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院的设立和创办显然是中国在文化外交领域的重大突破，对于整体外交格局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相对来说，无论是传统的教育外事工作，还是一般的文化外联，都没有上升到这样的层次。从一开始，孔子学院就以一种强势姿态进入国际舞台，这既表现在国际媒体的强烈追捧上，也表现在孔子学院飞速展开的全球布局上，其成绩应当充分肯定。
就世界发展的进程来看，学术（科学）中心的变化乃是一个具有枢纽型意义的现象。近代以来，其变迁国家主要是：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实际上，这样一种科学中心的变化，也意味着文化中心的变化。虽然语言不是必然的因素，但文化中心的变化，实际上也意味着国际语言推广的要求。
仅就英、法、德三国的语言国际推广来看，它们不但有良好的传统，而且也有布局的成绩。英国文化委员会有230家分支机构、138家教学中心；法语联盟则在13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140个法语联盟分部；歌德学院在76个国家设立了128所歌德学院分院；另一个表现不错的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在23个国家设立了38所分院。
说到底，大国利益之间的博弈目前仍主导世界进程，而就竞争形态来看主要表现为“异文化博弈”，虽然战争暴力手段仍可能在最后关键时刻“图穷匕现”，但诚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只是一种手段而已； “暴力最强者胜”或为一时竞争的元规则，但却绝非四海宾服的元规则。战争博弈是暂态，文化博弈才是常态。任何一个大国，在确定其世界地位之后，都必然会以文化方式（或柔性方式）来进行长治久安的建设工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否则，统治必然导向终结。
如果说在轴心时代，文明的相对孤立发展是可能的；那么在全球化时代，自我隔绝都难以做到，新航路开辟过程中不断洞开的“国门”就是明证。在大国兴起的过程中，“闭关锁国”更是不可想象。而就其对外交往方式而言，和平方式自然是必然选择。故此，文化外交机构的发展，则属题中应有之义。
应该认识到，文化外交不但是大国崛起的必然选择，更应成为大国国策的核心要义之一。当然，文化外交机构有多种设置可能，仅德国来看，歌德学院之外还有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洪堡基金会以及各类政党基金会等。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似乎已被普遍接受，但究其实质，则应进一步引申为“柔力强势”。即像自然界一样，任何一种社会运动都是由力的作用所产生的，但“刚力”易折，“暴力”必败，而以“柔力”展现自我，推动进程乃至引领世界，则是可以期待的。
文化外交应是一种理念，而非一种“类型”。前者能见其国其人的胸襟之大，后者只能是“现实主义”利益主导下的交易思维。治学者往往强调“无用之用”，但此用有时又远超“致用之用”。政治固然是一种现实利益的博弈，但若能适度引进这类思维，或许并非无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