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形成了富有民族性、时代性、标识性的制度优势话语[1]。制度优势话语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演进逻辑、表现形式、生成机理等的话语表达形态，基于不同主体形成了不同形态的制度优势表达话语。纵观中国对制度优势的总结梳理，不难发现，党的主要领导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人民群众是总结制度优势的三类主体。其中，第一类主体是将制度优势进行政治化的主要主体，在政治话语的生成中往往具有鲜明的顶层设计、统筹规划、总揽全局的特点；第二类主体是将制度优势进行学术化的主要主体，在学术话语的生产中一般具有学理化、理性化、自觉化的特点；第三类主体则是制度优势大众化的主要主体，大众话语的显著特点侧重于体现较为鲜明的自发性。制度优势话语就是在这三种形态之间不断切换与转化，形成了包括思想内质、话语形式、表达方式与交往环境在内的话语体系。三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话语体系之间的辩证存在，而实现三者深相融合也是不同话语主体的共同要求。因此，我们“要用学术话语为政治话语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政治话语要从学术话语中汲取滋养并为学术话语的广泛传播提供良好环境”[2]，并且不断推动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的融通。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的主体表达
制度优势话语在不同主体中呈现出不同的存在形态，即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三种形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时代使命与责任担当，就在于能够及时将党的制度优势话语进行学术化的总结、阐释与建构，其最终旨趣是以时代要求与问题导向为遵循，使学术化和理论化的话语体系能够更好地指导实践，并探索制度优势话语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可行路径。党的主要领导人则立足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将党的制度优势话语进行政治化的审视、提炼与确证，以服务于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并推动制度优势话语权力化的转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将制度优势话语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内在认知和自觉行动，才能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的治理效能。因此，制度优势话语大众化，是制度优势话语学术化和政治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只有通过话语大众化，才能实现理论与群众的结合，进而彰显出科学理论的磅礴伟力。在大众话语的守正创新中，推动人民群众从自发到自觉状态的积极转变，并以话语体系的形态呈现出来。因此，不断提高话语建构的战略性、针对性和科学性，切实维护中国制度优势阐释的主体性、主导性和主动性。
（一）从“自发认识”到“自觉认同”：制度优势话语学术化的内在意蕴
不同的话语存在于不同场景之中，因而有着不同的使用主体与时空范围，即使是同一个概念话语在不同语境和环境中也存在能指与所指的区别，基于此就产生了语义权和语用权之间的张力，进而生成了不同形态的话语表达。其中，“语义权”是概念话语的建构者所拥有的赋予概念涵义的权力，“语用权”则是行动者所拥有的理解概念的权力[3]。由于不同的权力所有者知识结构、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同一种概念话语在不同情境中差异化内涵，就制度优势话语而言，这主要表现为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与之相对应则是制度优势这种现实进行学术化（理论化）、政治化、社会化的过程。
制度优势话语学术化往往表现为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过程，以话语形态阐释制度优势具有必然性。关于制度优势的认识与表达，无论是言语或文字形式都需要话语的存在。从本质上来讲，是由于意识与语言之间关系所决定的。正如马克思[4]161所说：“‘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不存在“纯粹的”意识，也不存在“纯粹的”理论，总是通过一定的话语进行表达。制度优势是制度在政治运行和社会运转中进行实践的结果，既关联着人们对制度的理性设计、价值原则、立场设定，也关联着制度运行的经济基础、社会环境、外部条件等。经过实践检验而展现的制度优势转化为自觉认识，也就是将制度优势概括形成制度优势话语的过程始终需要话语的参与。对此，马克思[4]151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学术话语既可以直接提炼、总结、升华群众的直接“表达”，也可以透视、凝练、分析群众潜在的“观念”，从客观实效和群众认同的两个维度对制度的治理效能进行评价与总结，从而将人民群众的共同期待和相同诉求及时有效反映出来。在学术化的过程中生成了关于制度优势的学术话语形态，通过这一过程有助于对制度优势进行学理化分析，剖析制度优势生成的价值因素、规律因素、环境因素、结构因素等，从而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中阐释制度优势的生成；有助于深入发展制度建设理论，通过理性化分析全面展现制度得以生成优势的内在机制与运行规则，从而全景式展现制度优势的现实运行；有助于前瞻性发展制度优势，探寻制度历史与发展经验中蕴含的一般性合理因素，进行规律性总结并提出应然要求，推动制度优势向制度效能转化并不断提升制度的现实调适性和时代回应性。
（二）从“规范历史”到“战略谋划”：制度优势话语政治化的重要意义
话语政治化是一种现象，也是话语存在的一种实质，表现为一种规范要求。话语本身是权力的一种象征，在国际力量对比中表现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约瑟夫·奈[5]147所认为的“话语成为软实力的货币”，话语权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从国家与社会、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来看，话语作为思想直接现实化的形式，话语与其他社会权力一起构成统治、管理与治理的规制体系，只是话语作为规范形式具有非外部强制性特点[6]162，以柔性约束的形式展现了权力运行逻辑。中国制度优势话语的政治化，则是指制度优势上升为政党意志和国家意志的过程，以政治性话语对蕴藏于制度之中的科学性、价值性、人民性、有效性等进行描述与诠释，成为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话语的政治化主要表现为政治确认与法律确认，即以党的代表大会、党的中央全会、党内决议、党内法规等形式对一些话语进行政治性确认，以宪法法律等形式对一些话语进行法律化确认。其中，政治确认和法律确认是实现话语政治化的重要标志。
