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复旦大学“985”工程二期美国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美国政治的理论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美国国会对社会问题的治理”课题成果的一部分。在此特别感谢复旦大学“金苗计划”的资助和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杰尔姆·米勒（Jerome Milluer）教授、弗吉尼亚大学政治系詹姆斯·西瑟（James Ceaser）教授、复旦大学政治学系何俊志副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信强副教授的贡献与帮助。作者还要特别感谢匿名评审王缉思教授提出的许多非常有见地的意见，帮助我们修正了很多谬误。
〔内容提要〕美国是一个兼具理想和激情的国家，自由、平等和自治的政治理想成为美国的立国精神，构成了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政治认同支柱。然而，美国立国精神诸要素之间并非是和谐无间的有机体，而是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张力和矛盾，自立国之初就一直存在于美国政治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变迁，美国立国精神诸要素之间的内在矛盾不断发展，对特定阶段的美国政治体制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为了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挑战，美国政治形态也相应地不断变革。沿着这一线索，可以确立研究美国政治的一项研究议程。
关键词：美国政治 研究范式 美国政治发展 研究议程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在建国以来的两百多年时间里，美国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复杂的政治体系，这一体系是名副其实的、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产物，是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分权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共和（republic）、民主（democracy）、自由（liberty）、自治（autonomy）等政治精神与美国殖民地经验的现代融合，呈现为不同于欧洲和亚非拉其他国家的独特政治形态。在这一独特政体下，美国仅用了两百年的时间就从一个移民垦殖社会成为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发达国家。引人注目的是，这一体系不仅适应于美国早期以移民垦殖为主要活动的幅员广阔的乡村社会，而且也基本上适应了人员物资流动频繁的美国现代工业社会的挑战。迄今为止，美国政治的宪法和政治制度框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美国宪法除了增加了26条修正案之外，基本保持了两百多年以前的形态，但美国的国家和社会早已今非昔比。美国的政治体制为什么能够成功？这是吸引政治学者关注的问题。
中国的美国政治研究始于鸦片战争爆发前后，谢清高的《海录》、林则徐主持翻译的《四洲志》等，是中国学界研究美国政治的开始。【注释】严维明主编：《比较美国学》，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注尾】 然而，由于受到救亡和革命等历史任务的影响，近代中国人对美国政治的研究没有太多进展，甚至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一度还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理想主义等错误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研究渐有起色，以沈宗灵的《美国政治制度》【注释】沈宗灵：《美国政治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注尾】、曹绍廉的《美国政治制度史》【注释】曹绍廉：《美国政治制度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注尾】、陈其人、王邦佐、谭君久的《美国两党制剖析》【注释】陈其人、王邦佐、谭君久著：《美国两党制剖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注尾】、李道揆的《美国政府机构与人事制度》【注释】李道揆：《美国政府机构与人事制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注尾】、李寿祺的《利益集团和美国政治》【注释】李寿祺：《利益集团和美国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注尾】 等为代表，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开始起步。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法律、制度、历史和个别制度的研究上，缺少关于美国政治总体逻辑的研究。直到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先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袁晞采访时感慨：“我国一直很少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一般人想到美国政治就局限于谁可能当总统，具体政纲是什么，而没有从政治学的角度去分析美国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是怎么形成的，怎么发展的，都没有专门研究。”【注释】转引自张立平：《1989年以来我国的美国政治研究》，载胡国成等：《透视美国：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注尾】 关于美国的政治研究和历史研究脱节的问题十分突出，对美国政治制度偏重于制度介绍和历史描述，缺乏将二者统一起来的逻辑分析。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政治学的成长，对美国政治进行政治学研究的趋势日益强劲。1990年出版了李道揆的《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将美国政治放在人类几千年文明史的大框架中加以考察，明其功过是非，辨其精华糟粕，探讨其独有特征，赵宝煦先生赞誉为“多年来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政府制度的一项最重要的科研成果”。【注释】李道揆：《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注尾】 随后，王沪宁的《美国反对美国》将美国政治置于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框架进行分析，发现了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的深刻内在矛盾，“凡是在能发现肯定性力量的地方，都能发现否定性力量。”【注释】王沪宁：《美国反对美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注尾】 此后，关于美国政治的研究开始步入政治学研究的轨道，比如蒋劲松的《美国国会史》【注释】蒋劲松：《美国国会史》，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注尾】、张宏毅的《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注释】张宏毅：《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注尾】、张定河的《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和演变》【注释】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注尾】、孙哲的《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和决策行为》【注释】孙哲：《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与决策行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注尾】 等。然而，迄今为止，关于美国政治的研究仍然缺乏总体性和原理性研究，大多是抓住美国政治的某一部分进行“解剖式”研究，缺乏对美国政治内在规律的理论研究，缺乏对美国政治逻辑的系统把握。从学科建设来看，美国政治尚未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亚学科，使得人们对美国问题的理解大多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次，缺乏学术深度和前瞻性预测研究。本文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美国政治的独特逻辑及其发展道路，为美国政治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提供一项研究议程，以求教于方家。
