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谈起西方历史和文化传统时，总是想到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和公元前五世纪到四世纪的雅典，因为伟大的西方现代文明正是从那里孕育出来的。古希腊人对权力、权利、法律和正义的理解，对民主制度的实践，至今仍然深刻地启迪着生活于现代社会的人们。
古希腊伟大的戏剧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是同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并称的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他的著名悲剧《安提戈涅》(Antigone)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流亡者波吕涅刻斯为了抢夺哥哥忒拜王的王位，率外邦军队前来攻打自己的祖国忒拜城。两军交战时两兄弟自相残杀而死，他们的舅父克端翁被长老们推为新国王。克端翁王指责波吕涅刻斯“想要放火把他祖先的都城和本族的神殿烧个精光，想要喝他族人的血，使剩下的人成为奴隶。这家伙，我已向全体市民宣布，不许人埋葬，也不许人哀悼，让他的尸体暴露，给鸟和狗吞食，让大家看见他被作践得血肉模糊!这就是我的魄力!”“谁要是违反禁令，谁就会在大街上被群众用石头砸死。”
这时候，有一位美丽的少女———流亡者波吕涅刻斯的妹妹安提戈涅，勇敢地站出来埋葬了她的哥哥，并因此而获罪而死。
古希腊人认为，在人间的法律之上，还有天条(神律)，神律才是真正至高无上的。他们把埋葬死者视为神圣的义务，特别是死者亲人的义务。死者得不到埋葬，便不能渡过冥间，前往冥土，就无法得到下界鬼魂的尊敬。在这里，埋葬死者就是神圣的天条(神律)。
在这部剧中，安提戈涅一出场就面临着生死抉择：是遵守人间的国王的命令，还是信守神律?遵守国王命令是生，信守神律，等待着她的将是死亡。为了遵守神律，安提戈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亡之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维护天条的神圣地位。
这部希腊悲剧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通篇渗透着对情理与法理、治权与民意的思考，深刻隽永，耐人寻味。安提戈涅的悲剧性在于她敢于藐视非法、挑战世俗权威的那种悲壮和惨烈。她留给世人一个没有定论的悬案(应当说，伟大的作品大都没有定论，而是力求留给人们以思考的空间)：法律是什么?当法律涉及到人的基本权利时，当城邦的律令或统治者的意志与世所公认的“神律”之间发生冲突时，当人们面对着服从“神律”，还是服从现存的律令的两难选择时，正义站在哪一边?
安提戈涅给出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人间的法律必须符合“神律”，而神律就是天性和公理。她把国王的世俗权力、法令与世所公认的“神律”、“天理”区别开来，告诉人们，国王制定的法律如果违反天性和公理，那它就是恶法，甚至连恶法都算不上，而对于那些伤天害理的恶法，人民没有必要去服从。
安提戈涅胆敢藐视人间的法令，“以身试法”，克端翁王自然非常愤怒。剧本是这样描写的：
克瑞翁：“你敢违背我的法令吗?”
安提戈涅：“我敢!为什么不敢?你说的话也能算是法律吗?宙斯从来没有向我们宣布过这样的法律，正义之神也没有制定过这样的法令让人们遵守，一个凡人的命令就能废除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律条吗?它不是今天和昨天才出现的，而是永久的!我不会因为害伯别人而违背天条，我不愿意在神的面前受到惩罚。我知道我会死的，我遭遇这命运并不感到痛苦，但是，如果哥哥死后得不到祭奠和埋葬，我才会痛苦，痛苦到到极点!”
我相信，每当戏剧表演到这一幕时，古希腊的狄奥尼索斯大剧场定会掌声如潮，甚至会爆发出一阵阵的欢呼声。
在安提戈涅看来，死，已经是对人的最大的惩罚。克瑞翁让波吕涅刻斯暴尸荒野，不许收尸，就是违反了神律，也就是违反了人们公认的“天理良心”。人纵有千般恶、万般罪，只要罪不当死，剥夺其生命就是不正义的，即使你说得天花乱坠也是不正义的。而任意侵犯人的尊严，包括人死后遗体的尊严，哪怕此人是罪大恶极的囚犯，也是不正义的。对不正义的恶法，人民是可以不服从的。这就在统治者的法令之上放上了一个比他更高的神律，在统治者和人民之间放上了一个第三者，一个无所不能的统治者也不得不顾忌的天条。这就是古希腊的自然法精神，也是西方法学和政治学中所一再阐述的公民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权利：“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
古希腊的自然法精神只出现于西方社会，它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这种精神在西方也是源源不断地流动着的、承袭着的。中世纪神学大师托马斯·阿奎纳就在他的著作里深刻地阐述了安提戈涅式的神法高于实在法、对世俗权力加以强有力制约的思想。他指出，人民有反抗政府的权利，政府的权力或统治者的权力在获得的过程中不能有瑕疵。正如要惩罚伪造货币的罪犯一样，也要惩罚那些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得权力的人。对于这种人，人民有权不服从他，甚至可以反抗他、推翻他!
每当我读到这些正义凛然的话语时，内心深处不由得为之颤动!多么希望这些珍珠般的语言是从我们的先人嘴里说出来的啊，可惜。就是现在，我们中间又有多少人能读懂它?
在古往今来的中国人心目中，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法，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百姓”必须无条件服从。在中国，只有缺乏公民意识和公民权利的百姓，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统治者始终掌握着对百姓的生杀予夺之权。皇帝是“天子”，他的命令代表着“天意”，所有的人都必须无条件地跪倒在皇权的脚下。皇权代表着一切，包括每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没有谁敢去怀疑这一点，天经地义;更没有谁敢去违抗最高政治权力下达的命令，违抗的下场谁人不知?
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是颂扬“人治”的，从来没有“法治”和“法制”之间作任何区别，虽然也出现过老子的“天道”说和“无为而治”思想，出现过孟子宣扬的“天听自我民听、君视自我民视”、“民贵君轻”等儒家的“仁政”思想，但整体给人感觉仍然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式的规劝，是一种体制内的忠告，甚至是一种书生式的哀求。这种体制内的学说对于皇权专制制度的恶性发展毫无约束性的力量，人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仁君”和“清官”身上。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样的文化存在着先天性的缺陷，这样的制度毫无前途。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安提戈涅》的故事发生在中国，或者由中国的作家来写，那会是什么样子?中国人也写过悲剧，著名的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但显然，它们的思想性与《安提戈涅》无法在同一个层次上进行比较，尽管在时间上中国人的作品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正如钱锺书先生指出的，程婴勇于牺牲，公孙杵臼自甘舍命，义无反顾。他们之救孤，完全与个人利益无关，只是出于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为晋国除奸，为忠臣留后。因此，他们并不是悲剧人物，而是“忠”、“义”一类抽象理念的化身。
安提戈涅慨然赴死，早就远离我们而去了，但“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恶法非法”、“公民不服从”的观念却在希腊人、罗马人和所有欧洲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反抗王权专制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孕育出现代法学、政治学，孕育出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宪政制度。
如果我有一天去雅典，我不会先去朝拜神圣的巴特农神庙，也不会急着去游逛繁华漂亮的街市，我将首先来到著名的狄奥尼索斯大剧场。
我将站在这个著名的大剧场的中央。那时候，我相信，此刻，自己正站在一个人类最古老的民主、法治思想的摇篮中。
我将仔细倾听，一定还能听到安提戈涅的那一声慷慨激昂的千古天问———
“你说的话也能算是法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