话语政治化是政治现象的客观反映，也是主动进行话语建构的过程。话语的政治化在中国政治环境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由党在整个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决定的，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两个重要的论断：一是“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7]392，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8]222。这两个重大论断集中体现了党的领导在制度优势中的显著地位。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执政党、革命党的统一体，是进行全面领导、长期执政与自我革命并领导社会革命的政党。基于这种多重属性，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长期发展，我们不仅建构起了新型国家制度，而且建构起了基于新型政党制度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党的领导成为各项制度体制有效运转的关键，党的领导制度优势也成为其他方面制度优势的“指南针”、“定盘星”和“压舱石”。党的领导与新型国家制度进行深度互嵌和机制联动的过程中，开创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8]327。随着对“中国之治”与“中国之制”深层关系的系统揭示，在党的政治话语体系和国家政治话语体系中形成了关于制度优势的话语表达。通过话语政治化，不仅实现了历史经验、发展规律、优良传统的高度凝练，而且提升了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目标、路线方针、发展战略的彻底性。这一过程既为坚持和完善优势制度、坚守原则方向提供了政治保障，也为制度评价、民意表达提供了政治平台，有助于建构起群众、政党与国家评价制度的立体系统，并将制度优势话语以权力为基础进行确认。
（三）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制度优势话语大众化的现实价值
实现社会化是制度优势话语见之于实践的关键步骤。制度优势话语的价值不是停留在制度阐释层面，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优势制度在人民群众中的内在认同与外在行为，唯此才能彰显制度治理国家与社会的价值。注重话语的社会化是党进行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内在要求，这也是党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的必然逻辑。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9]843就在《反对党八股》中引用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内容指出：“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末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从根本上来讲，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和制度形态不仅致力于“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改造世界”。实现社会革命需要推动社会主体力量由自发向自觉的转化，这个转化存在两个维度：一是经济社会地位的转化，二是阶级阶层意识的转化。前者是客观基础，后者是主观条件。纵观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史可以发现，意识转化是一个阶级之所谓这个阶级的关键原因，也是实现阶级转化最为重要的条件。人类解放的实现在于无产阶级的觉醒与自为，而囿于各种历史环境因素，无产阶级的主体并不能自觉实现这个过程，为此就需要通过大众化的话语实现无产阶级的启发、动员、宣传与组织。
党始终重视自身话语与大众话语的衔接与融通，并且这种话语诉求也反映在阐释制度成就、诠释制度优势方面。制度优势话语进行学术化、政治化的归宿是将其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进而将制度内在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治理效能。马克思[4]11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制度优势话语。人作为天生的政治动物必然会经历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其中制度话语是实现自然人向社会人、政治人转变的重要媒介。而话语的社会化是实现理论掌握群众的基本环节，思想理论和制度体制的内在意蕴及其价值原则通过话语来进行表达，制度能否得到认同是制度能否得以有效执行的必要条件。制度优势理论及话语的归宿是将制度的合理性，转化为人民群众“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10]296的自觉。制度优势话语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话语表达，将群众的利益诉求、制度认知与治理效能同时纳入到制度评价体系中，既建构了制度优势与群众认同的沟通机制，也完善了制度优势的阐释体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的逻辑关系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不断积聚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新时代接续建构制度优势话语体系，不仅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长期执政的重要任务，而且是维护社会长期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这就需要我们深刻洞悉制度优势话语的逻辑关系，明确制度优势话语的存在形态。制度优势话语的存在形态往往因主体不同而表现形式各异，且在形态转化过程中，将学术化、政治化和社会化话语的相互转化历程加以展现。这不仅突出了人民意志、政党意志和国家意志的鲜明底色，并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新飞跃。因而，对制度优势话语的存在形态进行剖析、话语要素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将制度优势的必然性、科学性以及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从而为制度优势话语体系化建构提供思路。