一、“合众为一”：美国政治的主题
政治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高级生活形态，是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权威对社会性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它贯穿于人类社会生活始终。根据戴维·伊斯顿的经典定义，政治是社会性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是个人和团体在一系列共同和集体行动问题上达成一致的过程，即便他们对行动所要谋求的目标存在分歧。【注释】〔美〕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注尾】 因此，政治是一门摆平社会矛盾以建立秩序和构建和谐的学问，不同的社会文明体，面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产生的矛盾和挑战不同，其化解矛盾和应对挑战的政治文明形态及其逻辑在遵循普遍规律的同时，也各有其特点。
作为一个从移民垦殖社会发迹而来的政治形态，美国政治如果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也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政治形态迥然不同的。最早漂洋过海前往新大陆的殖民者们，要么是为了逃避宗教压迫，要么是为了到新世界去发财致富。寻求自由和富足的梦想，成为推动美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强劲精神动力。然而，他们到达美洲后，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众多严峻的挑战，“不但要同荒无人烟的原野和印第安人作斗争，而且还要管理他们自己内部的问题。”【注释】〔英〕 维尔：《美国政治》（王合等译，马清槐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页。【注尾】 于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充满危险的异族群体环境，以及殖民者内部的社会矛盾，便构成了殖民者们必须面对的政治矛盾，如何摆平这些社会矛盾、构建新社会的秩序，就构成了美国政治的核心议题。对于后来加入美国的新移民群体来说，这一问题就转化为新老移民在不同种族、宗教、利益、价值等方面产生的摩擦和冲突，如何解决这些政治冲突以确立和谐的秩序，成为美国政治的主题。简言之，基于美国多样化社会的特点和寻求统一秩序的政治要求，美国政治的主题集中于“合众为一”，是美国国名“美利坚合众国”所表达的政治关系、政治形式和政治活动的发展规律。诚如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斯坦利·霍夫曼所言，美国特性（亦即美国政治）是由移民造成的种族多样性这一“物质特点”和美国的自由民主信念这一“意识形态统一性”二者结合而成的独特产物。【注释】Stanley Hoffman, “More Perfect Union: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America,”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Winter, 1997/1998, p.72.【注尾】
“合众为一”的政治主题包括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是最低限度的一致性。当今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建设过程，是一个“美国梦”逐渐实现和扩大的过程。对于早期漂洋过海移居美国的人来说，这种最低限度的一致性就是所谓的“美国梦”。最初的美国梦不过是建立一块建功立业的土地，具有竞争力和务实的人能够挣得一份财产或建立一个梦想的家园，其政治精神的核心是以自我为中心、实利主义、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注释】詹姆斯·M.伯恩斯等：《民治政府》（陆震纶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页。【注尾】 哈佛大学的托马斯·帕特森（Thomas E. Patterson）教授把美国梦概括为“自由、平等和自治的核心政治价值观。”【注释】托马斯·帕特森：《美国政治文化》（顾肃、吕建高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页。【注尾】 另一位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则把美国梦概括为所谓的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和美国特性（American Identity），认为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和宪政下的法治构成了美国信条的核心价值观。【注释】塞缪尔·亨廷顿：《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周端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4页；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242页。【注尾】 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承认，美国人的政治认同与美国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密不可分，它构成了美国国家认同的基本纽带。诚如卡尔·弗里德里希（Karl Friedrich）所说，“成为一个美国人是一种理想，成为一个法国人则是一个事实。”【注释】Karl J. Friedrich et al., Problems of the American Public Servi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35), p?12.【注尾】 “美国梦”无论从社会学、文学、还是美国两百年的历史来讲，都具有一种永不改变的内涵：不断追求美好生活并为之奋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在“美国梦”的推动下，美国从东部沿海的13个殖民地起家，逐步开疆拓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美国政治也从早期的《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合众国宪法》所创造的政治形态，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复杂的政治文明。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理性创造物，美国政治从一个简单的“美国梦”发展到今天的复杂政治文明体，贯穿始终的都是在寻求一种最低限度的一致性，寻求简单的共同性。为了保持此种最低限度的一致性，美国人颇具创意地草拟了《美国宪法》，并创建了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自由民主政体，以保证美国自由、平等和自治的立国精神。