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曼现在每天到位于北京德胜门的孔子学院上班。这是一个承担对外文化交流任务的中国机构，青砖的外表丝毫没有阻挡这座建筑的现代气派，一进门，就有一尊孔子像，这位圣贤穿越几千年，打量着令他陌生的一切。
客居中国三十余载，阿克曼一直就是那种被称作“文化交流使者”的人，1975年以留学生身份来到中国，1980年代在中国创办歌德学院，后来担任院长。这个德国文化交流机构的使命用一句话来解释，就是告诉世界，德国不只有希特勒，还有歌德。
在冷战年代，文化交流“使者”也被认为是敌对双方的宣传鼓动者，是制造软实力的排头兵。阿克曼显然反对这种文化为政治服务的立场，在他看来，文化交流就是试图建立让不同地方的人尝试彼此了解、沟通的平台。
当年的左派青年来到中国后，经历了对中国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1970年代，想和普通老百姓交谈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只能站在街头，看着这个著名的自行车大国的国民骑着自行车慢慢悠悠经过。但他还是从穿着打扮这类侧面体验到了“红色”革命的另一种印迹——革命并不像他在遥远的西德想象的那么完美或激情四溢。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阿克曼来说，一个重要的改变是他终于可以和中国人交谈甚至交往了，后来，他干脆娶了中国媳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阿克曼翻译了不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让欧洲人可以读到来自红色中国的最新创作。阿克曼于1988年在北京创办歌德学院，做了六年院长，到2006年返回歌德学院，做了（中国区）总院长。
从歌德学院退休后，他被孔子学院看上了。那是半年前的事，在全球极速扩张的孔子学院很需要阿克曼这样的人，在阿克曼自己看来，他对孔子学院的意义在于，建议他们如何与西方人打交道。
不反思历史，早晚重蹈覆辙
南方周末：你曾经说过你在歌德学院的一项工作是向中国介绍“不完美的德国”，德国的不完美表现在哪些方面？
阿克曼：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完美的，我的意思是宣传一个国家的完美形象，是不符合实际的，人家很快就不信任你了，一个不完美的德国意味着一个实际的德国，有它的历史痛苦，有它的惭愧，有它现在的不足和矛盾。用脂粉遮盖疤痕不是爱国。
南方周末：历史痛苦指的是纳粹时期吗？
阿克曼：德国两次发动世界大战，国家被分裂了，德国变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交锋的战场，这些历史经验是德国的一部分，你不能否定或掩饰它。
南方周末：现在德国人的普遍不满是什么？是经济不景气还是什么？
阿克曼：如今，德国人有一种很强烈的危机感，整个欧洲的经济危机让人们觉得前途非常不稳定。欧洲正在经历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危机。战后的欧洲，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从物质方面说，还是从社会层面说，都经历了从没有过的稳定，这与欧共体化是分不开的。现在欧洲面临的危机，我希望不要再回到小民主国家的体系中去。
南方周末：你认为中国对自己历史教训的反思够不够？
阿克曼：不够，我要说的不只是最近这50年的历史教训，不止“文革”、“大跃进”这些惨痛记忆，我要谈的是中国150年以来的历史，可以说是灾难性的，这些灾难有的是外国人带来的，也有一部分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对自己的历史不反思，早晚会重蹈覆辙，反思的力量不是抽象的东西，不是道德、规矩，而是生存的必需。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中国人反思历史教训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阿克曼：为什么“文革”、“大跃进”会发生？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日趋衰弱，又是为什么？……对历史最重要的、最有效的反思就是要问为什么，你不一定找到全面的答案，但却要不停地问下去。
过去开窗户，现在造舞台
南方周末：你在歌德学院期间的工作是把德国文化传播到中国，现在你又在孔子学院把中国文化传播到全世界。在这两个“反向”的工作之间你需要做怎样的转换？
阿克曼：人们对文化交流有时候有一种误解。1980年代末歌德学院刚在中国开办的时候，主要是给中国人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户，把德国文化、欧洲文化带到中国来。那个时候人们非常需要这些，因为没有信息渠道，互联网还不存在。
到今天文化交流的目标已不是宣传自己的文化或者自己的价值观，而是搭建互相理解的舞台。这个世道，任何人宣传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目前，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大大超过这些东西。
从歌德学院到孔子学院的工作变化，对我来讲并不是太难。我在歌德学院最重要的工作内容是制造对话的舞台，我几乎从来没有做过一个单独的德国项目，每个项目的第一个问题一直是：“谁是我们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我在歌德学院三十年的工作，基本上一直都是跟中国文化界密切交流和对话，我的中国朋友比德国朋友还多，所以我现在从孔子学院的立场做文化交流或是他们的顾问就不难，我帮助他们和国外打交道，不一定只是和德国。真想做文化交流，你不仅要了解自己的文化，一定也得了解对方的文化。
当然在一个中国的单位里面工作和在一个德国的单位里面工作有不同的地方，这需要一个学习和习惯的过程。孔子学院当然有好多中国机构的特点，制度也不一样，工作氛围就不一样了。加上孔子学院是一个很年轻的机构，他们正在积累经验，而歌德学院已经有60年的历史。孔子学院对外文化交流的经验还不是特别丰富，所以我发现好多理所当然的道理或者规则，在孔子学院还不被完全接受。
