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最先进入头脑的，通常是已有经验、既定方案、成功或失败的例证。仅仅依据这些因素开展思维，得出结论可能省时省力，却往往不是最佳。应该承认，经验提供的思维材料不论如何宝贵，对未来的指导作用都是有限的。问题不会简单重复，历史也不会简单重演，这就是为什么刻板地依照历史经验制订的战略计划，往往难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问题在这里提出来了：如何才能够确保持续的、不断的进取——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功抑或遭受多大的失败，思维主体也能够通过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对经验和传统的超越——唯此，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指导实践的思维成果。

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奥地利大战中兵败如山倒。拿破仑的俘虏中有一个不起眼的下级军官，他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总结普鲁士军队的失败，克劳塞维茨说：“它不只是一个风格过时的例子，而且墨守成规导致的极端缺乏想象力的例子。”克劳塞维茨把普军的失败归于三点：一是中高层军官很少认识到战争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二是军官们更关心自己的军衔和社会地位，而非训练与作战。三是士兵缺少爱国心和军人精神。

34年后的1840年，中国军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兵败如山倒。以中国近代外交史作为其“第一片拓荒之地”的历史学家蒋廷黻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20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没有更早进行？蒋廷黻认为耽误20年的原因有三点：第一，中国人守旧性太重，承认有改革的必要极不容易。第二，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地位摇动，他们反对。第三，中国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精神。

战略思维中进取性的意义，通过克劳塞维茨和蒋廷黻两位前人的思辨性论述显现出来了。“墨守成规导致的极端缺乏想象力”的普鲁士王朝，和“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的大清王朝，不管自身怎样尽心竭力地挽救衰亡，都无法对剧烈变化的新的历史环境作出战略性回应，最终不得不以十分不光彩的状态退出历史舞台。

任何一个摊子，不论曾经多么辉煌，单单靠守是守不住的。所以不仅需要保存，更需要创新。不能只是求稳，更需要求变。这才是战略思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核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战略思维是综合性思维、全局性思维、长远性思维，却不能说它是平衡性思维、调和性思维、妥协性思维。战略思维中一旦失去了进取性，随之就失去了这一思维中最有生命力、最有创新力的部分。

1982年9月小平同志讲过一段话。他说：“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这段话是在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时讲的。这段话，展现出在小平同志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思维中，进取性所占的分量，其历史进取心又是何等的坚定！

如果说在一般情况下，国家意志通常表现为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领导者的意志，那么领导者真正的进取不光是思想观念上的进取，更包含着能够拿出相应的实力，能够承担相应的代价。

1982年阿根廷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表面看确是进取性之举，但实际上其领导层并没有做好应付艰巨情况的准备。一是看到英国正在削减国防预算，估计不会为马岛而战，只要造成既成事实，便可轻取。二是认为即使英国想战，因经济衰退国力减弱，不仅兵力不足，还与马岛相距一万四千公里，后勤保障也成问题，阿根廷尽占天时地利的便利，即使一战，对劳师远征的英军，也能获胜。

就是在这种思想主导下，阿根廷从政客到军人都没有做好艰苦作战的精神和心理准备，甚至连斯坦利港的机场也未整修，致使战争爆发后阿根廷战斗机无法以马岛为基地攻击英军。其收复国家主权和捍卫民族尊严的“进取心”，既缺乏强有力的物质力量支撑，也缺乏强有力的精神力量支撑，最终使这一失败成为阿根廷延续至今的创伤。

在英阿两国领导人进取心的激烈博弈之中，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成了胜出者。就是这位“铁娘子”在马岛获胜3个月后来到北京，企图乘势一举解决香港问题。未料等待她的，是邓小平那段十分强硬的语言。邓小平后来还讲了一段话：“香港问题，就是一句话：一点都软不得。”

英国执政当局当然要用尽一切办法，通过香港实现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存在。中国政府则一定要完成香港回归这一历史夙愿。1997年香港回归整个过程进行得如此顺利，与中方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关系极大。中英领导人各自战略进取意识的这一轮碰撞，中方是胜出者。

进取性，是战略思维主体的永恒追求。两手准备，两手抓，两手硬，才能通过进取，最终把握事件发展的进程和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