自由民主政体是美国人的一个政治发明，在此之前它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东西，19世纪前的欧洲政治思想家中，几乎没人鼓吹自由民主政体，他们要么倡导没有民主特征的自由政体（比如孟德斯鸠、休谟、伯克等），要么鼓吹没有任何自由特征的民主政体（如卢梭）。【注释】〔美〕 詹姆斯·W. 西瑟：《自由民主与政治学》（竺乾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注尾】 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用“合众国”一词来命名美国宪法确立的政体形式，他认为合众国是一种大众政府，代表制产生于这一政府之中，公民个人权利和对自由的保护在这种政体中是至高无上的。麦迪逊将共和与民主作一对照，把民主定义为一个小范围里的直接的大众政府，并认为民主对个人自由来说一直是不友好的。【注释】〔美〕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4～53页。【注尾】 麦迪逊把对民主政体的认识与罗得岛和马萨诸塞州的实际联系起来，认为民主国家往往无力进行深思熟虑的决策，它们历来“展现的是一种混乱和争论的场面，与个人的安全和财产权格格不入。”【注释】同上。【注尾】 美国人在忠诚宣誓中认定其政体就是合众国，属于共和政体，具有一种唤起公民责任感和牺牲精神的崇高性，涉及权利保护、有限政府、深思熟虑的决策过程等现代宪政主义的核心特征。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系教授詹姆斯·西瑟（James Ceaser）认为，美国政治学研究不仅作为大学里的一门学科，而且作为一个自由社会中的一项重要的人类事业，“在某种程度上应从事支持自由民主政体的活动。”【注释】〔美〕 詹姆斯·W. 西瑟：《自由民主与政治学》（竺乾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注尾】 作为有意识的理性设计物，美国政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源于由美国信条所凝聚起来的广大民众的国家认同的巨大影响。
二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多样性。在寻求最低限度一致性的同时，美国政治面对的是一个幅员辽阔、地理多样、经济复杂、种族芜杂、教派林立和文化多元的多样化自然地理和社会文化环境。美国开疆拓土的殖民过程，也是一个多样性和差异性不断显现和发展的过程。在殖民垦殖早期，气候、土壤和自然资源的地区性差异在各个殖民地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政治兴趣和互不相同的生活方式。东北部和濒临大西洋的新英格兰殖民地，濒临港口，交通便利，人口流动快，适合工商业发展，容易造就商业和金融资本集团主导的自由民主政治。而新开发的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合发展种植园和奴隶制，更适合农场主和奴隶群体的发展。于是，“边疆的扩展恰如一张打开了的地图，把区域性的差异展现出来，这种差异构成了19世纪美国政治的基础。”【注释】〔英〕 维尔：《美国政治》（王合等译，马清槐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页。【注尾】 南北战争就是因为无法找到南北各方可以接受的政治方式解决这一问题而造成的，它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直到今天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南北战争之前，由于边疆开拓提供的无限机会，催生了一波波的移民浪潮，引发了美国更为复杂而深刻的种族差异和宗教纷争。在19世纪初期，爱尔兰裔、德国裔移民大批涌入美国，还没有引发特别严重的政治后果。南北战争结束后，东南欧的意大利人、波兰人、立陶宛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西亚的叙利亚人、犹太人等纷纷涌入美国，在总数上甚至远远超过原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构成的“旧种族”。大量涌入的移民为美国带来了语言、宗教、种族、习俗、社会政治态度等方面的多样性，如何在如此复杂多样的利益和社会价值观的竞争中确立解决冲突的政治游戏规则，使之保持和谐的秩序状态，构成了美国政治生活的基本脉络，一直影响至今。美国宪法最初描述的不过是18世纪的思想家根据当时的理想政体概念设计出来以适应18世纪需要的政体形式，它无法适应此后美国工业化社会的众多挑战，更无法应对信息社会对美国政体形成的严峻挑战。因此，美国宪法赋予最高法院以解释宪法的责任，根据美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补充和发展美国政体，以有效应对对美国社会发展构成的诸多挑战。
时至今日，美国社会早已今非昔比，不仅面对卷入全球社会带来的外部挑战，也面对来自美国移民社会的内部挑战，美国政治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对于当前美国社会中的多样化种族对美国国家特性的挑战忧心忡忡。亨廷顿认为，美国的国家特性和国民身份在20世纪后期走弱：（1）多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的理论在某些精英人士中大行其道，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抬高人种身份、民族身份、性别身份和其他的国民层次以下的身份，而贬低国民身份；（2）原先促进移民同化的那些因素处于弱势或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移民保持着双重国籍、双重国民身份和双重忠诚；（3）讲一种非英语的语言（西班牙语）的人（主要是墨西哥裔人）在移民中居于多数，这种现象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其结果是出现拉美裔化的趋势，美国呈现出双语言、双文化社会的趋势；（4）美国一部分重要精英人士轻视国民身份而重视全球身份和跨国身份，与美国公众高度重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价值观的态度形成越来越大的差距。【注释】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242页。【注尾】 亨廷顿认为，美国已面临何去何从的严重关头，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国家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尽管亨廷顿的看法过于悲观，但的确道出了当今美国政治面临的根本难题。
不难看出，合众为一，即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多样性中寻求最低限度的一致性，一直而且仍将是美国政治的主题，它构成了美国政治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也是一项詹姆斯·西瑟所说的追求自由民主政体的事业，在人类理性意识和实用主义精神的指导下，美国人坚信通过积极探索应对内外部挑战的价值、组织和制度，他们的“美国梦”仍然可以继续得以在更高的境界中实现。
二、自由与平等的张力：美国政治的内在动力
既然美国政治是人类理性的创造物，美国民众独特的思想、性格和行为哲学对于美国政治就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无论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Henry Steel Commager）教授、瑞典著名学者冈纳·米尔达尔（Gunnar Myrdal），还是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都十分强调所谓的“美国精神”、“美国信念”对美国政治的意义，亨廷顿还直接把美国理想看作是美国政治经验的核心。【注释】塞缪尔·亨廷顿：《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周端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注尾】 由于美国既没有封建主义的传统束缚，【注释】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First New N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注尾】也缺乏社会主义成长的土壤，【注释】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 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 W. Norton & Company, 2000); 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London: Norton, 1996). 〔德〕 W. 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注尾】美国政治无疑更多地体现了美国精神的自我争论及寻求方向上。
