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在新华网“纵论天下”研讨会上发表演讲。
我谈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当前2010年国际格局的样态和趋势？二是中美日关系应如何评估？
目前已经并将进一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两种国际格局：一种是传统的国际关系体系，即传统的国际格局。它是由国家、国家集团之间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所构成的国际关系结构及国际战略态势。另一种是非传统的国际格局。以“9·11事件”和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为标志出现的这种非传统格局是指，国家、国际集团与非国家、非政府行为体，甚至是个体行为之间形成的不对称的对立冲突。后者对一个国家，具体讲就是对美国甚至可能构成致命性安全威胁，包括“基地组织”在内实际上已经形成隐形的一极。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平民之中，宣布对美国这“一极”发动“圣战”，构成了冷战后比任何一个国家对美国更大的现实威胁。最近，“基地”组织宣称炸毁阿富汗政府大楼是他们干的。这不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或安全威胁，但是对传统国际格局和国家安全的影响非常之大，所以这种非传统格局的变化趋势是2010年和今后都值得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尽管经过了“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经过了金融海啸，美国作为“一极”走向衰落，“多元”力量不断走强，但是我认为目前“一极多元”世界格局的基本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这是因为美国仍然是包括军事、经济、金融在内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多元力量还在发展，例如新兴国家和20国集团的出现，标志着世界经济的美欧日三极格局已经被改变。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背景下，这种多元力量的发展，主流还是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彼此对抗的。另外，尽管军备质量竞赛有加剧之势，但包括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发与使用受到国际社会很大约束，核大国在裁减核武器，核扩散在国际上受到禁止。因此，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世界上不可能出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综合意义上的“一极”。这种“一极多元”国际格局未来30年可能发生新的变化。世界格局有可能向谋求多元共存方向演变。维持威慑别国的核武库将成为制约本国经济的战略包袱。如果美国不能改变军事安全成本过高的国家发展模式，美国经济、金融实力还可能下滑，最终沦为类似前苏联那样拥有巨大军事优势的经济、金融、政治方面的泥足巨人。
其次，是大国关系层次，即大国格局。大国关系格局是世界格局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从大国关系格局看，目前美国仍然是“一超”——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他国家再强，在综合国力方面还强不过美国。美国是“全能冠军”，其他国家多是单项冠军而已。
第三个是地区层次，即地区格局。目前地区格局出现了几种趋势：第一是多元并存的地区格局，表现在不同文明、文化方面，也表现在经济相互依存方面，以及区域合作机制方面。比如说东亚地区，不同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同时并存。第二种是多元一体。多元一体是在多元并存基础上的延伸和发展，像欧盟的一体化趋势，以及东盟的发展、东盟-中国“10+1”取得的进展等。伴随“10+1”东盟与中国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2010年有可能成为东亚多元并存走向多元一体格局的元年。第三种是两极对抗，甚至频频发生发生流血冲突。这种十分复杂的两极对抗在中东地区表现明显。美国和当地的伊斯兰穆斯林世界相互对立，具体表现为美国同伊朗及什叶派的深刻矛盾。而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又同巴勒斯坦的长期对抗，巴以两极对立又牵动中东全局。比如沙特等海湾国家是美国的盟国，与伊朗的什叶派形成相互对立的两极，而他们在共同对付以色列问题上又有共同点，内部关系非常复杂。也门和阿联酋相距不远，在经济上则是两极分化，所以这个地区是非常不稳定的，会出现局部两极对抗甚至是多极对抗。
