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2009年初许下的愿，我“挣工分”之外的“三大件（事）”读书、写作和旅行，以10月初东邻日本之行最惬意最有收获，虽然参加的是那种自费低端旅游团，往返才6天。履及之处， 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善治”，到处都那么洁净，生熟无欺不砍价；什么叫“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在大阪、横滨和东京的闹市，银座那样的地方，行人、自行车与摩托、轿车也安然共享路权；也见证了“全盘西化”的不可怕，实行“脱亚入欧”国策近150年，和服和菜歌舞伎神社鸟居这些日本风俗文化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已发表的随感《日本的国与民关系》等文，只是我心得的一部分。

去年初我读了傅国涌撰写《大商人》等讲述民族企业家的书，对这些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大功臣有了更多了解，发表了《近代中国企业家留下的精神财富》等读后感，并在大学和公益论坛做了相关演讲，内心深处与胡德平、保育钧等同志一样，是对中国企业界“国退民进”的大环境的殷忧。读今年第4期《南方人物周刊》上写的，如日中天的淘宝网和”支付宝“创办人马云等的头悬利剑般的危机感、“译言”网团队那种惶惶不安的心态，我虽不办企业也有物伤其类的感觉。

我曾说想到中国的制造之都东莞去看看，结果只是去厚街镇赶会，呆了不到一天，进出酒店而已，连“杨大侠”所说的不像别的国内都市里良家妇女与红尘妓女分不清的“东莞特色”也未见识。但是我到广州花都区参观了两个同县老乡办的企业：一个是50多岁的林银发办的服饰厂，这个生产队的老会计来广州创业，10年成了气候，为乡亲提供了2000多个工作岗位；一个是37岁的鞋厂老板王巨明，16岁到东莞打工，从制鞋工、车间主任做到厂长，又到广州自己办厂，现在主要为欧洲厂家做贴牌生产，去年更新生产设备就达上千万元。据本县前辈王文质教授说，老家湖北仙桃像他们这样并无权势背景而白手起家致富的，在广东有两百多个。这些人让我相信了吴敬琏先生的忠告，仇富是民粹主义的偏见，转移了反腐的视线。

去年想看看最贫困的地方则没能如愿，去看了几个新农村建设和平民教育的点。参观邱建生和一批志愿者开办在厦门市湖里区一个城中村的“国仁工友之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的存在，为有上进心的打工者提供了通过进修而自我提升的通道，为打工者子女放学后提供看护和学习的场所功德不小。前年观光台湾，我就感觉那里的社区大学是一项伟大的全民教育和社会整合工程。邱建生们有志于在大陆建设社区大学，是应该为之鼓与呼的。

09年我的时评写作，最对不起孙东东教授，放大了他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声音，最后是孙教授受网民和访民围攻，失去了许多在媒体上露面的机会。去年末我发表过一篇《2009的警醒：不限公权，谁能独全？》，以09年发生的一串案件说明，如果不去驯服公权力阻止其滥用，哪怕你是警察、是官员、是富商，也保不定哪天受欺凌而冤死横死。现在我对这种不安全感又有了新想法：那就是专制主义与民粹主义（即苛政与暴民）是很容易互相为用的，中国再来一次“文革”动乱的社会条件（至少是社会心理）并不缺乏。

你看，“躲猫猫”、“欺实码”、“钓鱼执法”等网络公案、一系列的警方抢尸事件，表明司法机关和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严重不足，有的地方如重庆新任公安局长王立军所言“打黑的比黑社会还黑”，尽管如此，很多人包括受教育程度和权利意识高于社会平均水准的网民们，却对未审先定罪名并不质疑，甚至咒骂依法为犯罪嫌疑人辩护的律师。你看，强征强拆中唐福珍自焚这样的悲剧一再发生，但曾任洛阳市委书记的孙善武落水了，查实有证据的贪污受贿额就达910多万元，而很多洛阳市民仍然表示拥护这个“孙善扒”，称他是洛阳市政建设的功臣。也就是说，尊重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生命、财产、自由、尊严等），法治、公平正义等基本的价值观，在我们的社会并没有生根，以国家和集体利益等“高尚”名义采取无视公民权的行政强权，只要不危害到自家头上，轻易就可以获得强大的“民意”支持。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期待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对外对内都更加开放，有力而有序地推进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改革不要停滞不前，不要走回头路，起码不要发生更大规模的骚乱乃至动乱。2010年，我打算将《利维坦》、《极权主义的起源》、《揭开行政之恶》与《乌合之众》、《群氓之族》、《狂热分子》两类书，参照起来认真读一读；至于写什么，那当然是因时而作、缘事而发。

2010/01/27(2月13日发表于评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