美国是一个富于理想和创造精神的国家，它是由来自全世界众多民族、种族、宗教、文化的移民组建的国家。美国政治是一个人造的政治产品，是综合了近代启蒙运动以来欧洲理性主义政治学、古希腊和古罗马政治哲学、巴勒斯坦教会和家庭制度及北美殖民地政治经验结合而成的结果。特别是那些早期从欧洲到美国来的人，大多是一些宗教上受迫害或者政治上受排挤的人，他们希望摆脱专制，逃避迫害，追求自由、财富和平等，然而他们抵达的新大陆又是一个政治荒芜的地区，没有完整而巩固的政治秩序，印第安人的部落文明比欧洲移民要落后几个时代，不仅无法抵御欧洲人的进攻，而且由于土著文明落后，连充当奴隶的资格都没有。【注释】〔美〕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注尾】 不难看出，当欧洲人登陆之后，他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理想和热情肆意挥洒，用包含自由、平等和自治理想的所谓 “美国精神”缔造所谓的“新政体”（New Polity）。
在美国人按照自己的理想和生活方式缔造一种新政治的时候，对他们造成最大挑战的不是广袤的自然环境，也不是土著印第安人的明枪暗箭，而是源自美国理想自身的内在张力。作为美国政治核心价值观的“美国梦”本身是矛盾的统一体。资中筠先生在综观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美国政治思想发展时，看到两条线：“一条是侧重自由，鼓励竞争，无拘束的个人奋斗，讲求效率，无情淘汰，适者生存，其结果导致贫富悬殊扩大，社会不平等加深，出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另一条侧重平等，信仰人道主义、社会公正、天赋人权，倡导对社会、对集体的义务，反对特权、反对压迫，导致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改良，包括政府干预和福利政策。”【注释】资中筠：《20世纪的美国》，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9页。【注尾】 的确如此，在欧洲人的思想谱系中，自由和平等天生就是对立的。自由的原则强调自然权利的首要性，将个人自由置于共同体共识之上作为政府存在的目的。而平等的原则强调以多数原则为指导的自治政治共同体，可以为了共同利益而塑造个人的道德品格。在自由和平等的关系上，欧洲人历来认为两者之间是无法兼容的。从柏拉图开始，整个社会按照身份和等级排列被看作是自然而然的，如果社会基于平等原则而成为整齐划一，必然成为滋生专制者的温床。【注释】参阅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注尾】 启蒙运动以降，欧洲主流思想家将平等提升到普遍原则的高度，但只是形式上的政治平等，是基于过程的机会和条件平等，而非基于结果的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是抽象的平等而非实际的平等。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的态度最为典型。他认为平等的扩张将会敲响自由的丧钟。【注释】〔法〕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6～126页。【注尾】 在多数情况下，在欧洲人看来，自由与平等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自由原则倾向于将权利置于责任之上，把个人自由看得比多数规则更加重要。相反，平等原则则更强调对社会共同体的义务和责任胜过个人的自主权，把群体权利看得比个体权利更重要。自由与平等之间在优先次序上的取舍，必然导致两者之间的矛盾，这是无法摆脱的悖论，更是引发欧洲历史上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竞争的核心线索。
然而，美国立国之初的特殊环境条件，使得它在特定时期实现了自由与平等原则的有机统一。早期移居美国的移民，为了摆脱封建压迫和宗教迫害，寻求宗教自由和财富，在登上新大陆后以“自然法则”和“上帝旨意”摒弃旧大陆腐朽价值观。在《独立宣言》中开宗明义，“每个人都是生来平等的”，从而正式承认人生来平等原则，并将平等的原则注入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精神，从而实现了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的有机统一。《独立宣言》明确提出，如果“政府追求的目标是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主义统治之下，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在历数英国国王的诸多暴行之后，13个殖民地庄严宣告“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按其权利必须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解除一切效忠于英王室的义务”。随后，在合众国宪法中规定，“为了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确保内部安宁，提供共同防御，增进公共福利，并确保我们自身和子孙后代永享自由的幸福，特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这是实现自由和平等原则在政治制度上的具体实现，美国人用实践突破了欧洲人所坚信不疑的“自由与平等的悖论”。诚如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所言，“自由与平等是美国社会体制的两大美德，两者合则两全，离则两伤。”【注释】Michael Walzer, “ In Defense of Equality,” Dissent, Vol.20, Fall, 1977, p.408.【注尾】
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之所以在美国得以有机统一，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美国移民垦殖社会的特点是密不可分的。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到18世纪中后期，北美殖民地经济快速发展，殖民地人民已经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而英国为了对外用兵和开拓殖民地的需要而肆意征税，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不满，实现政治独立成为他们当时的头等大事，这一任务使得对于彼此之间平等的要求暂时服从于对脱离英国统治获得政治独立的自由诉求。从当时殖民地社会的特点来看，平等原则是非常抽象的原则性概念，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中没有显赫的贵族，更没有形成经济新贵，民众彼此之间并没有形成悬殊的差别，泛泛地确立平等的原则除了宣告美国和英国具有平等的独立权外，没有任何实质上的现实意义，自由和平等在当时仅仅局限于有一定财产的、白人男性公民。【注释】〔英〕 J.R.波尔：《美国平等的历程》（张聚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2～16页。【注尾】 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奴隶、妇女、有色人种来说，几乎毫无推行和落实平等原则的可能，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了这些人无法提出享用和有财产的男性白人公民平等的权利，独具特色的集自由和平等原则于一体的美国政体因此得以形成。
