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读陈平原、夏晓虹先生主编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年），其图文并峙，引领读者回到现场，激起对五四先贤的倾慕之情；今日又读陈氏新著《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则别有一番新鲜感受。作为对陈先生学术思路颇为熟稔的读者，其实并不难看出这部著作所要论及的对象，甚至他的几篇大文章也都在不同场合阅读过，但结集观之，立刻又窥出了一个宏大而尝试创新的命题。五四之意义重大，对中国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明白。但如何理解五四，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同样是谈论“五四”，文化史家与政治史家的立场不会完全一致，而教育学者与行政官员的思路更可能大相径庭。因为各自所处的语境与采取的原则不同，必然会导致观点的歧异。不过，这并不妨碍大家在各自的领域中展示身手，因为，可能正是这样的相互辩难与驳问意识，才可能使得我们在思想碰撞中不断接近历史的原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氏从还原历史场景入手，无论立场如何，可能都不得不认真关注这样的学术思路。导言题为“文本中见历史，细节处显精神”，基本可以视作是对自家“五四认知史”的自觉梳理，相对频频地引述本人著作，我更看重作者研究思路的内在脉络，这段自白可谓相当提纲挈领：“所谓‘触摸历史’，不外是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讨论的对象，包括有形的游行、杂志、大学、诗文集，也包括无形的思想、文体、经典、文学场。入口处小，开掘必须深，否则意义不大；不是所有琐琐碎碎的描述，都能指向成功的历史重建。”（5页）
应该说，这段思路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虽然尚未形成系统理论，但作者方法论建构的自觉意识已跃跃欲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既重艺术感觉的敏锐，也重历史现场的厚重，这正是陈氏研究的好处。而“以小见大”的策略指向，则将实证研究可能产生的“平庸”之病，尽可能排除在外。全书六章内容，都可视作这一理论思路下不同的专题研究。其指向大致可以区分为：政治史、思想史、教育史、学术史、文学史与文化史。而彼此之间又都具有相互关联，而牵涉到诸如报刊史、语言学、文化交流史的内容，则正印证了陈氏的相互钩连并打通的理论自期。譬如他曾专门指出过，谈论“学术史”，一定要上连“政治史”，下接“教育史”；合并观之，则文化史研究的“大历史观”赫然呈现矣。与此前同样列入“学术史丛书”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不同，后者“突出晚清和五四两代人的‘共谋’，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天地”（6页）。此书的工作重点则针对近十年来的当代学术现状，“转为着力阐述‘五四’的精神魅力及其复杂性”（4页）。这既表现了陈氏研究一以贯之的某些学术理念，同时也透露出其领域拓宽、理论尝新、视域阔大的学术全景观的逐步呈现。
但与有系统的专著框架还是不同，此著虽有附录若干（《关于〈章太炎的白话文〉》、《鲁迅为胡适删诗信件的发现》、《台湾版〈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自序》），但并无结论，后记只能当作了解作者撰文的旁证材料；而事后添加的“导言”同样也只能为我们了解作者的整体思路提供若干推进的线索，而非正襟危坐的专著之“绪论”可比。从框架建构的学术性而言，当然是差了许多，但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这样则提供了另一种“开放性”的可能，正如作者的坦白承认：“今人所接触到的，永远只能是‘文明的碎片’。”（7页）所以，学者对自家研究的自我拷问与省思，对于更加客观地进入历史、挖掘问题，绝非可有可无。而作者的自家阐释，也给我们体会其撰述策略颇多玩味之处：“有趣的人物及故事背后，依然有作者潜藏着的理论意识：包括重建现场时多声部与主旋律的关系、‘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如何既合力又竞争、新文化运动中垄断舆论与提倡学术的张力、现代中国大学理想的生成与展开、媒介的作用与文体的意义等。”（7页）
验之以具体的各章内容，无不若合符节。每一章几乎都选择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文本或人物个案入手，但指向的都是某个大领域的关键问题。“五月四日那一天”自标为“关于‘五四’运动的另类叙述”，指向的是关于五四运动起源的现场史的重新复原；选择《新青年》作为研究对象，看似针对的是一部有重大影响的刊物，但实际上指向的则是“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在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双重视野中考察一家刊物的意义；以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为考察对象，为的是“叩问大学的意义”，探究的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里北大传统确立的重要意义；而一册薄薄的《章太炎的白话文》，作者居然能挖掘出“学问该如何表述”的重大学术命题，除了对话前贤的敬意，更有针砭当下的深意；而借助胡适删诗信件的发现、西方大学图书馆里中国新文化先贤“遗落异邦的国故”，作者又衍生出两大命题，从“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推究“经典是怎样形成的”，由“旧纸堆里的新发现”而“写在‘新文化’边上”。这样的六章内容，其实在撰作时本就是独立的论文（甚至包括各节内容），本身并无特别“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架构感，尽管如此，经作者“四两拨千斤”似地轻轻点拨与组合，仍生出一种理论内蕴的内在张力，能使读者“拨云山而见雾”。事实上，这样一种做法，非“艺高人胆大”者不能为，因为作者“舍弃了面面俱到的评说，抓住几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小题大做’，不只需要学力深厚，更需要思想家透视历史的敏锐目光”。与其说是在褒扬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还不如看作是夫子自道。由此可见，作者不仅有学者的“积养深厚”，也具备思想家的“自我期待”。