（一）制度优势话语存在形态阐明了学术、政治和社会化间的互动图景
从话语形态来看，学术化、政治化、社会化之间构成了一个“三维双向互动关系”，形成了关于制度优势三种表达形态。话语的学术化、政治化、社会化分别作为一个维度，三者之间彼此存在辩证转化关系。
首先，学术层面的话语主要来源于社会经验总结和政治话语演化，具有思辨性、抽象性、争辩性等特点，同时基于不同学者分析视角与思辨维度的不同，表现出一定的主体性、差异性、多样性特点。以问题为导向，强调制度优势话语学术化，既不是以理论问题去遮蔽现实问题，也绝非悬浮在理论层面而与现实相脱节的教条。实践证明，制度优势话语的学术化向度，是巩固制度优势的概念、命题、论断等话语科学性、正当性和权威性的基础。一方面，学术化的过程为政治话语提供了学理基础和论证逻辑。以整体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逻辑分析，使制度优势话语在结构勘定和层次厘清中渐次实现概念、命题和论断的降维，这种降维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同实践相统一的体现，进而为政治话语提供可以直接使用的话语素材。另一方面，为大众话语提供了理性基础和话语资源。党的制度优势话语的生命力与效能发挥与否，关键在于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制度优势话语的认同和接受程度。因而，学术话语的最终指向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价值层面的话语，即大众话语。换言之，学术话语能够发挥其理性主导的规范和约束作用，使大众话语能够借用规范的表述来诠释其利益和情感等诉求。
其次，政治化层面的话语既来源于对历史经验和社会实践的总结，也来源于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政治化，具有权威性、统一性、固定性、意识形态性等特点。通过政治确认、法律确认等权威化的过程实现话语的意识形态化，一般明确表明政治立场、价值原则并体现政治形象。换言之，制度优势话语政治化就是强调对制度话语的战略领导权和规则制定权的占有，将制度优势话语同民族认同、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制度规范乃至政治行动过程紧密关联。政治化是话语合法性和合理性结果的最终呈现，浸润并脱胎于学术话语，使政治话语具备真实厚重的事实内核、简洁凝练的语言风格、正向积极的叙述视角、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以及繁荣自信的文化底色等特征。实践证明，政治话语往往是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更为精粹的产物，其目的在于宣传动员，阐释重大会议、重大事件的精髓，因而政治话语是带有经验性和智慧性的总结，具有方法论层面的指导意义。
再次，社会化层面的话语既有内生性演化的部分，也有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转换的部分，具有日常化、通俗化、广泛化等特点，尤其是在不同话语形态的交互渗透环境中和语用权的分散化，使得大众话语更加具有多义性、歧义性。但实现话语的社会化则是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掌握群众过程的重要环节。马克思[4]9强调：“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因而，大众化的话语在凝聚人民共识和形塑群众力量的同时，自觉地成为人民群众科学认识世界和能动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制度优势话语的存在形态也由此具备了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根基。质言之，大众话语是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的归宿，唯此制度优势话语的理论深度、情感温度、功能效度、理想向度才能得到彻底的实现。话语只有集中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现实需要，表达人民群众最实际的心灵呼声和价值诉求，才能永葆其生命力，才能具备彻底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吸引力，才能真正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理性感知、情感认同和自觉信仰。
（二）制度优势话语存在形态体现了政党、国家和人民意志的本质契合
制度优势话语在不同主体与形态之间的转换，集中反映了政党、国家与人民政治沟通的内在逻辑，体现了人民意志、政党意志、国家意志的本质契合。在现代政治中，政党是主导性的政治力量，对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执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不同主体之间的政治沟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党，不仅承担着人民意志向国家意志转化的直接性任务，而且作为使命型政党还要不断根据时代要求、矛盾转化、人民诉求等建构出符合发展趋势的沟通机制，进而实现意志转化的高效化、制度化、程序化与法治化，由此，制度话语便成为政治沟通体系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政治体系中，制度优势话语往往是以党为主体或主导者参与到学术化和政治化的进程中，国家在一些制度话语的法律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人民则是话语社会化的主体所在。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和责任型政党，党在学术话语、政治话语、理论话语中的主导地位，为实现人民意志、政党意志和国家意志的有效沟通提供了可靠主体、长效动力和稳定机制。