不过，新生的美国政体的社会基础并不十分稳固，一旦支撑其存在的国际环境和社会基础发生位移，美国政体就会面临严峻挑战。首先，从国际环境来看，独立战争后，国际环境的改善削弱了自由原则的重要性。美国建国后初期，国际环境还十分恶劣，欧洲烽烟不断，特别是英国压倒性的海军优势给美国造成巨大压力，英国舰队对美国的劫掠行动直接导致了被成为“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的1812年美英战争。战争结束后，国家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内部建设上，比如占领大陆、发展经济和推动社会发展。到1823年“门罗主义”出台后，美国排除了来自外国的一切干涉，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国际战争，美国的国际环境大大改善，到19世纪末美国实力已经大大增强。这一变化逐渐削弱了原来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和欧洲压力的自由原则的基础，美国政治的重心转移到社会内部事务中来，为平等原则日益受到重视创造了重要条件。
其次，从美国的社会基础来看，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社会内部利益分化日益明显，再加上宗教大觉醒运动和进步主义运动的洗礼，美国社会对于平等原则的要求也日益强烈。从19世纪初期开始，美国经济逐渐从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增长源转向以工业和科技为主要经济增长源，东北部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城市（商业中心、工厂小镇和交通枢纽），比如纽约、费城、洛厄尔、威明顿、克里夫兰、圣路易斯等。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民族、种族、宗教、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而突出。【注释】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Sections and Nations,” in Frontier and Section: Selected Essays o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Prentice?Hall, Inc., 1961), pp.136～137; 任军锋：《地域本位与国族认同：美国政治发展中的区域结构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注尾】 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经济发展与社会分配不平衡引起的不平等现象日益突出，摆在美国政治面前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1800年左右席卷美国社会的第二次宗教觉醒潮流，推动了个人主义和平等原则的信仰。一群教育水平不高的卫理会教派和浸礼会传教士巡回布道，宣扬上帝面前教徒一律平等的观念，鼓吹每个人可以独立实现自己的救赎。【注释】〔美〕 加里·纳什等编著：《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刘德斌等译）（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页。【注尾】 在宗教觉醒运动的砥砺下，女权、酿酒、废奴主义者和其他的改革家一道发动了一项对印第安人战争、法令废止权斗争、合众国银行斗争的事业，在各个领域推动着重塑国家的运动。其中，南方的奴隶制和北方的奴隶贸易问题，引发了废奴力量和蓄奴力量之间无法抑制的冲突。从1848年开始，就奴隶制在准州的扩张问题引发的冲突愈演愈烈，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思考美国的民主制度能否成功应对这一冲突的问题。最终，南北战争还是爆发了。
面对南北战争，以林肯为代表的共和党人用实力维系了联邦不能分裂的格局，但南北战争并没有完全解决美国社会中积聚的问题，它只是通过给予黑人奴隶以自由的方式缓解了因为奴隶制而导致的政治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比种族矛盾更深刻的社会矛盾。尤其是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自由之树上挂满了苦涩的社会矛盾之果。一方面，东北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急剧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工商业托拉斯，并渗透到政治领域，造成了严重的政治腐败，极大地破坏了自由竞争原则。【注释】Richard Hofstardter, “What Happened to the Antitrust Movement?” in Richard Hofstardter ed.,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5), p.207.【注尾】 另一方面，整个社会贫富悬殊日益拉大，社会领域挤满了“市场失败者”（Market Failure），获得了自由的黑人奴隶被抛入更严峻的种族歧视之中，生活更加没有保障，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到达了无法忍受的程度。面对“朱门酒肉臭”和“路有冻死骨”的鲜明反差，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面对急剧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垄断财团、两极分化、权钱交易和各种社会不公，美国制宪先贤们确立的、在农业社会基础上实现自由与平等和谐相处的政体面临着颠覆性的动荡，一批被称为“进步主义运动”的潮流日益崛起，在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哲学的支持下，在自由民主政体最危险的关头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建立文官制度、消除童工、保障妇女合法权利、遏制托拉斯、建立社会保障和劳工福利及环境保护立法等，有效地遏制了州政府和城市腐化，改进了底层居民的生活质量，在制度上更加民主，更加负责任，更有效率。【注释】Arthur Ekirch, Jr., Progressivism in Amercia, New Viewpoints, 1974, pp.99～100, 104～105.【注尾】 此后，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基于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的考虑，推动了罗斯福新政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在美国逐步建立起了社会福利计划，更大程度上照顾了平等的原则，平等的原则在政治制度上获得了巩固的形式。至此，美国制宪先贤们建立的适应农业社会的自由民主政体，度过了工业化、程式化和现代化产生的危机，在没有对宪法进行重大修改的前提下，适应了现代工业社会的要求。
然而，美国政体的调整也产生了巨大的副效应。基于平等原则的社会福利制度对经济效率形成了强有力的抑制，官僚主义和机构臃肿导致效率低下，老龄化社会更使得国家财政赤字庞大，相当一部分人过于依赖福利制度，整个社会的活力受到很大损伤。与此同时，自由原则在社会领域泛滥成灾，以1964年的“言论自由运动”为开端，迅速发展成为反越战、反对征兵运动、民权运动，最后甚至发展成为各种极端的运动，“嬉皮士”的所谓“反主流文化”盛行，各种游说集团奔走呼号，美国民众对理性的痴迷陷入了理性的反面，成为莫衷一是的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美国人的自由原则在亲手打倒一切权威之后，却没有了指引前进道路的“指路明灯”，举国上下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迷茫和困惑之中。结果，人们看到的是，美国人把对理性的崇拜转化成为对个人理性的膜拜，变成完全的个人主义，反对普遍主义的价值，步入了价值相对主义的泥淖。【注释】参阅〔美〕 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注尾】
总之，平等原则的高涨已经伤害了自由原则的积极性，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强调平等原则的新自由主义和强调自由原则的新保守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美国政治的主题。包括减税、平衡预算、移民、中小学教育、堕胎、同性恋、社会福利、枪支限制等问题在内的几乎所有美国政治问题上，都贯穿着自由与平等的争论。信息社会的发展，更推动了围绕这些问题的政治矛盾尖锐化，如何有效化解信息社会背景下自由和平等的矛盾，成为攸关美国政治前途和命运的关键问题。
