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进入大国竞争与对抗阶段，这既不是中国的有意战略选择，也不是美国能够自愿回避的，而是世界战略格局变迁的必然结果。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美国全面升级对中国的战略打压与遏制，中美关系发生质变，中美关系进入竞争与对抗阶段，也可谓是一种“新型冷战”状态，两国关系也显现出某种“脱钩”现象。欧洲、俄罗斯、日本和印度等大国（力量）都会根据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和世界格局与形势的变化，在对中国和美国政策上进行取舍、调整，从而形成利益交织、分合交错的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

中美关系进入大国竞争与对抗阶段，这既不是中国的有意战略选择，也不是美国能够自愿回避的，而是世界战略格局变迁的必然结果，是历史演进的一个自然逻辑。随着中国势不可挡的崛起，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受到巨大冲击进而面临丧失的前景，世界格局将发生根本改变，国际秩序也需有一个重大调整。美国不会甘心失去自二战以来的世界霸主地位和特殊利益，必然会全力遏制、阻止中国的发展崛起，中美必然进入一个战略竞争与对抗阶段，中美的战略竞争与对抗最终是否会重蹈历史覆辙而以一场战争来结束，则取决于当今世界大势和中国战略应对。

世界大势主要是指世界发展演进的客观规律，其中，世界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形态对大国对抗、战争具有约束作用，其表现为，如果大国动用军事、经济、技术等硬手段进行对抗、冲突、战争，对包括大国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造成影响，则世界对这种影响会做出相应反应。其中，中美竞争与对抗也必将作用于其他大国并受其他大国反作用的影响，中美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互动及其他大国的反应，对中美关系状态及走向具有重大影响。

一、百年变局中的未来世界格局

（一）世界格局处在重构中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其中一个主要的变局是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二战后，世界形成了美苏“两极”格局，这一格局一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苏联解体后，美国没有了与之匹敌的战略对手，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实力和世界影响力一度达到顶峰，世界形成了“一超多强”格局。但是，美国很快就犯了一个霸权国家所习惯犯的战略错误——战略肆意扩张。21世纪初，美国连续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仅付出了几千军人生命和几万亿美元经济的代价，也耗损了美国的政治信誉和软实力。两场战争使美国出现战略透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再次打击了美国经济，而且全球化发展形势下，美国经济出现空心化问题。这样，在一系列内外因素作用下，美国的实力和战略优势开始呈衰减之势，其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也随之下降，“一超多强”格局呈弱化之态。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不断退出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社会多边和双边条约、协议及其国际组织，不断减轻自己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也施压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费用，就是美国实力下降、维护其霸主地位力不从心的表现。

与此同时，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却呈崛起之势，逐渐缩小与西方大国的实力差距。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若保持现在的发展态势，10年后将接近世界总量的一半。 也就是说东西方将形成对等、平衡局面，从此，东西力量对比将出现历史性逆转，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局。当今时期，世界“一超多强”格局正在呈逐渐消解之态，世界战略格局正向未来一个新的格局演变。未来，世界将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格局，这需要从大国成为强国所需要素、条件和当今世界发展趋势来判断。

（二）未来世界格局形态

当今世界，一个大国是否能成为强大国家和保持强大国家的能力，取决于这个国家所具有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即国家的物理条件和文化文明。这个国家不仅要具备必要的硬件要素，包括人口、疆土、资源等自然条件，还必须具备软件特征，包括经济结构、创造活力、文化特征等社会条件。从各大国当代发展条件、趋势和成为世界强国的战略要素看，只有美国和中国具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条件和要素，未来世界格局将是美国和中国成为第一层次的超级大国，而俄罗斯、欧洲、日本和印度等成为第二层次的世界大国，从而构成“两超多强”的世界战略格局。

