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说过，世界上有些思想者是“模糊型”的,还有些思想者是“清晰型”的。

香港一别7年，张教授五常，应周教授其仁之请，飞抵杭州，于香格里拉昏灯下，咖啡桌前，老友相对，顽童相向，新著相与，作心灵撞击之恳谈。此番重遇五常，恍如隔世。人海茫茫，旷野苍苍，天地间徘徊，思想丛林中，小道相遇，感慨万千，各抒胸臆。

写了上述体会的当天，子夜时分，我的目光不自禁地停在五常教授特意从香港带来签名之后送给我的三卷本《经济解释》的书脊上——卷一的题目是《科学说需求》（2001年5月出版，献给作者的妻子和儿女），卷二是《供应的行为》（2002年3月出版，献给作者的启蒙老师艾智仁），卷三是《制度的选择》（2002年11月出版，献给中国的青年）。这样一种安排，用意十分明确，就是要从经济学的供求分析出发，切入到制度安排的经济分析当中去。而从三卷书出版的时间判断，几乎是每10个月写作一卷，就当代人的写作速度而言，不可谓不费心血。

读书人，尤其是老读书人，拿到作者的新书，玩味了标题之后，常置正文于不顾，先要去看出版社、版式设计、文字及责任编辑的名称。五常教授这套书的出版社，从名称判断，是典型的由香港人经营的出版社，起了一个让说普通话的大陆人很拗口的名，叫做“花千树”。从设计和编辑们的名字看，过于文雅，似乎也是香港人命名的特点。可叹的是，五常教授的经济学文字，若写成英文，必定酣畅淋漓，语障全消。如今经香港编辑汉语整理之后，在阅读感觉上打折不少。

香港编辑整理的文字，于大陆的青年，尤其是大陆习经济学的青年，实在是隔着一层膜的。首先是外国学者的名字，以粤语发音，翻译为汉语，与大陆的通译标准相去甚远。仅举一例，“赫舒拉发”，英文名是Jack Hershleifer，按照商务印书馆公布的标准翻译，应为“赫施莱佛”。人名地名的翻译，原本没有什么标准，但大陆的青年读者在过去30年里，习惯了大陆的标准译名，猛见到“赫舒拉发”这类名称，猜不透是外国的人名还是某种珍禽异兽的名称，甚或可以是新潮发型？而“赫施莱佛”却极少可能被误解为人名以外的任何东西，哪怕真有一尊叫做“赫施莱”的佛呢。

其次是香港汉语虚词和主语的用法，由于受了当地口语的影响，在许多方面与大陆迥异，也难免让大陆的青年读者感到陌生。也仅举一例，在卷三第60页处，“他建议我们要转换角度，要从权利的约束那方面看物品，而市场的任何物品，交易的是一个约束了的权利的组合。”至少，在此处“交易的”前面应增加一个“所”字。更好的汉语编辑，往往要把后半句重写为：“……而对市场上交易的任何物品来说，所交易的，是受约束的权利组。”

此外，还有编辑明显疏忽造成的错误，例如卷三第241页第二段第一句：“是我想了很久才得到的结论。”这里作为段落开始句，那个“是”字来得简直莫名其妙，大有使用了“电脑翻译”软件之嫌。

尽管如此，逐字逐句地阅读，读者仍可从文字间感受到五常经济学思考的魅力。比如这段话：“上帝造出来的人是不平等的。不同的天赋、际遇等发展，要有不平等的权利划分。产权平等则人权不能平等；人权平等则产权不能平等。以产权不平等划分，人权可以平等，于是可以有法治。以人权不平等划分，法治就无法施行。”（卷三第241页）仔细想想，这话里包含了多么尖锐的判断！

注意，我用了“尖锐的判断”这5个字来刻画五常教授的思考特征。哈耶克说过，世界上有些思想者，是“模糊型（fuzzy）”的思想者，典型如哈耶克本人；另有些思想者，是“清晰型（clear）”的思想者，典型如弗里德曼。我自信永远找不到“清晰”，永远难以判断世界上任何容易判断的事物。而五常教授，我以为，必定是清晰型的思想者，故而，可以发展出如此“尖锐”的判断力。

五常教授的经济学，和其仁教授的经济学一样，被我称为“直面现象的经济学”，被他自己叫做“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我因为无法清晰地思考，不敢把世界当作居然是“真实（real）”的，故而只得面对“现象（phenomena）”。现象者，古希腊文词根，含有“感觉”、“幽灵”、“虚幻”之意，与“物自体（noumena）”相对应，成为康德哲学的出发点。

各抒胸臆之后，我和五常握手道别，随妻子、其仁等走向饭店大厅的转门，五常则转向客房走道，在另一行人的前面独自踯躅，低首无语。我内心冲动，掉头走向五常，赶上去握住他的手，再度告别：“Steven, take a good care of you.”（五常，多多保重了！）

坐在书桌前，我听任思绪蔓延。我知道他要离开杭州去上海了，但不清楚何时出发，也不清楚我是否应当前往送行，甚至不清楚在我和五常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呆坐着，在心里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