建党百余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了比较成熟化、定型化的政治沟通原则与机制，并以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形式加以表达，彰显了中国制度的价值取向与独特优势。在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制度的中国，党的意志本质上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转化，国家意志则是党的意志的接续转化，三者之间具有本质一致性，并且三者之间并不是单向性传递的过程，而是呈现出三个主体双向互动格局。党与人民之间关系通过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加以衔接，党在领导革命、改造、建设、改革与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等，建构起了新型的党群关系。党员和群众通过人民民主、协商民主、党内民主等形式实现与党之间的密切互动。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则通过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制度等将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诉求进行对接，形成人民诉求的表达、反映与回应机制。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党与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通过党委制度、党组制度、党管干部制度、归口领导制度等实现机制互动和制度衔接，不断提升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与能力。通过将党的价值追求深度嵌入到国家治理中，实现了制度优势话语在政治沟通中的特有价值。正是基于制度优势话语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转换关系，在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建构关系，在话语创新和话语规范之间的矛盾关系，决定了新时代建构制度优势话语要紧紧围绕着话语表达主体性、话语传播主导权和话语建构主动性来展开。
（三）制度优势话语存在形态揭示了执政、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逻辑
制度优势话语的存在形态为深入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奠定了基础。规律作为事物内在本质的必然联系，在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的同时，天然地同经验的总结与话语的建构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因而，制度优势话语的存在形态本身就是对认识与把握规律过程的投射，进而不断擢升制度优势话语从实然层面向应然层面过渡。
首先，制度优势话语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是重要的时代命题与学术议题呈现。制度优势话语在对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并结合新的世情国情党情过程中：其一，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执政优势的认识，鲜明提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话语。新时代“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11]94的政治论断的提出，以及“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概念的产生，极大地丰富拓展了制度优势话语的广度和深度。其二，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宗旨的认识，提出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话语。基于执政目标所体现出的目标话语，继而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8]482。这一体现党的人民观和执政观的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江山与人民之间的辩证关系，阐明了“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2]352论断的本质意涵。其三，深化了对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建设的规律性认识，鲜明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的相关话语，从而实现了制度优势话语理论层面的丰富发展与守正创新。
其次，制度优势话语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其根本属性在于政治议题的渐次展开。改革开放后，邓小平[13]260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党的制度优势话语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科学阐释。党的制度优势话语在赓续社会主义发展的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增强了制度优势话语的解释力、说服力和认同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一系列新概念、新论断和新话语的提出，在不断丰富和拓展制度优势话语全新视野的同时，为继续推动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层次认识，并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诸多重大的原创性贡献。