美国是守成的超级大国，虽然目前其战略实力呈相对衰落之势，但应当看到，美国仍具有维持超级大国的内在和外在条件。从内部因素看，美国社会仍具有自我修复能力和强大创新能力，其在军事、科技和金融领域仍将保持较长期的优势。从外在因素看，美国仍维持强大的盟国体系，其军事基地遍布全球；美国对国际体制及组织的影响力优势仍将保持一段时间；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拥有包括价值观和制度在内的共同意识形态，西方国家内心仍在期盼美国回心转意、重回多边主义路线，拜登上台后这种希望大增。中国则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崛起的秘诀在于中国找到了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华文明孕育的先进、强大基因。制度、体制和文化、文明是中国崛起的核心要素，这是中国崛起、中华文明复兴不可阻挡的根本动因。在几千年世界历史中，中国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一直是一个强大国家，是公认的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是支撑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华民族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列的基础和原动力。只是在近代，由于经过工业革命崛起后的西方的入侵、掠夺、殖民，中国才陷入沉沦、落后。但经过抗争、洗礼后，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在汲取西方文明精华后，中国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独特道路，又重新展现出强大民族复兴之势。中国的重新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一个意外甚至不是一个奇迹，而是历史正常发展轨迹，历史恢复常态而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美国之所以不能理性看待中国的崛起，决意要阻挡中国的崛起，就是因为美国缺乏从宏大宽广的历史来认知事物的能力，和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一贯的傲慢与自大。

同样，从世界格局发展趋势也能看出这一前景。美国和中国的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已远超其他国家，特别是从发展趋势看，中美相对其他大国的战略优势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比如，在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时，美、中、日经济总量之比约为2.5：1：1，2015年三者之比为4.1：2.5：1，但到了2019年，三者之比变为4.2：2.8：1，中美间差距在缩小，而中美与第三位的日本差距在扩大，而且这一势态继续在发展。现在，中美两国的GDP已占全世界的40%，军费开支占4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于2020年4月7日公布了标志着科技创新能力的各国申请专利数量，2019年中国申请了58990项专利，跃居世界第一，美国以57840项专利位居第二。从以上发展态势看，可看出两个发展趋势：一是中美两国在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上，相比其他国家的优势在扩大；二是中美之间的全面实力差距在缩小，特别是新冠疫情中中美两国抗疫不同的表现，加快了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若中国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第二个“双百”目标，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经济体量将是第二位的美国的三倍之多。以强大经济实力为支撑，中国必将也会在政治、军事、科技和文化等领域取得相应优势，也必将具有超过其他大国对世界事务的主导能力，从而奠定世界强国地位。

俄罗斯虽拥有广袤的疆土、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核力量，但受其单一的经济结构和薄弱的人口潜力制约，俄难以成为世界强国；日本具有强大经济和技术能力，但地域狭小，内部存在人口锐减和老龄化等结构性制约因素，政治安全上不能摆脱现有国际体制下美国战略控制的现实，日本也难以成为世界强国；欧洲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科技等实力足以称雄世界，但其内部的相互制约机制和不确定的一体化进程，使其难以发挥一个“强国”作用；目前，印度经济发展较快，拥有疆土、人口、技术等成为世界强国的某些条件，也是西方用以平衡中国的“宠儿”，但在特殊种姓制度、宗教繁杂林立和复杂社会结构制约下，印度社会的发展存在内伤、硬伤，印度社会难以真正进入现代文明世界，印度也难以成为一个世界强国。2020年新冠疫情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到世界格局上，就是疫情起到催化剂作用，加快了“两超多强”格局形成的进程。

二、中美关系的前景

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美国全面升级对中国的战略打压与遏制，中美关系发生质变，中美关系进入竞争与对抗阶段，也可谓是一种“新型冷战”状态，两国关系也显现出某种“脱钩”现象。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会有较大调整，但中美关系竞争与对抗的性质不会改变，只是美国对华策略和手法会改变。

（一）中美进入“新型冷战”

“冷战”一词来源于二战后两大阵营的对抗，是指1947年至1991年之间，以美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华沙条约组织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斗争。在这段时期，虽然双方互为对手、敌人，都想致对方于死地，但双方都尽力避免直接冲突、战争而导致引发世界战争（“热战”），而是采取通过局部代理人战争、军备竞赛、经济孤立对方、政治外交施压等“冷”方式进行相互遏制、对抗。

