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钧称宜“为葛兰言辩护”（《读书》二0二一年第七期），确实很有必要。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以社会学方法治汉学，虽然在史学上难免出错，但是在方法论上另辟蹊径，给汉学之异彩纷呈提供了灵光闪现的可能。非但法国汉学如此，德国汉学恐怕更是。前者已是学界公认的世界汉学之祭酒，但德国汉学之重要性似乎尚缺公允认识。其实德国汉学家中的大学者，值得举出的例子也不少，譬如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再譬如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另外，以我之见，德国汉学传统还呈现出三元建构，即以福兰阁为代表的历史学路径、以卫礼贤—魏特夫为代表的社会史（人类学）路径和以贾柏莲、孔好古为代表的语文学路径，是德国学术不能放弃的“看家法宝”。

对于福兰阁，自民国时代开始，中国学界对其认知并不能算少，但少有如对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那般的“恭敬客气”，最典型的例子自然是陈寅恪的态度。一九三六年，因评选奖金事，陈寅恪致函傅斯年时提及福兰阁，称：“Otto Frank（此处原文有误，应是Otto Franke，笔者注）此人在今日德国情形之下，固是正统学人，此无待论者，但除有他种可考虑之事实外，若仅据其研究中国史之成绩言，则疑将以此影响外界误会吾辈学术趋向及标准，此不能不注意也。”这句话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场域关系、个体生性、兴趣取向等多重因素制约，不可一概定论，但若引此为据，进行发挥，将批评福兰阁与“华洋之分”“崇洋”“贬洋”等学术立场关联起来，可能有“过度阐释”之嫌，而且将福兰阁视为负面人物，未免去真相更远。这不仅是对一代学人福兰阁的不公，而且也涉及我们认知他者，尤其是世界学术的气象问题，甚至这一问题面对的是与我们相对距离更近、血脉相关的汉学世界。因此，可能亦需“为福兰阁一辩”！

就史实论，陈寅恪与福兰阁在柏林大学应有一段交集。留德学人中如蒋复璁、俞大维、姚从吾等人都曾在福兰阁门下学习，或至少听过他的课，其中恐怕也包括了陈寅恪。因为就时间上算起来，陈寅恪第二次留德在柏林大学是一九二0至一九二五年，而福兰阁是一九二三年从汉堡转到柏林的，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应不致不知。当然，这犹待进一步考证，此处暂且不论。

其实，福兰阁、陈寅恪作为中国史研究的大学者，其重要性均为国际学界所承认，就以费正清、崔瑞德主持的《剑桥中国史》为例，作为西方汉学史上享有盛誉且确实厚重的代表作，《六朝卷》如此评价福兰阁的《中华帝国史》和《隋唐卷》对陈寅恪著作的多所征引，总体上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福兰阁、陈寅恪作为国际一流学者的身份可以得到盖棺论定。可为什么这两位得到后世公认的大学者，彼此间却似乎不无隔膜，甚至成见颇深呢？这其实很正常，正如福兰阁当初极力反对授蔡元培予法兰克福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却又积极支持授胡适以普鲁士科学院通讯院士头衔，都有很大程度的个人兴趣取向制约，不足深责。所以各类评奖、头衔之类，其实都难免有较强的场域因素作用，不可以太当真，更不可以将其作为评价学术的唯一标准。

以我之浅见，对福兰阁的评价，这两段说法是有分量的。一是福华德（Walter Fuchs，1902-1979）的看法。虽然是及门弟子，难免有褒扬师门的成分在，但他的话是有道理的：“自福兰克（即福兰阁，笔者注）逝世，其最后目睹老大帝国与其所领导西洋汉学家同归于尽，同时现代西洋汉学与十九世纪前辈大师之联系亦告中断。”另一位是法国汉学家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1940- ），她是从学术史角度来评论《中华帝国史》的：“中国历史的连续性现在被看作国家的历史而不仅仅作为朝代的延续。国家的概念、机构和发展成为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的主线。尽管一九四六年作者去世时仅写到一三六八年元朝终结，但是这部鸿篇巨制仍然是欧洲中国史研究的里程碑。它传递了贵族的理念，其意义和尊严等同于欧洲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伟大著作。”相比较福华德的不吝赞誉，巴斯蒂显然更看重福兰阁代表作的学术史意义，对其背后体现的德国学术和欧洲思想有充分之体认。