孔子学院做对外文化交流的模式，跟其他国家类似的机构，像歌德学院或者塞万提斯学院都不一样。孔子学院在国外不是一个中国的机构，而是中国和国外机构（大部分是大学）的合作项目，有一个中国的院长和一个外国的院长。这种模式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当时歌德学院也是向孔子学院学习，在中国成立了八个歌德语言中心。
南方周末：作为顾问，有没有搜集海外对孔子学院的批评意见，然后转达给院方？
阿克曼：我是刚刚开始在这里工作，去了一趟欧洲，特别是认识一下德国、奥地利这些地方的孔子学院，他们受到批评的地方我也要回应，要不然我就是不负责任的。
总的来讲，孔子学院目前主要的工作内容是教汉语，正在追求把自己建设成一个质量比较高、比较闻名的教汉语的机构，这已经非常不容易。比如说给每个孔子学院派一两个中文老师，这个中文老师不仅要对怎么教中文有经验，而且还要对当地语言、当地生活习惯有一定的了解，这样的人实在不多。
所以现在孔子学院正在慢慢培养出这些人，这是艰巨的任务。我听到一些人批评孔子学院发展过快。第一个孔子学院是2004年底在韩国成立的，到今天，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已经有357个孔子学院，这种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我做这行三十年了，对我来讲这有点不可思议，这么快竟然就建成了孔子学院的全球网络。所以现在孔子学院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可能从扩张转向稳定。
把中国人扔到哪儿，都能顽强活下去
南方周末：1975年你第一次来北京时，可以从西德直飞中国吗？
阿克曼：需要转机才能到北京，第一站降落到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机场，第二站是在巴基斯坦，然后再转飞北京，几乎飞了20个小时。
我到中国来的原因很简单，我在德国学过汉学，那时候的汉学我们叫“兰花学科”，兰花是非常美丽的花，可是没有任何用处。汉学在当时基本上学的都是古文，和当代中国几乎没关系，考古、佛学都可以学，可就是和当代中国没有关系。
1974年中国第一次邀请西方留学生到中国来，我们当然很兴奋，很想了解中国是什么样的。我们都是1960年代末学生运动的左派，是马列主义者、革命者，我们都觉得到中国实现了我们革命的理想，就抱着非常大的希望，带着非常大的理想来到中国。到中国之后，这种幻想和理想很快就被消灭掉了，不过这也是很正常的事。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天晚上，我们先到音乐学院学汉语，因为我们都不会“说话”——我们学的是古汉语，读古文是可以的，但是读《人民日报》就不行。一天晚上我在语言学院的门口站着，我感到有种很大的陌生，惊讶于中国人骑车的速度，和西方人习惯的速度很不一样，是很漫长、柔和的速度，那时候中国日常生活的速度也就是这个样子，我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速度，当然这种速度在三十年当中完全变了。
南方周末：这三十多年你接触过许多中国人，从高官到最普通的老百姓。如果让你来描述中国人实现自己梦想的途径、方法，那会是什么？
阿克曼：说到中国人的梦想，共同点还是有的。1975年的时候，中国人好像没能力做梦的，红色热情已经过去，发疯的气氛也没了。人们想过正常安静的日子，是他们全部的梦想。1980年代在好多方面是理想主义的时代，改革开放刚开始，人们带着很大的希望。这在1989年之后发生了变化。
我在1994年离开中国去了莫斯科，在俄罗斯呆了六年。俄罗斯的情况和中国比较类似，可以说是和中国改革开放同样大的社会改变。可是俄罗斯人比较被动，不像中国人，一改革开放，他就抓住机会，你给他一个小小的空间，他马上会利用起来，努力工作、挣钱，想办法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把生活弄得好一些，违法的合法的都可以，反正就是有一股劲。俄罗斯人觉得应该是国家给我办好了，已经不习惯自己努力抓住机会，不习惯吃苦。
我也在意大利呆过。罗马有很多中国人，都是搞小贸易的，比如说皮鞋、衣服。这些人像野草一样，你把他们扔到哪里，他们都能活下去，都能挣到钱，而且一代比一代强。
所以，中国人用什么方式来实现他们的理想？我觉得，就是有机会就抓住不放。
南方周末：让人想起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
阿克曼：“黑猫白猫”是一种地道的中国实用主义理论，我觉得完全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暂时的解决方案是可以的，但长期靠实用主义对一个社会是不好的。
只有实用主义是很危险的
南方周末：柏林墙曾经阻隔了许多东西。你认为中国人还有哪些有形的、无形的墙应该被推倒？
阿克曼：每一个进步，都可能会同时产生退步，你看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毫无疑问，人们的生活改善了很多，但在中国还有很多地区的人民仍然很贫穷、很落后。我认为，假如一个社会的发展完全靠实用主义，而失去超越物质的精神理想，是很危险的。我看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只求国力强，完全用物质价值来衡量生活改善，放弃了对自己生活和社会未来的理想。当然我知道很多中国人还是抱着一种理想在生活，可是总的来讲，我感觉有朝这个方向去的危险。毒奶粉之类的事件说明中国确实面临社会道德危机，好像为了个人利益或者家庭利益，什么都可以做。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要翻过的一堵大墙是，建立起起码的社会道德观。
南方周末：对你来说，中国文化或民族特性中，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是什么？这里的“不可思议”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赞叹；一个是震惊或不理解：“怎么能这样？”