现在的美国对华政策，从其理念和战略意图看与冷战相同，即在意识形态上不认可中国的制度和发展模式，而认为其是一种威胁，在战略上意图遏制、击垮中国的发展崛起；从其采取措施的特点看与冷战也相似，即军事对抗、经济“脱钩”、技术封隔、人文断联。但从其战略的整体性及其结果、形态看，则与冷战又不相同。比如，军事上难以拉同盟国一起形成集团与中国对峙，更不可能挑起代理人战争，而主要表现为中美双边的军事对抗；在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大势下，即使美国硬要与中国“脱钩”，也会在某些重要领域保持与中国的某种合作，中美通过第三方保持在经贸、技术上的联系而不可能断绝联系，人文更是不可能断联。因此，我们可将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所导致中美关系的状态称为一种“新型冷战”。

（二）拜登上台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拜登是一位传统政治家、民主党总统，与特立独行的特朗普有很大不同。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将重回传统外交路线，这对中美关系会带来某种影响。

1.中美关系的性质不会改变

美国之所以改变对华政策而对中国进行全面战略打击，其动因：第一，阻止中国崛起对美国全球地位的威胁。中国的崛起撼动了自二战以来美国建立并维护的世界霸主地位，美国意识到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急于在中国将强未强时打掉中国崛起势头，正如特朗普前首席战略顾问班农所说：“我们正在与中国进行经济战，我们两国中的一个将成为未来25至30年的霸主。”这是美国战略打击中国的根本动因；第二，对中国发展崛起预设目标的破灭。自中国改革开放甚至是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目标有两个，一是规制中国的发展，使中国成为美国“治下”一员。二是改变中国，使中国变成一个西式国家。但中国不但没有发生美国所希望的改变，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成功，这使美国的希望彻底破灭；第三，美国将衰落归因于中国。美国在世界上实力和地位的下降是美国自身治理模式和战略政策失误造成的，但美国不从自身原因反省，反而将衰落原因归结于、迁怒于中国的发展，从而发动对中国的战略打击，这是典型的“开错方、用错药”。

从美国战略、国内政治形态及世界格局变化看，美国对华战略政策的重大调整、中美关系的质变是不可改变的，目前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无论是精英还是普通民众，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认知越来越消极、负面，认为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是美国面临的一个主要威胁，与中国竞争正成为美国“全社会共识”，美国政府对华强硬政策越来越拥有社会基础。因此，无论是拜登上台或其他人当政，都不会改变中美关系的性质和大局。

2.美对华策略和手段会改变

从拜登及其民主党执政团队的政策理念看，美对华策略和手段将有如下调整：一是从单打独奏到拉帮结派。秉持“美国优先”政策和单边主义的特朗普，破坏了美与盟国的关系，对华打压采取“单挑”的方式。拜登上台后，对外首要任务是恢复与盟国传统关系，拉盟国一同遏制中国，这也会契合一些西方国家的某种期许；二是以规则规制中国。与特朗普就具体事务与中国对抗、就实际利益压中国让步不同，具有战略思维并秉持多边主义的拜登政府，会通过制定、控制国际规则逼中国就范，如在贸易、知识产权、企业政策、技术标准等领域，通过WTO改革、多边经贸协定等，压中国让步、比中国遵守其主导的规则；三是国际事务的有限合作。与特朗普几乎在所有问题上一味与中国对抗不同，拜登政府会在一些重大国际事务上，比如在气候变化、联合国改革、伊核问题、朝核问题等重大问题上，选择与中国合作，其目的是巩固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维护美国的重大利益，当然这些目标的实现也需要中国的“配合”。

