈，从海森柏格的测不准理论到摩尔定律再到《求是》杂志，从华盛顿共识到富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从巴西总统到中国主席，在眼花缭乱、缺乏逻辑的引用之后，作者试图要证明中国创造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这套模式比一九九零年代初的华盛顿共识，更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激励和参照。他将这种新模式归纳为三点：一、强调创新的价值;二、讲究持续性和平等;三、自主性。
《北京共识》像极了中国社会给人的感受，庞杂、混乱、却透着十分的自信，有候又过分滑稽、荒诞。如果你在中国生活，你会明白当官员们谈论民主、自由、实事求是、创新时，他们的意思和这些词汇的真实含义经常没什么关系。人们谈论口号、标语和官面文章，但实际想的、做的却是遵循另一套逻辑。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外来者如此严肃地将《求是》上的文章、领导人的讲话翻译成英文，以此作为证据时，你多少感觉某种奇妙和不适，就像是唐人街炒出的鱼香肉丝突然被放在西餐盘上，然后宣称这是中国的主菜。
但是它引来了热烈的回应，既来自国际又来自中国国内。就像很多畅销书一样，它的成功缘于它的题目而不是内容。人们已经厌倦和怀疑了“中国威胁论”，小布什的出现增加了人们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反感，“华盛顿共识”作为这种新秩序的象征而遭到唾弃。
“共识”是个宏大、模糊、无所不包、解释一切的框架，“北京共识”恰逢其时，它既象征了人们刚开始热烈谈论的中国的崛起(它将是对美国力量的制衡)，它又暗含了人们对中国潜在的希望(它对既有的世界体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日本与德国的崛起的翻版)。中国的权力精英阶层也欢迎这种论述，它给予他们新的自信(中国取得的成就，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发生的)，仅仅几年前，他们还经常被指责为贪腐、迟钝、专制，如今则被描绘成富有战略性的思考，创造了崭新的模式，他们不但不是改革的阻碍者，还变成了设计者。尽管他们经常谈论主义与理论，但他们很清楚，他们日常实践所遵循的是实用主义，而这些东西是无法向外界讲述清楚的。而现在有人把这些模糊一团的废话提升到理论的高度。语言的陌生化也带来了新的审美效果。一个中国人必定会对“与时俱尽”、“科学发展观”厌倦不堪，但当它们突然被表达成“和时代共同变革”，“用科学的态度促进发展”时，陈词滥调变得富有新意，甚至让人以为变化真的发生。
“华盛顿共识”或许遭人诟病，它至少仍有明确的理念与政策——一切都围绕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展开。但“北京共识”意味着什么?人们喜欢胜利感，甚至没兴趣去追问，漂亮的概念下是否是空无一物?
一个更严格定义的“中国模式”也出现了。它来自于一群北京的青年学者，他们之中最知名的一位——俞可平——对它进行了这样的定义：一，在所有制方面，中国既不推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也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二，在政治上，中国坚持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不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但又不是简单的一党政治，而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三，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但又允许其他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政治意识形态的一元与社会思潮的多元处于并存的局面;四，在军队与政治的关系上，中国一直实行文官领导军队的制度，不允许军队干预政治，但又始终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五，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已经产生，并且正在对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带有政府引导的性质，多数民间组织并不具有西方国家民间组织那样的自主性。
俞可平的这套定义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彼此矛盾的概念。在表达上，它是奥威尔式的“新语言”，而在内涵上则是陈云鸟笼理论的另一个升级。党与国家是鸟笼，而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多元价值，则是笼中之鸟。但俞可平却给你这样一种印象：这些矛盾不再是中国最大的忧虑，而是力量的源泉。
多少人还记得陈云的鸟笼比喻?“中国模式”迅速而有力地进入了中国社会，它缓解了人们日益强烈的“自我解释的焦虑症”。温州人的海外拓展，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东莞的制造业，联想收购IBM，百度战胜了Google，国有企业在非洲与拉美购买矿山、油田，中国垄断的通信业与银行业的崛起，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所有这些相干与不相干的事件，突然都拥有了统一的解答——它们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变成了“东北的乱炖”，“成都的火锅”，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扔，它热气腾腾，让人分不清虚实。它也变成了另一个庞氏效应：越多的人相信它，它就越显得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