再次，制度优势话语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其最终指向的是大众议题的回归。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既是依托于丰富的历史经验，又是对历史运动未来趋势的展现。而制度优势话语立足于人类发展潮流、世界变化格局、中国历史进程中，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实践产物。换言之，制度优势话语，能够揭示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能够科学回答世界变局中人类将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提供可行的方案与模式。制度优势话语与治理效能之间在国家治理层面具有诸多契合之处。归根结底，制度优势话语最终要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切实效能，即致力于实现“中国之治”。因此，制度优势话语是理性化表达与自觉性建构的成果，尤其是一些制度概念在社会化与政治化之间的频繁互动，充分反映出制度话语本身的政治化现实和大众化需求的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仅是一种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而且是一种基于科学真理性和独特价值性的绝对性优势。这种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律性和道义性，反映了人类社会制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根本趋势。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的建构要求
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变革方式，制度优势话语建构要以话语学术化的解释力为抓手，增强其学理性支撑；以话语政治化的领导力为重点，坚定其政治性立场；以话语大众化的凝聚力为手段，推动其人民性叙事。这个建构模式既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又要反映人的需要和利益追求，体现客观规律性和主体选择性的统一、科学原则和价值指向的统一。而要建构一套制度优势话语，就必须具备可靠的稳定性、广泛的认同性、思想的前瞻性和科学的理论性。
（一）以话语学术化的解释力为抓手，增强制度优势话语的学理性支撑
夯实制度优势话语理想信念的坚实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洞悉。唯有“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12]348因而，对于制度优势话语的建构而言，话语政治化是制度优势话语的最高表达方式和实现形式，而话语政治化和话语大众化则必须依托于学术话语，以话语学术化的解释力实现制度优势话语形态的“创造性转化”。话语学术化的解释力，就是通过专门性、多领域、多维度的理论、学科和知识所搭建起来的系统的理论范畴，并以此范畴去解释、规范、引导乃至预测制度优势话语，而不止步于话语政治化和话语大众化的本身描述与浅层样态。这是因为，相较于话语的政治化和大众化，话语学术化的解释力具备“引申”和“升维”的功能，能够有效避免和克服制度优势话语政治化和大众化过程中所存在和出现的诸如机械教条、循环论证、浅尝辄止和不求甚解等形而上的问题，增强制度优势话语的理解力和认同力。概言之，话语学术化的目的，就是要在洞悉透彻制度优势话语过程中，厘清思想迷雾，坚持真理，进而修正错误、纠正偏差。历史与实践证明，对于政治话语的模糊认知和片面理解，往往是引起思想动摇、纪律涣散以及理想信念不坚定的重要诱因，因而必须通过话语学术化的解释力将种种曲解和质疑消弭。质言之，只有彻底的理论，才能说服人。
唯有厚实制度优势话语的学理性支撑，才能强化制度优势话语的政治引领力和大众感召力。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坚持以透彻的理论分析回应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诉求、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解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历史和现实疑惑、以真理的强大力量感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政治和身份认同，就要既坚持和发扬“用学术讲政治”的科学方法，又打造和塑造党的制度理论与话语“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良好局面。一方面，以制度优势话语学术化的解释力为抓手，就是要避免和克服话语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向和错误，使制度优势话语始终在系统的理论框架内演进、在正确的规律轨道上运行、在具体的实践基础中转化，满足对建构制度优势话语的规范、约束和指导条件。另一方面，在揭蔽、祛魅和超越“舶来话语”的过程中，实现对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类本质的回归。因而，强调制度话语学术化，不是为了割裂它同制度话语政治化和制度话语大众化之间的关系，而是为了更好地确立制度优势话语体系，更加彰显其优越性。建构制度优势话语体系，既是增进民众对国家制度优势的理解和认同的必由之路，又是强化制度自信进一步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路径，并认清社会制度更替的内在逻辑。
（二）以话语政治化的领导力为重点，坚定制度优势话语的政治性立场
发挥制度优势话语统领协调的本领能力，是对党的政治路线的遵循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11]122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看一个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要从政治上，大的方面去评判和把握。”因而，制度优势话语的建构，也必须相应地具备统筹和协调全局的政治领导力，在面对和处理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复杂的形势、矛盾和任务时，能够确保党的制度优势发挥出“举旗定向”的功能，从而带领党和人民在战略层面准确判断、科学谋划、主动作为，在策略层面灵活应对、有效落实、积极反馈。“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14]44，制度优势话语政治化的领导力，寓激励人民群众实践以发挥其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引领人民群众的前进方向以克服解决诸多难题大事、聚焦主要矛盾以立足全局长远大势上把握战略主动的三种作用为一体，是话语决策力、影响力和执行力的有机统一。制度优势话语在经过政治确认和法律确认的双重确认后，话语本身便具备总结历史经验，推动正确战略策略生发演进的能力，进而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接受，将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团结在共同的奋斗历程和目标之中。
