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认识问题就是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开始。战略思维中不但包含问题意识，而且往往包含着强烈的问题意识。

在英国的伍尔索普，有一棵被封为“圣树”的苹果树。据说当年牛顿就是倚坐在此树之下，望着从树上坠落的苹果，悟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今天川流不息的参观者到此，望着这棵长期无人修剪、枝桠及地的“圣树”以及树旁带有皇室标记的铜质徽章，想象当年牛顿双手叠在脑后，在冥想中完成物理学最伟大发现的情景，心中的虔诚与激动可想而知。

但这是一个错误。当人们把焦点集中在这棵枝叶繁多的苹果树上的时候，忘记了一点：伟大发现的地点并不简单等于这一发现的原因。当年牛顿思维的焦点和起点，是那个至今早已了无踪迹的苹果——它为何从树上坠落——这才是引起伟大发现的问题所在，而不是牛顿坐的地方或那棵苹果树有什么非凡的灵光。

从这个意义上说，牛顿的问题意识的确强烈。在此之前，苹果悄无声息地不知坠落了多少年，没有任何人将其看作是问题。唯有牛顿把它当作问题，物理学上最伟大的发现——人类第一次找到宇宙和谐运行规则——由此开始。

只记住那棵静态的苹果树而忘掉动态的苹果这一现象，决不仅仅发生在英国。20世纪90年代北京某次学术研讨会，讨论美国新军事战略，与会者中包括参与制定这一战略的两位美国学者。我方有学者发言深入展开分析：美国新军事战略的三大框架、四大要素、五大特点，娓娓道来，把两个美国人听得目瞪口呆，赞叹道：你们的理论概括真厉害，总结出这么多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可惜好景维持不长，午餐前这两个美国人开始心存疑惑，午餐后他们已经在小心反问了：研究问题真的应该是这样吗？这样的方法真的是研究问题的好方法吗？

虽然现场无人回答，但大家还是感觉到了症结所在。全神贯注于挖掘意义，最后丢掉的必然是研究问题。

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对疑惑或难以解决的实践及理论问题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由此驱使人们积极思维并不断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及状态。平时我们多见这样的现象：对问题视而不见或不屑于去发现，对概括成绩、挖掘优点和升华意义却兴致盎然、颇富创造力。这其中丧失的不仅是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精神和心理，更是积极提出问题、主动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实际能力。

解放战争第二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打到外线。在快速发展的形势中，中共中央适时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振奋党心军心的口号。但毛泽东没有被这一口号陶醉。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毛泽东与师哲散步时说：“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胜利，敢不敢胜利。”师哲十分不解，认为全党都对能不能胜利没有异议了，毛泽东为什么认为“敢不敢胜利”是个问题。毛泽东阐述说：“我们长期在农村打游击，我们敢不敢进攻大城市？进去之后敢不敢守住它？敢不敢打正规战、攻坚战？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我们这么多的人口，要吃、要穿，面临着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共产党敢不敢负起责任来？”

在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刻，毛泽东的设问十分尖锐，也极其冷峻。每一个疑点的提出，每一个“敢不敢”的问题，都在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口号提供细致严密的注脚。这就是中国革命即将发生伟大战略转折的历史性关头，毛泽东作为这一革命的领袖，表现出的超强问题意识。他不仅看到了胜利的前景，更看到了真正实现这一前景必须克服的能力障碍和心理障碍、必须完成的能力准备和精神准备。这一系列“敢不敢”问题的提出，实际渗透着数十年武装割据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建立农村根据地到占领中心城市、从农村包围城市到最后夺取城市、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到正规战、攻坚战这样一种中国革命必然要完成的巨大转换。虽然我们说问题思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战略思维，但战略思维一定包含着对问题——尤其那些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思维。就战略思维层面看，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强烈的进取求胜意识相一致。与此相反，强烈的粉饰意识则与强烈的安于现状意识相一致。脱离了对问题的关注，就脱离了对未知的探求。

今天我们正处在重要的发展时刻。在巨大的成就面前，强烈的问题意识变得尤其难能可贵。这里用胡锦涛主席的两段话结束本篇。

一段话是：要深入研究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深入研究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重大问题，深入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带来的重大问题。

另一段话是：在新形势下，必须把研究重大战略问题摆在更加重要位置，不仅要形成浓厚的战略研究的氛围，还要逐步形成经常化、制度化的战略研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