3.中美战略竞争态势会有所变化

拜登上台不但对中美关系产生某种影响，也会对中美竞争走势产生一定影响。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已经对美国内政外交和国际格局产生了系统性影响，其表现是加剧了美国内部的撕裂和美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其综合效应是加快了美国的衰落。拜登上台虽然不会根除但会在一定程度上弥合美国社会的撕裂，对外会较大程度上恢复与盟国的传统关系，总体上会对特朗普政策“纠偏”，缓解内外矛盾、减缓美国衰落进程。因此，相比较而言，在特朗普时期，虽然中国面临美国单方压力很大，但多边压力较小，美国衰落进程加快，就中美战略长期竞争而言，总体战略态势有利于中国；但在拜登上台后，中国面临美国的单方压力下降，但多边压力骤增，美国衰落进程减缓，总体战略竞争态势相对不利于中国。

三、中美战略博弈下的大国关系

在中美关系进入竞争与对抗时代，在美国挑起对抗中国的国际大环境下，各大国都被迫卷入其中，甚至在某些重要领域和重大问题上面临在中美间“选边站”的问题。欧洲、俄罗斯、日本和印度等大国（力量）都会根据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和世界格局与形势的变化，在对中国和美国政策上进行取舍、调整，从而形成利益交织、分合交错的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

（一）欧洲

欧洲与美国拥有同一祖先、历史、文化，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而且维系着军事同盟关系。从历史、文化、理念这些根本要素看，欧洲与美国拥有牢不可破的纽带。同时，还应当看到，在政治理念（对未来世界看法）和战略目标上，欧洲与美国并不一致，这也是欧洲与美国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存在分歧之原因。

从充满战争和灾难的历史中走来的欧洲，其和平主义思想、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理念和多边主义根深蒂固，而美国蓄意挑起与中国的战略对抗，无疑将破坏国际正常秩序，有使世界陷入分裂、对抗甚至冲突和战争的风险，这与欧洲的理念和利益相左。而且，美国的单边主义（政治上不断退出国际组织和条约，经济上对欧洲强加关税）也使欧洲深受其害。美国是霸权国家，保持全球霸权是其最高战略，二战以来一以贯之。而欧洲则无霸权思想和战略。若因美国对抗中国崛起而引发大国冲突、战争，必会使其遭殃。虽然欧洲与中国存在意识形态分歧，对中国的崛起保持戒心，但如果中国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维护国际正常秩序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其接受中国崛起的可能性较大。有无遏制中国崛起的国家战略，是美国与欧洲在对华关系上最大也是最本质的区别。

当然，由于中欧在价值观和制度上存在根本不同，这使得欧洲对中国存在一定的偏见，对中国的内政如所谓人权、新疆、西藏、香港等问题等持负面、有时是激进的立场。但欧洲与中国发生的这种矛盾，主要是文化、理念使然，而非战略使然，这与美国以意识形态作为工具打压中国发展崛起的情况截然不同。

欧洲对华政策则体现出利益与矛盾交织、共识与分歧并存的复杂局面：在战略上，欧洲没有遏制中国崛起之想法，但对中国崛起抱有戒心；在政治上，欧洲与中国存在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但不会以此遏制中国发展而在此问题上走得太远；在外交上，中欧均坚持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在地缘上，中欧不存在利益冲突和矛盾，但欧盟对中国与一些欧洲国家合作导致分化欧洲抱有担心；在经贸上，中欧合作意愿强、潜力大，仍存在一些利益摩擦和争议（如产业政策、知识产权等问题）；在人文上，两大文明互学互鉴前景广阔，但需双方凝聚共识。拜登上台后，欧洲会利用美欧关系的恢复借美压中而获利。

（二）俄罗斯

俄罗斯虽然在人种、历史、文化、宗教等源于西方，但由于十三世纪蒙古的入侵及此后其对俄罗斯两百多年的统治，使俄罗斯在血液、制度、文化传统上打上了东方的深刻烙印，从此俄罗斯与西方世界在文化精神上具有了不同的特质，这使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区别开来。东西方文化、体制交融并重新统一后的俄罗斯，开始了几百年的开疆扩土历史，使西方特别是东欧国家对俄罗斯产生了刻骨铭心的恐惧感。因此，虽然俄罗斯一直心向西方，梦回西方世界，但总是受到西方国家的拒绝。这就是俄罗斯无论如何也难以取得与欧美关系根本改善的根源。同时，俄罗斯深具大国情节，始终以大国自居，在沉沦一段时间后现在以恢复昔日大国地位为战略目标推行内外政策。