将思想史意义上的《新青年》和属于文学史狭窄领域的《尝试集》，取出进行探讨，关注者虽未必多，但其所关涉者甚大，而纯属政治范畴的“五四游行”，也被纳入考察，这就可见出作者压在纸背的宏大思考。我总在想，对于理解现代中国的整体进程而言，五四至关重要，很可能是打开其背后宝藏的锁钥之一。但如何开启，却大非易事。如果后人来审视历史的风尘，他们不太会简单地将这个命题放过，因为此段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必定关涉到仍在进程之中的现代中国建设大业。
五四那代人，生逢其时，当中国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刻，更兼有西学背景的深度融入，所以其文化史意义怎么高估也不过分。诚如作者所论：“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3页）那代人之风云际会与历史影响，让我想起辛稼轩的那首《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用之以五四时代的风云变幻，正可谓“若合符节”。
在我看来，在此书中，陈氏凭借其“力见义理”的考据功夫，充分展现其“体贴前贤”的艺术感觉，使得本来或流于琐屑、或沦为平板的历史叙述相当可读。更重要的是，每个命题背后所透露出的“当下意识”值得再三推敲。作者拎出“述学方式”命题，就颇具前沿意义。五四的最大转折，是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这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对抗方式对中国文化之现代转型其实非常不利。文言与白话的优劣此处且不置论，但文言传统的彻底割裂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承续而言绝对是重大失误。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逐步进入常态建设时期，无论是学术史的“考镜源流”，还是学术规范的“立定规则”，都要求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基本问题。作为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始作俑者，陈氏借钱穆语表彰章太炎为“理想的述学文字”（159页），并尝试理出一条中国传统的“文章与学术”的路径。这段表述体现出作者对转型中的“述学之文”的基本认识：“晚清以降，述学之文同样面临自我更新的使命。实现这一使命的，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新学之士所积极从事的输入新术语、新语法乃至新的文章体式，借以丰富汉语的表达能力。这一努力，符合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趋势，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可还有一条曲折隐晦的小路，比如章太炎，面对新的读者趣味和时代要求，在系统讲授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无意中提升了现代书面语的学术含量，为日后‘白话’成为有效的述学工具，做出了独特的贡献。”（204页）这一思路，符合陈氏的基本理论设计，即强调中国文化本身的传统血脉之千年承继，即便落实到现代语境，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并不只是‘西学东渐’的顺利展开”（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13页）。这一思路本身不错，但正如我所指出的，“如果不是‘西学东渐’思路与留学生主导地位的过于强大，也不至于如此强调对‘西学东渐’的反思了。”（叶隽：《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4页）这一点，在蔡元培个案的考察上，就更清楚了。
作为现代中国最富魅力的知识领袖，蔡元培身上可挖掘的层面非常之多，涉猎的研究者也所在多有。但作者这里揭出的三点，仍极具自家见地：“‘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北大传统的另一种阐释”、“老北大的艺术教育”。不过这三点对于作为留德学人的蔡元培来说，并非独创，而均由德国学术理念而来，渊源有自，所谓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主要来自洪堡等创办柏林大学时的理念，即所谓的德国古典大学观；北大创办研究所，明标是自德国、美国的Seminar而来，美国的大学制度同样是学德国的；至于蔡氏特别得意所提倡的“美育”，则是源自席勒的“审美教育理想”。蔡元培本身是晚清翰林身份，文化资本雄厚，但其学术渊源与德国学术关系甚密，值得继续深加挖掘。作者之重心显然在蔡氏理念在现代中国语境里的阐发，自然不会对此多加阐释，可涉及到“传统延续”与“西学启迪”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的命题，其实是非常重要、值得深究、未宜定论的重要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种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称之为“前贤当年的历史想像”。明明是历史研究，我偏将其称作为“历史想像”，或谓此词当为“误植”。非也，我要声明，历史研究只能是“历史想像”，只是以史家的立场来结撰历史的一种方式而已。这一点，在海登·怀特的理论阐述中说得很清楚，他明确强调历史叙述中诗性行为的重要性。而为作者所引的陈寅恪思路同样证实了此点，因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7页）。