令美国人庆幸的是，宗教和法治的传统为自由和平等的矛盾设置了一条坚强的红线，任何政治力量在角逐的时候都不敢轻易越过这条红线。在自由、平等和自治相互角力的过程中，美国政治确立了一系列游戏规则，包括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系列规则保持了自由和平等博弈的政治游戏不脱离既定的轨道。每当现实社会生活中出现问题的时候，有关政治力量都会在既定的游戏规则下，各自调集政治资源，为美国政治的前途寻求方向。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南北战争，南部州试图抛弃这一游戏规则，最终还是被北方州快马追回了。自此之后，无论多么极端的政治力量，只要不跨线越界，都可以在这一游戏规则下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因此，极左翼的社会主义无法在美国扎根，极右翼的力量在美国也难成气候，美国政治成为自由与平等原则轮流坐庄的政治游戏，这就是美国政治发展的根本秘密，也是由美国移民社会的特定国情、历史传统及社会多样性的客观结构所决定的。
三、美国政治的四个研究议题
在美国立国之初，自由和平等的有机统一就为美国政治的发展播撒了种子。毋庸置疑，追求自由和富足是早期的殖民者飘洋过海来到美洲新大陆的重要动力。然而，早期殖民者所崇奉的新教传统坚持推动美德和为公共利益自我牺牲的古典哲学传统，构成了对自由梦想的牵制。17世纪从英国逃离来到美洲寻求新世界的定居者们，随身带来了有关法律和政府的明确信念。他们的想法之一“法治而非人治”，意味着即便是英国国王，也无权蔑视法律，或拒绝接受法律实践。【注释】〔美〕 杰尔姆·艾捷尔：《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赵一凡、郭国良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注尾】 清教徒们带来了“公约制”，在《五月花号公约》中，人们坚信一个经由众人表决认可而建立起的管理集体的想法是正当的。它体现了一种新的信念：人民自身，不依赖外在机构的指引，能够自主签订公约，开创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在早期，这一信念借助常见的教堂仪式来实现应付陌生边疆的紧急需要。《五月花号公约》标志着人们对于“政府须经被统治者同意方可实行统治”的原则予以确认，尽管这一原则还没有适用于印第安人、奴隶和宗教异见者。这是早期个人自由理念的萌芽，其摆脱宗教压迫的自由理想和基于宗教信仰的平等精神结合在一起，埋下了美国社会自由、开放和多元发展并存的种子。在自由与平等交织的理想推动下，美国政治的发展历程围绕四个议题展开，这四个议题构成了美国政治的核心逻辑。
一是共和政治研究（Republic Polity）。
美国制宪先贤们把共和政体作为美国政体的唯一选择，“显然再没有其他政体符合美国人民的天性，符合革命的基本原则或者符合鼓励每个自由之士把我们的一切政治实验寄托于人类自治能力的基础上的光荣决定了。”【注释】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92～193页。【注尾】 因此，研究共和政体的逻辑是美国政治逻辑的核心内容，创立共和政体也是美国政治的首要任务。从早期美国共和政体设计过程来看，共和政体研究主要包括研究人民主权、有限政府、分权制衡、联邦主义、政教分离等五个方面的内容。这一共和国的政治形式，顺应了当时社会政治的要求，一方面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了政治独立；另一方面满足了美国人追求自由和平等的理想，为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恰当的政治形式。这一政体经过了两百年的风吹雨打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尽管它还不能称之为民主的政体，但已经突破了传统的专制政体和贵族政体，确立了宪政共和的基本政治架构，在人类政治发展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研究美国政治，就是要考察为什么这一政体在复杂多样的美国社会中能够安身立命，以及这一政体的内在逻辑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关于共和政体的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已经汗牛充栋，但这一研究并没有终结，近年来关于美国共和制度之普世性，以及它与其他政体的比较研究在美国政治学界如火如荼，正在引起人们的兴趣，也理应是中国学界关注的焦点。
二是民主及其困惑的研究。
美国政治研究不仅是一种政治学术，也是一项政治事业。从一项政治事业的角度来看，美国政治作为人类理性设计而成的政治文明成果，必然面对来自自然和社会领域的众多挑战。作为一种学术，美国政治研究不仅要着眼于揭示美国政治运行的内在规律，也非常关注美国政治在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态中面对的诸多严峻挑战，以及探寻美国政治发展完善的因应之道。无论作为一种学术，还是作为一门事业，美国独特的民主模式，都是美国政治发展逻辑中引人关注的重要问题。
至少在制宪先贤们那里，民主政治并非他们的理想选择。不少制宪先贤对民主政治充满恐惧，汉密尔顿和麦迪逊都认为，民主政治隐含着暴民政治的危险倾向，容易导致所谓的“多数派暴政”。【注释】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45页。【注尾】 为此，制宪先贤们所建立的是一种权力分立和相互制衡的共和政体，而非民主政体。“我们发现，在联邦的范围和适当结构里，共和政体能够医治民主政府最易发生的弊病。”【注释】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44～51页。【注尾】 在共和政体内，美国建国后，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男性白人实现了梦寐以求的自由，摆脱了英国宗主国的殖民统治。但是这一政体带有相当浓厚的贵族政治色彩，自由和平等仅仅限于有财产的白人男性，奴隶、妇女、无财产的人、黑人没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这一状况的存在表明共和政体内部存在着一些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这些矛盾与美国自由－平等－自治的立国精神相违背。这一矛盾在开国之初还算不上什么，宪法通过之后，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这一问题逐步显露出来，平等的逻辑推动着众多社会力量以“自由”的名义争取平等的权利，美国民主化就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美国政治的民主化是十分特殊的民主化道路。研究美国的民主化需要将其置于美国特殊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美国社会中的自治传统，政教分离原则基础上的教派林立的宗教结构，移民社会的多元文化生态，以及美国历史上缺乏封建等级制束缚等因素，都对美国的民主化道路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何把握这些社会生态与美国民主之间的相互适应和相互影响的关系，是美国政治民主化研究的核心。同时，美国政治民主化过程中，也面对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投票率低迷、选举人团的过滤、金钱的腐蚀、最高法院的分裂、总统权力太大等，也需要通过不断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注释】〔美〕 罗伯特·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尤正明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公治之：《西方式民主的困境及其理论思考》，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3期，第74页。【注尾】 另外，美国的民主仍然停留在形式的政治和法律领域，在社会经济领域还很不充分，很不彻底。如何看待美国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之间的落差，并研究这一落差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也是美国政治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是政治治理研究。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任何国家的政治统治都不能撇开国家所应履行的某种社会职能而独立存在，“国家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注释】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0～766页。【注尾】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上，美国政治承担着不同的社会治理职能，美国政治的内在矛盾也表现在美国社会治理的众多议题领域的各个方面。正确把握美国政治治理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政治思想及其矛盾互动的运行规律，尤其是在当今信息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考察美国政治治理社会的未来走向，也是美国政治研究的重要任务。