在当代战略格局和中美战略博弈历史环境下，俄罗斯在加强与中国战略协作关系以应对美欧战略安全威胁与压力的同时，也会充分利用中美矛盾与对抗之机渔利以服务于其大国复兴战略。由于存在历史、文化、地缘等结构性矛盾，俄罗斯与西方国家难以实现战略和解，特别是在美国要保持对欧洲的政治安全主导权，和东欧、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结构性矛盾难解条件下，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战略对抗的局面难以改变。因此，西方进逼与压力是俄罗斯主要的外部威胁。在当今世界战略格局和环境中，俄罗斯只有与战略处境相似的中国进行战略协作与相互支持，才能应对西方的战略压力，这是中俄关系的基础，是世界格局的大势。拜登上台后，基于拜登反俄倾向，美俄关系会恶化，俄对华借助会相应加强。

同时，俄罗斯是具有大国雄心的国家，其国家属性既非西方又非东方，在东西方间左右逢源、坐收渔利，也必然成为俄罗斯恢复昔日大国地位的战略选择。这样，从长远看，俄罗斯在东西方间不会选择“一边倒”的政策，会根据世界格局和形势的发展变化，利用东西方矛盾和大国间隙对具体问题做出取舍、调整，服务于其大国战略目标。

（三）日本

日本是近代以来第一个成功仿学西方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可惜日本在政治战略上走歪了路，也仿照西方霸道思想，走上对外侵略殖民道路，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二战后，日本被美国占领并成为西方阵营一员。在美国“保护”下，日本奉行“吉田主义”路线，专注于发展经济，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振兴与崛起，成为世界经济与技术强国，日本重新获得在亚洲的“优越感”，这也激起了日本追求大国地位之欲望，谋求国家正常化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是这种反映。

随着中国在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后，日本的这种“优越感”受到巨大冲击，心理极为不适应，于是对中国崛起表现出严重抵触之态，这也是为什么从2011年到2016年这段时间中日关系陷入低潮的原因。随着中日实力差距日益拉大和东亚地缘格局的微妙变化，日本开始调整思维，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2017年，安倍政府不仅派出高级代表团出席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安倍本人还罕见出席中国使馆国庆招待会并发出发展中日关系的信号。2018年10月，安倍成功访华并表示中日关系“从竞争进入了协调时代”，中日关系在经历一段时间的低潮后逐渐走向正常轨道。

2018年中美关系进入竞争与对抗的新阶段，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和与中国保持密切经贸与人文关系的日本，面临在中美间的艰难选择。基于国际格局与形势的现状与未来，日本的选择可能如下：第一，仍将美日同盟视为日本的安全与外交基轴。这是由历史与现实决定的，在可预期的一段时间内，日本难以改变这一状况，会继续维护美日同盟关系，在政治外交与安全的整体格局上继续跟随美国；第二，不会在中美间“选边站”。基于未来世界格局发展、中日经济密切关系和追求自主权的考虑，日本没有如美那样采取敌视中国立场。菅义伟上台后，继承安倍对外政策，明确表示“印太构想”不能搞包围圈或“北约”化，是其不“选边站”立场的表示。但基于美日同盟关系，在经济、技术上也会采取配合美国的行动。日本对美拉其遏华的立场是“战略不从、战术配合”；第三，追求自主权和大国地位。追求自主权和大国地位是日本孜孜以求的国家战略目标，其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提升大国地位目标也是这一战略的一部分。同时，日本也想摆脱美国的控制、寻求自主权，日本在中美间采取适度平衡的外交政策，这样可最大程度地服务于其战略目标。

从近年来日本行为表现和内部舆论看，日本处于对自身地位、东亚格局认识和日本外交政策的转变和调整期。从长期看，日本有可能从美日同盟为主体的政治外交思维，逐渐向回归亚洲、更加平衡的方向演变。