当然，对福兰阁的负面评价并非没有，譬如徐道邻、蒋廷黻，都对福兰阁的一些史学观点持不同意见。但他们的文字并未广为流传，也就是停留在纸上而已，远不如陈寅恪的只言片语带来如此大的杀伤力，因为后者作为中国史学界的重镇，甚至中国现代学术的精神偶像，其影响确实巨大。当然陈寅恪之评价并非毫无道理，也不就是要对福兰阁全盘否定，但我们要评价一个学人，需要识其大体，要有同理心，要能客观评价其在学术史上的“得失功过”，且不因私人之好恶、过节、意气等而刻意贬损之，这才是一个真正大度学人的学术态度。对一个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为鹄的的学人来说，其著作的生命力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这是他第二次生命的命脉所系。相比较一生以撰作《中国通史》为志的陈寅恪而言，若是看到异国前辈（很可能也是他的老师）多年前就近乎完成了这样的著述，不知究竟会是何等感受？或者，陈氏中国通史的理想，竟不无受到福兰阁著作的影响和刺激，是一种挑战和启迪并存的结果？这些，或许都是可以深入开掘的命题。

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出版的《新中华》上，姚从吾发表《德国佛郎克教授对于中国历史研究之贡献》一文，开篇即称：“佛郎克教授（Prof.Dr Otto Franke）是德国现在德望最高，学问最博，著述最富的汉学家。”这种过于极端化的表述往往易于引起反感，不知陈寅恪是否读到此篇文章，但至少有此可能。作为其时出版重镇之中华书局推出的以时政为主的综合性半月刊，学术论文比例很少，在此期中只有两篇。陈寅恪此际尚在清华，而清华大学图书馆是收藏有这份刊物的，应是当时就有订购的。以陈寅恪的博极群书，并非没有可能读到此文。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姚从吾的评价还是有道理的，他认为：“《中国通史》一書中，佳处甚多，不能一一详述。我认为有特别介绍必要的，有下列二类。（一）用世界的、客观的眼光，批评我国传统的思想。有些是我们已注意平反，惟尚没有具体著作发表。有些在我们看来或失于‘求全责备，但仍可供我们参考。（二）是拿中国历史实事与欧洲历史的比较，实事在历史上的价值是比较的，不是绝对的。我们与他种民族比较，才能认清楚我们祖先所干事业，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客观地说，这样一些确实需要“外来之眼”才能看得更清楚的角度，福兰阁是有贡献的。

姚从吾虽不是福兰阁指导的博士，但其在柏林大学期间听课甚多，所以也未尝不可算是及门弟子。他对自己的老师是推崇有加，对同侪学人尤其是陈寅恪也是很推重的，有言曰：“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但陈寅恪对姚从吾的评价似乎不高，称其“愚而诈”，这与他的名言“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倒是颇相映衬。

以上仅就德国第一代汉学家的代表人物福兰阁的后世评价略作引论，并无意盖棺论定，他的诸多著述其实还有待深入探究，《中华帝国史》更值得译为中文。福兰阁的意义当然不仅仅局限于汉学学科，他早期作为一名外交官，对中国有长达十二年的居留之缘。他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同样是一个颇具关键性意义的人物，譬如曾受德国政府委派代表德方与中方（张之洞等）会商建立青岛中德专门高等学堂（即德华大学）之事，与杨文会、苏曼殊、胡适等颇有交谊，此外还影响了一批在柏林听其课程的现代中国的留德精英人物。他不但是普鲁士科学院院士，也是德国学术场域里的重要人物，譬如是大型学术项目的重要参与者。德国曾筹划一部全面研究东吐尔克斯坦地区历史的大著作，于一九二四年在慕尼黑召开东方学者会议，邀请不同学科学者会晤商讨，如古历史学家爱德华·梅耶（Eduard Meyer，1855-1930）、梵学家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1869-1943）、汉学家福兰阁、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但由于缺少应承担发掘史和考古论证部分的勒科克（Albertvon Le Coq，1860-1930）而致计划落空。能和这些一流学者并列，足可见福兰阁在德国整体学界的地位，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他都是一个具有枢纽意义的个案，其代表性也是毋庸置疑的，值得特别关注。

总体来看，德国汉学创立期的那批学者较之中国日耳曼学高出恐不止一筹，这不仅表现在留下的著述的数量和质量上，也表现在学科史代表人物所呈现的多元知识形态、积极的文化态度以及学科思想等诸多方面，应该说他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当然德国汉学为何发展出后来的特殊路径，似乎并未能继承传统而光大之，却又是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