国际格局走向相对多极平衡，有利于防止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导致局部战争，而冷战后多极化发展遇到曲折与局部战争爆发往往互为因果。冷战后，美国发动的四场高科技局部战争，都与美国“单极”无视“多元”国际力量的意志，造成局部地区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国际格局有关。然而，物极必反。国际力量多极化发展是历史的大趋势，而美国“单极”凸显很可能是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暂时现象。
面对国际格局演变的复杂性、流动性与不确定性。我们需要一种宽容，应该谋求世界各国的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提倡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多元共存，在此基础上推动实现地区一体化，各国彼此开放市场，逐步形成多元一体的地区合作格局，在不断增强本国综合国力的同时，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和谐世界。
我认为，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在战略机遇期、成长期的过程中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是成长烦恼；第二是成长的风险。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不要以为我们发展这么快，就太平无事了。中国今年的GDP将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然而，“脱三进二”未必都是好事，烦恼和风险可能随之而来。烦恼就是别人可能总盯着你，那你说事。风险是，事物都不是直线发展的，事实上多极也好、多强也罢，除了美国之外的其他力量消长也是有可逆性的，也就是说多极化是有可逆性的。那么，大国在什么情况下由兴而衰呢？为什么会出现在和平条件下国力开始接近美国的大国却突然开始走下坡路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战后迄今，美国曾经遇到过两次排名第二的大国挑战：一个是前苏联，一个是日本。前苏联是美国的对手，在经济规模大体相当于美国67%的时候开始走下坡路。事实并不是老二追老大就一定要超过它。恰恰相反，苏联最终反而和平解体了。第二个挑战者是日本。苏联解体后，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美贸易摩擦加剧，日本这个美国的盟国却成为美国敲打的主要对象。结果，日本在经济规模大体相当于美国近80%的时候，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于1994年曾经预测日本经济规模在2010年大体与美国并驾齐驱。但是，结果日本却从那时开始下滑，2009年GDP却跌倒不足美国的35%，元气大伤。
这两个案例说明什么呢？很值得思考。以前苏联为例，其体制本身的弊端和国家发展模式，必然被美国通过军备竞赛拖垮。日本战后“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出口导向模式，在经济发展到鼎盛时期，受到美欧联手迫使日元升值，随后造成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与此同时，美国要求日本承担包括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等更多的国际责任。 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盲目追求政治大国发展模式的同时，逐步打破了国内企业的结构，削弱了传统的制造业和政府金融监管。结果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引起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国家发展形态或者称之为国家发展模式的竞争。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条件下，正是不同国家模式的竞争悄悄地改变着国际格局的力量对比。
从今年情况来看，我们要特别注意非传统格局的演变趋势。美国被隐形一极牢牢地拴住了他的一条腿。奥巴马既想妥善处理布什政府留下的烂摊子，早日摆脱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陷阱，缓和同阿拉伯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又要继续支持以色列，还要制裁伊朗，这种彼此矛盾的政策仍将严重困扰美国。
概括起来讲，2010年的国际政治基本面，大国之间虽然有矛盾，但国际协调仍将是主导面，没有发生大战的前兆。世界经济基本面还没有摆脱金融危机带来的阴影，今年将争取实现企稳回升，而失业率居高不下可能引起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地区热点基本面会持续下去，突发事件频发与局部形势缓和同时并存，中东局势、南亚局势都难以稳定。伊朗核问题很难得解决。从国际政治基本面和世界经济基本面看，除非美国和伊朗爆发战争或冲突，否则2010年国际石油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很难出现2008年上半年那样巨大升幅。但是，由于地区热点基本面形势不容乐观，国际油价还有可能出现小幅波动上行。今年上半年有可能与去年基本持平，每桶在65至80美元之间波动。如果奥巴马政府实施对华尔街加强金融监管的计划，国际原油价格、黄金价格则可能下跌，美元则可能反弹走强。我国面临外输性通胀压力也不会很大。
