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少龙 《经济学家》杂志社编审

“追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和新词汇，特指年轻粉丝对明星的追踪崇拜行为。

我已不年轻了，但我也曾经“追”过一次“星”，那就是“追踪”张五常。

说来我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了。由于工作的关系，我认识且关系不错的经济学家不少，其中许多比张五常“大牌”多了，可我却独独凑过“张五常热”的热闹。

那是2002年4月1日，张五常应邀来到西南财经大学演讲。

因工作性质我们不坐班，那天也不该我值班。我也没在学校住家，听说张五常来学校讲演，老远的我屁颠屁颠地“追星”到了学校。

当天下午，64岁的张五常和夫人准时登上了“西财”的“名流讲坛”。坐在前排的学生一拥而上，企望获得张五常的一个签名，几乎把一旁陪同的会议主持人挤到拐角。原本不大的礼堂人满为患，甚至连过道也站满了人。没有挤进礼堂的学生在大门外不肯离去，齐声高喊“张五常、张五常”！这阵仗，堪比“追星族”还厉害。

其实，类似的“捧星盛况”之前已在中国的高校已经重复了十余遍。2001年以来，张五常从中山大学讲演到辽宁大学。所到之处，大江南北掀起一阵阵“张五常旋风”。

现场听见一群女生在议论，说她们喜欢张五常就像喜欢周星驰，看张五常的经济学散文《卖桔者言》就像看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

据称，此次“张五常热”，是张五常在大陆掀起的第三波热潮。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借着《卖桔者言》的非凡传播力，张五常的声名始播于大陆。而后，张两度晤见中央领导人，并向中国高层领导推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等人。于是，张在中国内地的声名很快超越了学术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是“追星族”的我才会有这么一次“追星”经历。

然而，“追星”的结果很失望。

大名鼎鼎的张五常的演讲也不过如此，内容老生常谈，仍然是他的“佃农理论和合约理论”。没有新观点倒也罢了，奇怪的是，张五常用的是粤语演讲，而让旁边的比他年轻得多的夫人用普通话翻译。

各种各样的演讲会、研讨会我参加得多了。此次讲坛又不是国际研讨会，用得着让人翻译吗？你张五常是中国人啊，何况是在中国内地演讲，又不是在你所在的香港。那你干嘛用粤语呢？干嘛还要人翻译呢？是你“显摆”还是你国语说得不好，或是你故意拉长时间呢？真令人一头雾水，不得而知。

出于礼貌，我没有中途退场，而是像个小学生一样，端端正正坐着听完了张的演讲。

张演讲结束后是听众提问，台下的听众纷纷举起了自己的双手。

好戏来了。一位研究生站了起来。可能这位研究生是广东人吧，既然张五常用粤语演讲，于是他也用粤语向张五常提了一个问题。哪知张五常听见提问者用粤语，立马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打断提问者说：“用国语，用国语”。台下哄然大笑，不知是在善意的嘲笑这位研究生还是佩服张五常的“风趣”。

我没有笑，也笑不出来。老师演讲用粤语并让人翻译却要求学生提问用国语，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众所周知，当今学校讲课统一要求用普通话，何以张五常演讲却用粤语而又让人用国语提问呢？据说张五常在内地其他大学都是用粤语演讲，而让其夫人翻译的。

这就是我学术生涯中唯一的一次“追星”。当天是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我的“追星”成了名副其实的“愚人节”。

潮涨潮落终有时。在此之前，2002年1月，《经济学家茶座》向“张五常热”扔了一枚“炸弹”：《给张五常热降温》。

“炸弹”是从座落在北大朗润园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扔”出来的。投掷者为该中心博士后夏业良。

夏业良在批评张五常之前表态：他并不怀疑张五常的智力和张在产权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也欣赏张的散文类作品的影响力。

然后话锋一转，夏说五常先生倒真是有“五常”行为：一是常常夸大其辞，每次演讲都有“爆棚猛料”，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二是常常炫耀自己曾与大师为伍，借名人名校抬高自己，言必称科斯、弗里德曼，且自己之高见不是被他们所采用或默认，就是事实最终证明自己赢了；三是常常过于自信，凡自己之创见均为开天辟地之宏论，只可惜诺奖委员会有眼无珠。如今又扬言其尚未出版的那本《经济解释》已经超越斯密、马歇尔等人，无意中又将自己置于大师行列之中；四是常常突出自己鹤立鸡群之处，甚至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已经有三十年不读书，也从来不读他人的论文，并且书架上没有经济学书籍，只有书法绘画摄影一类的书籍，不知这算不算误导学生；五是常常以自己的预测准确而自豪，动不动就说自己某年某月的预测如今已经成为现实，并且相当准确，俨然一个“事后诸葛亮”。

该文还指出张五常反感使用数学，以偏概全，误导后学。

此文一出，“经济学江湖”突变，议论四起。

《经济学家茶座》为夏文配发的编者按语说：“夏意为给张五常热降温，但本文的发表或许反给张先生升了温。”

此言不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