按照社会形态来划分，美国政治先后经历了早期移民垦殖的农业社会、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中期的工业化社会，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信息化社会三个阶段。相应地，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美国政治对社会问题的治理呈现为不同的特征和规律。
第一阶段是早期移民垦殖社会的政治治理。在这一阶段，美国政治对社会治理的态度十分消极，总统不愿意介入具体社会事务，而是集中精力处理诸如外交政策、合众国银行、印第安人问题等问题。国会更是倾向于采取法律治理的方式，出台一系列法令，至于是否得到落实，国会也不大重视。联邦政府对社会治理保持着“管得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信条，将社会问题交付社会自治解决。在早期广袤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资源背景下，这一政治治理范式相当稳定，整个社会与政治保持相互适应的和谐局面。
第二阶段是工业化社会的政治治理。南北战争之后，整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迅猛，出现了大量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美国政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在政治上出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政治争论，美国政治开始积极介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60年代的约翰逊“伟大社会”都是这一努力合乎逻辑的发展。这些运动进行了反垄断、劳工福利和社会保障、保护生态环境、解决就业问题等方面的改革，所有这些改革都旨在通过法律和制度的变革将自由与平等在工业社会中的矛盾限制在秩序许可的范围内。然而，美国政府在积极介入社会问题治理的同时，自身也迅速转型为地地道道的“大政府”。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政治已经饱受福利国家之苦，联邦政府所有福利项目，包括社会保障、卫生等各种福利项目几乎占去了其政府财政开支的一半。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界对社会福利保障的绩效并不满意，美国政府也希望缩减社会福利支出，但由于牵扯面广、难度较大而进展缓慢。对于这些矛盾，美国政治应该如何定位从而有效应对可能引发严重危机的社会问题，成为美国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
第三阶段是后工业社会的新型社会治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在后工业社会里，美国政治面对的社会问题与工业社会时期已经存在很大差异，社会问题反映的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后物质主义价值内部形成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势力，两者之间时常发生激烈的冲突。例如，关于堕胎问题，就出现了主张保护堕胎权利的自由派全国妇女组织，也出现了与之相对立的保护生命权利组织。二是物质主义价值与后物质主义价值之间的矛盾。例如，关于环境保护问题，产生了主张保护环境的公共利益集团和反对环境保护的利益集团（主要是企业利益集团）。【注释】Jeffery M. Berry, The New Liberalism: The Rising Power of Citizen Groups（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9）, pp.35～36.【注尾】 近年来，移民、堕胎、胚胎干细胞、宗教权利、环保、艾滋病防治、女性、同性婚姻、枪支控制等问题，在立法和决策事务中越来越占据突出地位，甚至对在这些问题上轻易表态的国会议员的选情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如何治理这些新的社会议题和化解新的社会矛盾，成为政治治理发展的方向。
许多学者在研究美国政治的社会治理时，往往采取历史－比较的分析方法，将美国的实践与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政治分析，以此考察美国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及其决定因素。【注释】Theda Skocpol, 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 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 W. Norton & Company , 2000).【注尾】 此种做法有一定的偏颇，它忽视了美国政治逻辑的独特性，是一种舍近求远的策略。事实上，从美国政治逻辑的角度考察美国政治如何通过治理复杂的社会问题以缓解来自于核心政治价值观的自我矛盾，以及美国社会生态为什么能够塑造特定形态的美国政治，是研究美国社会治理的一条捷径。
四是帝国研究。
托马斯·杰斐逊对美国政治形式十分自信，“在我们之前还没有哪一部宪法像我们这部一样计算精确，既适应于一个幅员广阔的帝国，又适应于自治政府。”【注释】转引自〔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注尾】 言下之意，美国政治的原则非但可以在国内实现，而且还可以在国际社会发扬光大。然而，资中筠先生在观察20世纪的美国时，发现了美国身上的一个奇怪现象：“对内行民主，对外行霸道”。【注释】资中筠：《20世纪的美国》，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79～291页。【注尾】 一方面，人们看到美国在国内奉行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另一方面，美国对外国却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倾向，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外交。两者看上去似乎相互矛盾，实际上是内在逻辑的统一。美国在对外事务上也是坚持美国的自由平等相统一的民主原则，只不过这一原则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和其他种族而已。作为“美国梦”的延伸，美国从立国之日起，就把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看作是自己的“天定命运”，此种逻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演化成为塑造一个自由民主帝国的战略，希望全世界都向美国模式靠拢。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个后起国家，美国这一根深蒂固的战略意图随着美国的实力地位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文明体，如何与其他国家和政治文明体打交道，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最初，美国政治哲学是奉行孤立主义原则，不卷入欧洲的国际政治纷争。