下面谈谈第二个大问题，关于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美日三国是世界经济中排名前三强的国家，对世界局势有较大影响。美日两国政策走向对中国的国际环境具有重要影响。从力量对比的角度看，目前整体上美国仍处于绝对优势，中国处于上升阶段，日本的确有些失落。 对三国综合国力对比分七项指标做简要评估，可以看到：第一，人口排序是中美日；第二，GDP排序是美中日；第三，人均GDP排序是美日中；第四，黄金储备排序是美日中；第五，出口贸易排序是中美日；第六，军事力量排序是美中日；第七，政治影响力排序是美中日。整体排下来，在以上七项指标中，美国有五项是第一，有一项是第三。中国有两项，即人口和出口是第一，其他则排在后面。日本没有一项第一，而有五项排在末位。
不过，目前看来，日本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的处境似乎是最为有利的。首先，从安全层面来看，因为美日是军事同盟，中美日关系格局是：美日中。鸠山内阁执政后提出对等的日美关系与东亚共同体，在三边外交格局上开始出现相对平衡的中日美格局。2009年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战后以来首次超过对美出口，从日本的角度看，在贸易上出现中日美格局，但是在直接投资领域则是日美中格局。因为在日本的海外投资中，对美直接投资占30%以上，而对中国大陆和香港投资总额也不过日本对外投资的9%。综合起来评估，从处于关系的紧密程度看，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日本处在最有利状态，美国其之，中国处境仍然不利。新年伊始，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日本正小心翼翼地调整着同中美关系之间的距离；中日关系相对改善而中美关系风波又起；美国则与中日两国同时闹矛盾，处境相对恶化。
关于中美关系很重要的是，要看透美国民主党上台后会有哪些实质性进步，会有哪些倒退。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上任后，否定了布什政府新保守主义政治和新自由经济主义的政策。例如，奥巴马主张今年从伊拉克撤军，并打算对华尔街加强金融管控。另外，去年奥巴马总统访华，与中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也是一个进步。 但是，与奥巴马总统个人外交姿态完全相反的是，美国政府在涉及到中美关系的重大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则在不断激怒中方，使奥巴马对华外交留下“口是行非”的印象。其实，民主党上台后在以下两个问题上一定会出麻烦：
第一个是美国售台武器对中美关系的冲击。为什么呢？我看至少有经济和战略两大因素驱动：一是奥巴马政府没有计划发动新的局部战争，反而可能加强对台军售。因为军火商生产出来的导弹、飞机等高科技武器放在仓库里赚不到钱，不打仗必然要更多地出售武器。二是台湾当局仍然企图通过购买美国武器壮胆，增加跟大陆要价的资本，而美国面对中国壮大和海峡两岸和解，更需要利用台湾牵制大陆，防止两岸关系走得太快。结果双方一拍即合。
第二个是贸易保护主义对中美关系的损害。因为民主党历来在贸易保护问题上比共和党要激进。特别是当美国失业率超过6%以上，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明显抬头，而现在达到10%以上，扩大就业已成为奥巴马政府经济政策的头等大事。在难以取得成效时，就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缓解国内不满的压力，实际上是转嫁执政危机。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来源国，必然首当其冲成为转嫁危机的目标。
美国决策者在处理这方面问题时，当然会考虑对美国的利弊得失。问题在于，他们往往偏重摸中国政府会做出何种反应的底，而忽视对中国民众产生的影响。其实，大约在17年前那么多崇尚美国的中国年轻人不都是被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教育成坚决对美说“不”的吗？大约9年前的中美撞机事件更不必说。如今美国售台武器只能教育中国的“80后”、“90后”更加看透美国，成为憋足一口气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新一代中国人。