阿克曼：“怎么能这样”好像天天都有。比如我们在德国搞中国文化年，请台湾的一个舞蹈团到德国演出，都谈好了，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是我们得到消息，要求我们绝对不要用“台湾”这个词。这有点不可思议，对什么叫文化交流一点理解都没有。
现在，中国许多城市盖了博物馆、剧场、音乐厅，问他以后在里面展出什么、做些什么，回答说不知道，先盖出来再说。我就很惊讶，“怎么会这样？”这在德国是绝对不可能的，应该是先收藏了好多艺术品，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才可以考虑盖一个博物馆。可在中国正相反，先盖一个博物馆，而且越大越好。不过我觉得这也许是另一种逻辑，先弄出一个东西，以后再说。好多事情也因此在中国可以实现，在其他国家就没这个可能。你去说服一个中国人，他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不问这个也不问那个，也不考虑时间太短、速度太快，就是做。这是我个人非常佩服的中国人的特点。
南方周末：你觉得中国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阿克曼：中国梦比美国梦复杂得多。美国梦的内容比较很简单，我没钱，什么都没有，到美国之后我努力工作，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中国梦包括好多内涵，比方说家庭关系就非常重要，包括孩子要过得比我好，我苦一点可以，可是条件是我的孩子要比我有希望。我觉得中国梦非常具体，比如给孩子找一个好的学校，给他制造更多好的条件。可能现在对好多人来讲，要有发挥自己能力的更大空间。
中国梦现在也包含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很多人觉得中国受欺负，我们要反抗，我们要比别人强，要制造软实力，以此来达成中国强大的梦想，这带有危险性。历史说明民族主义是一种灾难。
西方对中国有概念化偏见
南方周末：如果让你给一位中国梦践行者致敬，会是谁？
阿克曼：前阵子，我认识了一位小学校长，叫燕兆时，这个人原来是航空技术员，挣的钱不少，生活条件也非常好。不知怎么的，在北京郊区他偶然找到了一所小学校，学生大都是农民工子弟，他就抽出自己的业余时间给孩子们教数学，最后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掏钱盖了这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他拒绝用别人的一分钱，学校一直在盖。这些年，北京城区在不断地扩大，农民工慢慢地往外走，燕兆时认为教育这些农民工子弟是他作为中国公民的义务，比挣钱更重要。让我来说我喜欢的中国梦践行者，那就是这个人。
南方周末：对于现在的中国，西方有两种论调：一种是中国崛起论，另一种是中国威胁论，你怎么评价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阿克曼：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从历史的经验来讲，在很短时间内变成强国的国家容易带来危险。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是很理智的，一直执行着非常理智的政策。
其实我的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改变看待他人的僵化模式。中国人和德国人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我反对对任何一个民族进行概念化的解读，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所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外国人对中国有一种非常概念化、模式性的看法。
南方周末：西方人对中国概念化和模式化的偏见有哪些？
阿克曼：每个社会都可能存在偏见。两种不同文化之间互相打量，因而产生某种模式化、概念化是比较正常的事，其实西方人对中国一直有模式化的观点，不过中国人对西方也是如此，这没关系。其实我的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改变看待他者僵化的模式。中国、德国，或是其他的地方都一样，人们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我反对对任何一个民族进行概念化的解读，破坏这种概念化的模式是文化交流的意义所在。
1980年代，很多中国人以为西方是天堂，这也是一种模式化。现在不少中国人以美国为第一敌人，也是一种模式。这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一旦这种模式化思维变成一种政治力量就危险了，如果把它变成国家政策的基础，就更可怕了。
若说偏见，不少西方人会认为现在的中国依然是没有任何自由可言的国家，是一个大监狱；也有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想控制全世界；还有观点认为，中国人没有个性，都是一致的，中国文化是非常神秘的、不可理解的文化……这种模式化的看法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东西，很难三言两语解释清楚。
南方周末：如果你的西方朋友这么评价中国，你一般会如何回应他们？
阿克曼：我会给他讲故事，比方说，有一部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得过奥斯卡奖，我们就希望在中国搞文化交流活动时放这部片子，却得不到允许。可是呢，你却可以在中国所有城市的DVD市场上买到这部电影，想看它的中国人轻而易举地就可以看到……我讲这些故事，是想告诉没来过中国的西方人，现实的中国比任何一个模式化的东西都要复杂得多。来源: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