这一孤立主义的传统支配了美国政治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期内，美国专心致志于国内政治的事业。随着国力的增强，1823年的“门罗主义”，海·约翰的“门户开放”、老罗斯福的“大棒政策”、威尔逊的“十四点”相继出炉。特别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再无可能完全置身事外。因此，罗斯福新政启动了美国卷入世界的大门，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成为美国对外政治哲学的主导思想。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美国开始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强权地位的获得开始日益成为美国自信和自得的资本。于是，在世界上追求什么，如何实现其目标，成为摆在美国政治面前的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美国国内形成了三大力量集团：一是战略界，他们遵循的是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逻辑，主张安全优先和霸权优先，主要代表力量是军工集团、能源集团、总统、国防部、共和党右翼等。二是工商界，他们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和国际制度管理的逻辑，主张经济优先和福利优先，主要代表力量是工商企业集团、政府经济部门、部分国会议员、总统、国务院、民主党等。三是意识形态界，他们遵循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逻辑，主张权利优先，主要代表力量是美国国会、宗教右翼、人权团体等。【注释】赵可金、倪世雄：《自由主义与美国的外交政策》，载《复旦学报》，2006年第2期，第42页。【注尾】 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外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述三大力量的妥协和共处，考察上述三种力量之间的复杂互动，有助于理解美国外交战略的方向。
冷战结束后，美国人的自由主义受到了冷战胜利心态的感染，迅速膨胀为一种对自由民主体制的空前信心，这一信心也逐步进入外交政策领域，转变成为把世界美国化的新理想主义。其实，美国价值观中的商业意识、扩张精神和清教主义的“天定命运”早已为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础。扩张从一开始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线，传播基督文明，征服落后民族和落后文明，成为外交的重大使命。冷战的胜利为美国的“天定命运论”提供了现实的支撑，再加上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理念的力量和现实的力量实现了整合，新自由主义、新理想主义、新保守主义在对外事务上开始走在了一起。约翰·埃肯伯瑞在《为什么输出民主》一文中明确指出了这种合流。“美国对外促进民主，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在追求的目标，体现了美国对如何创造一个稳定和相对和平的世界秩序的实用、渐进和周密的理解，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大战略，是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具有对美国确保其安全和经济利益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特征之非常现实的观点基础之上的，并且是统一美国政治中左派和右派的一个向导。”【注释】G. John Ikenberry, “Why Export Democracy?: The ‘Hidden Grand Strategy’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Wilson Quarterly, Vol. 23, No.2, (Spring 1999).【注尾】 保守主义虽然赞颂里根赢得了自由世界、民主和自治的冷战胜利，但口头上却不承认里根是伟大的威尔逊主义者；自由主义强调人权、多边机构和经济相互依赖的作用，也没有拒绝国家追求权力的合理性和美国在国际结构的地位。
总体而言，美国国内在全世界推进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塑造新帝国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走向。即便当美国的理想超过了边界限制，美国仍然坚持自己独立的政治哲学，亦即美国国内政治的逻辑和国际政治的逻辑没有任何差别。美国想当然地认为，既然美国的政治哲学在国内证明是正确的，在国际社会中也必然是正确的。因此，美国希望按照自己的逻辑改变世界。这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研究美国与世界关系的一条政治学线索。
结论
美国政治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政治形态，在建国两百多年的时间内，美国政治保持了很大程度的连续性，也产生了具有重大理论和历史意义的变革。如何解释美国政治的连续性和变革性？意识形态、文化、经济和选举及制度结构在塑造美国政治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美国政治与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相比是否是一种特殊的形态？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呼唤着从整体上考察美国政治逻辑的必要性。
近年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府系的詹姆斯·西瑟教授等正在从事对美国政治研究学科发展的梳理工作。他特别提到从美国之外的角度研究美国政治的重要性，他认为当初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研究就是此种学术视角下的产物。他也特别提到，研究美国政治必须首先具有政治学理论的良好素养和对美国政治、中国政治及政治思想的深入理解。【注释】笔者在2007年访问弗吉尼亚大学米勒研究中心时与詹姆斯·西瑟教授的访谈记录。【注尾】
如果沿着这一思路，政治学家必须回答决定美国政治发展的根本矛盾是什么？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政治的全部秘密都隐藏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名上，合众为一是美国政治的主题。一方面，美国政治要寻求一种最低限度的一致性，此种一致性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自由的原则，能够实现平等的精神；另一方面，美国政治在寻求一致性的同时，还必须充分包容复杂的多样性，使之能够和谐相处，能够最大限度地保存人们各自希望保存的神圣和庄严。在一个广袤的新大陆中，美国政治的这一理想受到来自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诸多挑战，能否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构成了美国政治发展的整体画面。然而，相对于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更严峻的挑战来自美国社会自身，来自美国精神所蕴含的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之间的张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自由的原则可能被置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平等的原则又被加以无限制的强调。美国政治犹如一个钟摆，一会儿偏向自由，一会儿摆向平等。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可能仍是如此。
倪世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赵可金：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