日本的实力地位相对下降，但日本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并没有下降。2010年的中日关系总的来说还是机遇多于挑战。中日关系在鸠山执政后开局良好。我们不希望中日关系向股市那样“高开低走”，而要“高开稳走”，但也不能期待今年上半年中日关系再往上飚升。因为鸠山内阁基础不稳，今年上半年的第一要务是站稳脚跟，争取打赢7月份的参议院选战。另外，民主党执政后大幅度加强同中国的关系，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美国鹰派势力的抵制和牵制，所以不仅不能寄予过高期待，反而要当心出现反复。过去每当日美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美日就会把“中国威胁论”作为维系和强化日美同盟的“凝聚力”。今年日美围绕冲绳基地搬迁问题的僵局如何打破，值得关注。但从总体看，鸠山执政对中日关系来说利大于弊。2010年7月参议院选举后，日本政府有可能能考虑进一步加强日中关系。今年中日高层互访还会继续保持。
中美日三边关系需要保持相对平衡的发展。那么，怎么才能实现平衡发展呢？我想三个国家都有核心利益、共同利益、一般利益，能不能就这些利益彼此谈透。在核心利益问题上应该形成中美日相互尊重，互不伤害；在共同利益上要讨论彼此合作，互不拆台；在一般利益上要谋求最大公约数，互不对抗。当然，中国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全面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是根本。这样就不怕别人伤害、拆台、对抗。
最后，关于气候变化问题，也是一个牵扯到世界格局的大问题。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新的分化组合，最终由于各方意见分歧较大而未能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因此，今年还要在墨西哥召开会议，但前景丝毫不容乐观。最近，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发表致歉声明说，该机构第二工作组2007年发表的一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有关“喜马拉雅冰川消融”的说法有严重错误。其实早就有人怀疑这种信口开河或有意造假。如果制定规则的基本事实并不存在，那么有谁情愿牺牲自己的发展权去满足这些规则的要求，落个图虚名而招实祸呢？
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中国北方地区普降大雪，成为全球最冷的地区。会后欧美普降大雪，也出现几十年来罕见的奇寒。事实上，在地球大的绝大部分地区，干旱与炎热是一对“双胞胎”，而雨雪则会伴着低温。整个地球，哪里长期干旱哪里就会产生高温，哪里雨雪量充沛哪里就会气温骤降。即便在今年初北半球冰天雪地中发生奇寒的时候，连年干旱的澳大利亚等南半球则持续了几年史上罕见的高温。这些都说明，是否下雨雪对气候变化具有至关重要的直接影响。
气候变化问题本来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问题，但现 在似乎已经演变成发展权之争。实际上，在西方主导下制定的全球议题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规则，未必是解决气候变暖问题的唯一绝对正确有效地途径。这是因为，即便按欧洲制定的减排指标，从假定的理论上讲，到2050年全球气候升温也只能控制不超过2℃。对人类来说，气候变化问题必须考虑得更为长远。2100年甚至更长期的气候变暖还能通过同样的减排措施控制在这个水平上吗？回答恐怕是否定的。对中国来说，节能减排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决定的，但是如果按发达国家设定的总体减排指标上限，就无异于剥夺了未来中国的发展权。另一方面。中国现在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造成的。但是，20年、30年以后怎么办？中国作为最大的碳排放国，未来还有年均7%以上的经济增长，即便单位GDP碳排放减少一半，将来的排放量还可能是世界第一。如果中国总是在现有议题和规则里兜圈子，回旋余地只会越来越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则会越来越大，只有束手就擒。
因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独创的研究，另辟蹊径。除了通过减排发展低碳经济以外，还要考虑通过科学的人工增雪防止气候变暖，实行两条腿走路。如果这方面中国能够获得成功，就有根据、有理由提出以本国“降温指标”来顶替减排指标，为应对气候变暖问题做出实质性贡献，同时使世界各国可以突破围绕气候谈判陷入的国际僵局。
事实上，自去年11月以来，中国北方自然降雪得雪量充沛，不仅气候变冷，而且北京等地在大风中保持了蓝天一片，从根本上抑制了中国北方地区冬季沙尘暴的生成，空气质量得到明显改善。这与10月31日有效的人工增雨雪之间有没有内在联系，值得总结研究。
几年前我曾建议在中国的天山、昆仑山、大小兴安岭进行人工增雨雪，防止气候变暖，确保三江源头水源，防止森林火灾，促进林业发展。今后还可在南极和北极使用无人飞机进行人工增雪，防止冰层融化，海平面上升。今年冬天大雪后的大寒导致渤海近50%的海面结冰，实际上已经使这一假说在客观上得到验证。另外，至少从理论上讲，大陆地带科学而有效的人工增雨雪，还可减少海洋上空降水增多所引起的海平面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