始终坚定制度优势话语的政治性立场，才能推动制度优势话语的理论创新与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政治是统率、是灵魂”[15]71，因此“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16]973。一方面，制度优势话语政治化，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权力的来源与归宿，明确了党的政治逻辑、政治立场、政治方向与政治本色，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这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另一方面，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表明，制度优势话语所具有极其鲜明的目标指向和现实指向。只有坚定制度优势话语的政治性立场，即人民立场，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优势才能继续守正创新。因此，要以话语政治化的领导力为侧重点，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政治上的明白人；要继续发挥制度优势话语对政治优势、理论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的阐释作用，善于将党的政治领导力贯彻话语政治化之中，牢固坚定其政治立场不动摇、政治方向不偏移。
（三）以话语大众化的凝聚力为手段，推动制度优势话语的人民性叙事
提供制度优势话语效能转化的现实路径，架起理论与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制度优势话语大众化，就是真正实现话语同人民群众的情感融合与利益满足，善于运用群众话语表达群众心声，从而实现人民群众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身份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以及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认同的相互印证。从根本上来讲，这是将制度优势转变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整体效能的必然要求[17]。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取得诸多成就和经验，制度话语优势的建构也由此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深刻的实践性。对于制度话语大众化而言，要想发挥其强大的凝聚力作用，就要将既有的学术化话语与政治化话语，合理转化为能够指导、激励和涵养广大人民群众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丰富资源养料，从而实现制度优势话语从本质内核的价值观层面转变为具体且可操作的实践行为。这是因为，话语政治化和话语学术化能否深入群众并赢得认同，不仅在于话语的说服力和学理性，更在于话语的亲和力和人民性。因此，话语大众化的凝聚力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利益诉求，把大众主体的发展目标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相统合，同时要依靠话语学术化的解释力和话语政治化的领导力，使话语大众化能够在通俗易懂中实现纲举目张，切实使制度优势话语成体系的建构起来。通过制度优势话语大众化，使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从制度认知到制度认同，从制度认同到制度自信的确立，话语大众化过程中所生成的凝聚力是话语服务于实践的起点与归宿。
完善推动制度优势话语的人民性叙事，需要借助制度优势话语大众化的强大凝聚力。“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9]16人民是制度优势话语的主要创造者。人民性作为中国制度优势话语形成的内在依据，决定了制度优势话语的叙事逻辑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一方面，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话语大众化的叙事主体是人民，要以人民为中心建构话语体系，如此才能够抓住话语建构的主线和本质。人民大众表达的共同意愿、创造的经验集合、发挥的合力作用以及多样的实践行为在不断丰富和充盈制度优势话语，使制度优势话语的概念更加完善、内容更加多元、风格更加灵动、结构更加立体、体系更加系统的同时，需要不断凝聚民心、汇聚民智、激发民力。历史与实践证明，人民性叙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与根本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中得到审视、评价、修正、融合乃至升华，进而转化成为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要素与制度运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任何时代制度优势话语的人民性叙事，都需要服务于人民群众，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话语大众化的凝聚力作用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的优势，能够最大化和最彻底地体现出其说服力，将内蕴于话语人民性叙事中的价值观充分的展现出来，并为大众所认同。为此，我们要依托于话语大众化的凝聚力，在讲好制度优势话语的人民性叙事中，促进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既分殊又融合，形成独有时代特质和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话语表达体系，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建构的守正创新、与时俱进。
（作者简介：杨彬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基金：青启计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演进逻辑和建构机制研究”（编号：2024QQJH001）;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进程与重大贡献研究”（编号：2023YZD026））
来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