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十年，中国人的生活，急流涌来，急流涌过。世界的变化在加速，中国尤然。谁还记得从白石桥到中关村的那条破路，偶或有辆机动车从浓密的树荫下开过，树荫下一个老太太坐在蝉声下面，坐在两个大保温瓶后卖三分一根的冰棍？一九七一年，取水路从苏州到杭州，客船转在连绵不断的芦苇荡里，那景象更像在唐宋人笔下，离开三十几年后的两岸楼房灯光却非常非常遥远了。现在的少年青年，听说“文革”，听说一九七六年，甚至听说一九八九年，影影绰绰，像是听说玄宗故事。说起这些，连我们自己也难免隔世之感。生活流水般逝去，一些镜头抓住我们，仿佛我们要通过它们抓住生活。眼前的这套摄影集，借助比我们自己更广阔的视野，更具穿透力的视线，把这些镜头摆到我们眼前。

照相机镜头未必从不撒谎（想想那张新立村人民公社两个村姑坐在亩产可达十二万斤的稻子上的照片），但它在纪实方面确有优势。我们很难想象别的媒介能像王征的镜头那样刻下贫瘠而顽固的西海固。纪实，当然不是照抄现实——从来没有照抄现实那回事。纪实摄影师通过纪实手法，展现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对历史的理解，展现他们自己的心灵；一如真正的艺术摄影通过艺术的手法展现世界和心灵的另一面真实。眼前的这些照片，不仅是历史的记录，它们同时是对现实的独特理解。随便翻开一页，于德水的《黄河滩》（河南灵宝，一九八六），彼境彼情，我不知道除了把它拍摄下来，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传达给我们。

这十位摄影师都是研究者，他们的摄影作品、他们的生活历程、陈小波对他们的逐一访谈，无不表明这一点。黑明历时九年数十次专程前往黑窑子，他拍摄一百个被地雷炸过的村民、一百个知青，都是他借助相机在进行研究。研究并不只是学院知识分子的专长。实际上，由于远离现实生活，尤其由于丧失真切的关怀，学院研究越来越接近于语词的癌变，只在叽叽喳喳的研讨会上才适合生存。而这十位研究者，无论风格和题材多么不同，各个都执著于真切的关怀，关注一条河、一个山村、一个矿区。他们对某一片断现实的关注引发我们的关注，他们对生活的思考启发我们的思考。

一个山村是一个世界。世界之为世界，不在于涵盖的面积广大，你可以从北京飞到巴黎，从巴黎飞到圣保罗，可你出出入入的，只不过是个会场，你说的听的，还是上次会议说过听过的那些话。这里也许有全球化，但没有世界。世界是我们取食于此、欢笑于此、相濡以沫于此、丧葬于此的生活整体。这些摄影集展

现在我们面前的，才是世界。

一条河、一个山村、一个矿区，那里生活着一些普通人，甚至底层人。我看到朱宪民的两部影集，一部题作《黄河百姓》，一部题作《百姓》。纪实摄影师把镜头对准百姓，这该不是偶然的。这里才有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的生活，实实在在的影像。镇日出入于华灯之下镜头之前的政客、明星、名人，镜头还能从他们身上捕捉到什么真实呢？也许狗仔队捕捉到的那些镜头就是他们的真实？

这些普通人的故事不那么绚烂，但由于紧接地气而实实在在。今天，满街广告上，满电视荧幕上，漂亮脸蛋儿，标准曲线身材，满是靓丽的影像。它们都像从工艺品厂新出炉的工艺品，没有土地，没有历史；漂亮，然后空空如也。当年我们满眼看到的是空洞的政治宣传品，在心智健全的人眼里，理想一旦流于空洞就不再是理想，只是令人厌恶的欺骗；我猜想今天心智健全的青年看到那些空洞的靓丽，也早觉得厌倦甚至厌恶了吧。

摆在我们眼前的这些影像却并不缺少美。我是个外行，无能从形象配置、采光滤光、抽象质感来谈论这些作品。但你翻到《侯登科麦客33》，你怎会不知道这是一幅出色的艺术作品呢？我不懂怎样让照片产生质感，我猜想仅仅让照片产生质感是不够的，那背后更需要生活的质感。我，像很多日子过得不错的城里人一样，习惯了浮光掠影。在这些照片中，生活的质感在顽强呈现，它们在纪实的同时，似乎也在召唤，把我们大家唤向较为质朴的生活。

(《中国摄影家系列》，陈小波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七年九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