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早晨勒佛港的太阳在莫奈心中留下的印象一样，我心中的杨小凯，被定格在1986年多雨季节哈佛大学校园附近假日饭店的门厅里，他站在那儿，衣着朴素，态度谦和，替我们这些远道而来参加留美经济学会首次聚会的同学提行李。

张五常教授多年前私下评论，小凯是一位“行动者（man of action）”。行动者的特征之一是精力过人，似乎永不疲倦。这样，对我这名“旁观者”来说，由小凯的永无休止的行动所产生的各色各样的故事，便纷至沓来，居然从未中断过。

小凯之于我，是整整一代中国人在数亿颗头脑的沉默中锤炼出来的少数“有头脑”的人之一。他们的头脑的特征，受了他们时代的洗礼，几乎无例外地同时具有如下两种倾向：（1）批判性思考的倾向，（2）关注本土社会根本问题的倾向。当这两种倾向分属于不同头脑的特征时，不难推测，它们塑造的头脑可分别被称为“学问家”——如果是倾向（1）在起作用，“改革者”——如果是倾向（2）在起作用。

我从鲁迅那里获得这样的看法：当他经历了“社会断层的纵切面”的各个层次的社会生活时，他便具备了最犀利的洞察力和最深切的问题意识。换句话说，他便同时具备了上述的两种倾向。一个剧烈动荡的社会，就是以这样一种昂贵的方式，孕育了自己的掘墓人。小凯所在的知识分子代群，按照李泽厚在《现代中国思想史论》里的划分方式，应当是“第五代”知识分子——其心理结构的塑型期，恰与共和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重合。他们是1976－1989这一阶段，或许也延续到其后阶段的中国社会变革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习惯于“反潮流”思考，他们对脚下这片土地情深意切。

但是，除了具有“第五代”知识分子的代群特征，小凯的性情更显著地受到他的个人历史的塑型。他性情里的朴素与谦和，令人惊讶地，从未妨碍他率直地表达他的那些反潮流的见解。这样一种难得的性情，把小凯从具有上述代群特征的知识分子群体中鲜明地昭示出来。与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风云人物相比，他更注意保持边缘身份，更愿意采取对主流思想的批判姿态，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他呕心沥血地创建的“超边际分析学派”，究其思想渊源，发端于他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

多年来，让我难以赞同的是，小凯宁愿把他的那些迸发着活力的思想装进数学形式的分析框架里，而未能彻底地与主流经济学的形式主义决裂，未能记得凯恩斯在给哈罗德的信里的看法——一旦他的概念被转化为数学，概念里的思想就将死去。

但是，小凯有信仰。记得那是2001年，我再一次被他的信仰的力量打动了。那一次，我在他的主页上读到了几个对于他的理论至关重要的“存在性”定理的证明——是在数学家们的帮助下得到的。尽管，在我的理解中，这一定理表明它自身与小凯的“超边际分析”在思想上格格不入，它毕竟是小凯从博士论文时期开始的不懈努力的一项令人肃然起敬的成果。

信仰是内在的，当它外化出来的时候，表现为宗教行为。宗教行为未必意味着内在信仰，而且，它还以外在规则压抑内在信仰。可是，当信仰纯然是内在的时候，它就经常变得晦暗不明，它的超越此岸的意向就经常表现为强烈的“超越意向”——心灵向上升华却看不清彼岸在何方。这样，心灵便无法获得宁静。无处安置的心灵，把身体和头脑鼓动起来，发挥出超越常人的精力，并把这精力散发到生活世界的一切方面，不论那是学术的还是政治的，不论那是伟大的还是琐碎的。

科尔凯郭尔说：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小凯在人生旅途几乎接近终点时，才获得了信仰的外在形式，他那颗贯注着从社会断层里爆发出来的整个时代的精神冲动的头脑，才真正可能被他的心灵的宁静所笼罩，归于沉寂。

归于沉寂吧！思想原本不能传播给不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