强调自己人文学者的身份，而自觉与社会科学家保持距离。陈氏对自身的定位有相当自觉的理论意识。可问题仍将凸显于，重识历史如何可能？其实，任何一代学者都不可能避免自己的时代使命，也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过往的历史，即所谓“重识历史”。而对于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前期的历史而言，我想从2000年代到2020年代，很可能是现代中国进程中最为关键而激动人心的年代。经历过1980年代的文化热潮复兴，经历过1990年代的学术规范建设，从2000年代开始的这三十年，中国学术有理由走入一个真正常态建设的时代。
这不仅意味着国际宏观空间背景的建构仍在进程之中，也要求中国现代学术的当代进展，必须既自立又参与，在世界学术的整体格局中给自己定位，在中国传统的血脉中寻找自己的家园。正如三联“学术前沿丛书”总序所说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的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学者的自身定位和自觉理论思考，实属题中应有之义。但能有之者，却如凤毛麟角。
陈氏有自觉的文章意识，素有“文人”雅誉，这在喧嚣的当代中国学界，既属难能可贵，又足独立风骨；但就“学者”标准来看，如何在西方科学家概念与中国传统的士之传统间寻到平衡点，却属不易。具体到学术研究而言，其实由“史证”到“理论”，乃是无可回避的发展进程。陈氏此书，与其看作实证研究的收获，我宁愿认定是其理论思考的提升，乃至在两者之间的张力调试。虽然强调“一如既往，以研究对象为中心，拒绝为任何精彩的理论做证”（335页），但实际上自家提及的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知识考古学、媒介研究、年鉴学派、新史学、历史叙事学（335页、6页）等都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巧妙之处在于，作者能“海纳百川”，不动声色地运用自家的资源。立足于自家的主体创造地位，陈寅恪先生称“不忘民族本来之地位”，是之谓也。虽然并无留学的经历，但访学多国以及与各国汉学家的密切交往（如此书提到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亚系主任贺麦晓教授、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何碧玉教授等），使陈氏的理论兴趣并不淡薄。就此书而言，涉猎的范围就涉及德、法、美的当代学术前沿资源。
德国学术传统悠久，诸大哲人之体系博大精深。但其理论的当代式微，乃是非常遗憾之事。尽管如此，姚斯（Hans Robert Jauss）的接受美学（伊瑟尔Wolfgang Iser现转向文学人类学）与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的公共空间理论，仍可入得20世纪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之列。而法国理论的发达，乃是20世纪后半期最值得重视的学术现象，当然它始终是在与德国学术的对话之中展开的。无论是早期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等为代表的年鉴学派，还是后期社会学的全面崛起，如福柯（Michel Foucoult）的知识考古学、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场域理论，都代表了20世纪世界学术进展的风向所在，并对整体学术范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学术在二战之后，实际上已逐步接替德国学术而成为世界学术场域中心，但与后者因其学术研究原创能力而领袖群伦不同，前者似乎更凭借其学术市场营销能力主导世界学术进程。尽管如此，从新历史主义到历史诗学的崛起，美国学术仍能不断提供出能吸引人眼球的“崭新学说”。如格林布拉特（Stephen Jay Greenblatt）、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人的研究，就很受到各国学者的关注。
陈氏的理论视域无疑是开阔的，除了上述德、法、美主流学术资源之外，此书也还涉及到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研究。但陈氏的理论主张一如既往，他只是承认读过“一点”西方学者的著作，可最重要的是仍强调“之所以如此述学，主要受三位中国学者的启示”（6页）。事实上，陈寅恪、钱锺书、金克木三人代表了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期两代学者，也是至今为止，中国现代学术最具思想穿透力的学人。他们的西学学养深湛，但思路却都几乎一致地“扬中抑西”，不愿堕入西方学术（至少是述学方式）的“彀中”去。从《柳如是别传》到《管锥篇》，都清晰可见。但这样做，并非轻视西学的作用，无论陈寅恪还是钱锺书，都曾留学西方；包括金克木，也都曾以外国对象为治学范围。而且必须承认的是，他们的学术成就亦在相当程度上须归功于西学积养的丰厚。所以，如何处理“西”与“中”的关系（实际上应是“外”与“中”），是必须再三进行理论反刍与省思、探讨的核心命题。
西学东渐的意义，仅就具体的学术研究层面而言，至少包括两重，一则为对学术理论的涵养资鉴，二则为学术材料的旁及拓展。前者不再多谈，后者似乎尚远未得到重视。仅就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中心人物的蔡元培而言，其表面论及德国学术/文化的材料易于征引，但其实践论述之中隐藏的对德国学术的化用可能更加重要，但这必须对德国学术有完整的通识才能“一眼观去，通透豁然”，学术史上的一些深层问题才能得以呈现乃至解决。另一方面，德国学者记录下的大量材料，尚有待发掘。正如本书所发掘出的“鲁迅为胡适删诗信件”一样。此类材料隐藏在德文材料之中（扩展开去，则是各种外文材料中隐藏的外国学者的记录）者亦多有，犹待深入开掘。设若如此，则对中国现代学术进程的整体认知或将改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外汉学研究的意义就绝对不可小视了。此属旁逸横出之论。值得特别表彰的是，陈氏选择“中国学者”的立场，并标立“中国学者”的自信思路，仍可为我们今日思考“以学术为业”的安身立命提供重要启迪。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寅恪在某种程度上坚守一生的对“中体西用”论的服膺，或许对我们不无启发。博通的视域是一回事，根基的选择又是一回事，两者有相互勾连的一面，但毕竟还是有主次之分的，对于人文研究而言，这种区分并非“可有可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