（四）印度

对中国而言，印度是一个特殊大国，在理念和利益方面中印既有高度一致性，也存在巨大差异。一方面，中印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具有同质性，两国也有相近的国家复兴战略目标，相似的被殖民和侵略的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和志在民族复兴的梦想，使中印两国对未来世界格局、秩序及国际重大事务的处理，有相同或相近的主张和看法。占世界人口36%的中印站在一起，能发出发展中国家的最强音，这是能改变世界格局，使国际秩序向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演变的最大力量。但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和地缘原因，中印间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一是中印边界领土争端。这一源于西方殖民历史遗留的问题，加之20世纪60年代中印战争的激化，始终困扰着中印关系的发展。在中印关系不断取得进展的大背景下，2017年6月，中印仍发生“洞朗对峙事件”，2020年中印又在边界发生严重肢体冲突，这仍给中印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二是巴基斯坦因素。属于同根同源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因宗教而分裂，从此走上对抗之路，并多次发生战争，印巴对立矛盾一直延续到今天并将难以解决。而在历史中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中巴友谊，这样，中印关系的发展必然要受到印巴关系的牵制；三是西藏问题。1959年西藏叛乱、达赖喇嘛的出逃，印度在其中扮演了十分不光彩的角色，从此以后，印度也就成为达赖喇嘛分裂祖国的大本营。虽然后来随着中印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印度奉行“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的立场，但印度始终将西藏问题作为筹码，或明或暗地以其应对中国。

中印关系发展，既受制于中印间结构性矛盾，也存在当代现实问题：第一，中印相互认知错位，即中印之间存在相互认知严重的不对称问题。在中国看来，印度是中国的合作伙伴，是一个“同路人”，中国从没有将印度视为威胁的主观意识。但印度却一直将中国视为威胁，在1998年进行核试验后，印度领导人竟公开表示核试验目的是应对“中国威胁”。进入21世纪后，虽然中印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但“中国威胁论”在印度仍根深蒂固，中国帮助一些南亚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正常投资行为，都被印度视为是对其的战略包围；第二，印度地区霸权思想严重。从被殖民中解放出来的印度，反而继承了宗主国大英帝国控制他国、谋求地区霸权的战略文化。从建国以来，印度一直将南亚看成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不仅强化对南亚国家的控制，而且也不让域外国家对域内国家“染指”，中国的崛起被印度视为对其南亚霸主和亚洲大国地位的威胁。比如，在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事件”中，印度对不丹的政治外交控制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国际政治形态是非常罕见的；第三，同质竞争问题。印度充分利用了西方对其价值观、制度的认可，和以印度平衡中国的心理，不时牵制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发展，有时甚至加入西方针对中国的联盟，并借此争夺西方国家与中国关系发展之利。中国任何发展成就，印度都极为在意并与之比较，印度与中国竞争情节深重。这可能与印度的特殊历史有关，印度长期深受英国殖民，独立后又继承沿袭了英国包括政治、教育等体制，这使印度精英从理念、思维到自身地位，都极力趋向西方，印度处于心脑与身体的错位中。

根据上述分析及印度近来行为表现，在中美战略博弈中，印度的选择可能如下：第一，在政治上，印度不会公开在中美间“选边站”。印度自视地区大国并追求成为世界大国，自独立后一直奉行“不结盟”外交原则。若印度公然选择与美联手制华，这不仅削弱其大国地位，也会对其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带来重大损失；第二，印度会在美国对华战略打压中，参与遏制中国的行动。与中国“龙象之争”心态、历史纠葛心理及地缘考虑，使印度失去正确看待中国崛起的能力，印度会利用美国制华之机，在一些问题上联美制华。比如，在“印太战略”、“一带一路”问题上，印度会配合美国制华、遏华；第三，在中美博弈中渔利。中美之争为其他有关方面提供了坐收渔利之机。比如，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经济和技术制裁，并逼迫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华高新企业离开中国，这为其他国家填补空缺提供了机会。与中国存在同质竞争的印度则更会充分利用此机，采取政治外交和经济等措施甚至不惜损害对华关系，努力将美等国的贸易、投资、技术引向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