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教授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的最后说过这样一段话：“本来我觉得美国出现了金融危机，影响到中国，中国会去反思，为什么美国的金融危机对我们影响这么大？为什么这么依赖于出口？得出来一个结论会是为什么我们内虚这么弱？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不如GDP增长这么快？但从过去六个月来看来的话，并没有特别多引出这方面的讨论，反而使很多人得出个中国是‘救世主’的结论，并认为已证明了‘中国模式’的胜利。”
其实，过去若干年来，外部世界的每一个负面的变化，都可能在国内唤起广泛的自豪感。由此也不难理解，何以过去一年来，尤其半年来，“中国模式”之说会突然兴起，不过，这一次，还有一些外国人与中国学者合唱。海外、国内有不少人相信，环顾当今世界，“中国模式”是一种最为成功的模式。曾经倡言“历史终结”的福山也断言，“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模式受到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在印度‘民主’模式与中国‘权威’模式之间，更多国家钟情中国，前者代表分散和拖沓，后者代表集中和高效。” 在这些论者看来，中国现有的制度组合已经形成为一种“模式”，并已证明了其对于中国及其他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的价值。
然而，果真存在一个中国模式吗？
中国模式论的立论视角
粗略地观察将会发现，本轮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具有三个比较明显而有趣的知识社会学特征：
第一，中国模式的鼓吹者普遍采取经济的视角或物质主义的视角。
关于中国模式的议论，似乎起源于去年的金融动荡之后。很多人不相信，本轮中国经济衰退是内部结构失衡和宏观政策失灵的结果，而将其归因于外部金融动荡之冲击。于是，金融动荡本身似乎就足以证明西方模式之失灵，而中国的经济本无问题，反而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受害者。
接下来，面对外部经济衰退，中国政府采取的政策在世界各国中是最为有力的：短期内即出台规模庞大的财政政策，又出台极为大胆、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无法想象的货币政策，因为中国有国有银行系统来执行这些政策。这些政策本身就让很多人士相当兴奋，因为他们正在焦急地寻找有效地应对衰退之策。到年中，关于中国经济第一个企稳的说法形成并扩散。
中国应对经济衰退的模式获得世人的广泛关注。很多人将这一应对经济衰退的模式与中国经济过去若干年的快速增长联系起来，而形成了一个一般性的“中国模式”理论。按照通常的说法，中国模式最大的成就是经济增长，有助于经济增长的那套制度组合就构成了“中国模式”。这包括，通过威权主义政治保持政治稳定，政府在各个领域积极作为，包括投资于基础设施、为企业创造优良的投资、经营环境等。简言之，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实现高速增长的特殊制度组合。
第二，上面一点导致了中国模式论者赖以作出判断的时间尺度比较短。中国模式提出的依据是中国在经济衰退中所采取的政策及其短期后果，其获得很多人支持的依据则是中国过去若干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有些人曾经以“奇迹”来描述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就。
这样的时间视野显然太短了，而且存在一些盲点。本论经济复苏，究竟是中国率先复苏，还是美国率先复苏，尚在未定之中--至少媒体宣传语部分学者的乐观与决策者的谨慎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至于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成就，当然不容置疑，而且也确实算得上“奇迹”。不过，它并不是全球现代化过程中独一无二的奇迹。其他国家处于类似发展阶段时，也曾创造过类似的、甚至更为惊人的奇迹。比如，日本通过战后二十多年的发展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富裕国家。即使不考虑人口规模，中国的奇迹与之相比也远为逊色。
第三，中国模式论明显地是基于外部视角而形成的。最初提出中国模式的人士多为外国观察家，尤其是那些被金融动荡、经济衰退所困扰的国家的观察家。他们相信--有的时候是希望--中国的复苏带动全球经济的复苏，因而对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强有力的刺激措施给予高度评价。
由此也可以解释，何以中国模式论呈现出强烈的物质主义的观察视角。从外部观察中国，可以最便利地获得的信息就是经济活动之总量，GDP增长速度，外部观察家很难对正在进行中的社会的内部结构有清晰而直观的认知。
当然，外部的中国模式论很快被国内学界、舆论注意到，而进入国内舆论场域，关于中国模式的议论不时见诸报刊。承认--全部或部分地--中国模式论的中国人士，对其进行了扩展，包容了政治甚至文化，使之成为一个相对整全的模式。有人甚至将其转换，以之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不过，这一扩展也带来很大风险，即中国模式论容易遭到怀疑乃至于不能成立。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凡是谈论中国模式的国内学者、媒体，太半对海外之中国模式论保持一种相对审慎的态度，甚至不乏怀疑、反对者。见之于国内媒体的中、外学者态度之对比，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知识社会学现象。这样的现象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就持续存在，姑且不讨论谁更正确，这一现象本身就显示了当代中国之复杂性与认知之难度。任何试图用简单概念概括当代中国的做法都存在巨大风险，中国模式论同样面临这样的风险。
“中国模式”的诸版本
其实，中国模式论并非新鲜概念。过去几十年来，已经出现过多个版本的“中国模式”论。
十九世纪末，清军败于日本，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开始崩塌。当时明智的士大夫认为，惟有仿照西方构建现代国家体制，方能实现富强，摆脱危机。这种现代国家体制，由政治、法律、经济、军事、乃至于文化等各方面之制度及其间的有机关系构成。由此而有了清末一系列 “变法”：维新（不止是戊戌维新）、新政、筹备立宪，也有了共和革命与民国建立，乃至于后来的新文化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共和建立之后的制度运转失灵，部分地改变了中国人甘做西方学徒的心态。不少精英转而认为，西方文化本身即面临重大危机，有些学者因此而反思中国现代立国之道，强调中国人审慎抉择之主体性。有些人士转而学习苏俄模式。还有人则提出：西方文化既然已有危机，中国就不应再走西方之路，中国文化反而可以拯救世界。这是一种文化本位的中国例外论，它隐含着这样的意思：中国的现代化有自己的独特模式。
不过，这一命题并无机会充分展开。中国内部在学习西方问题上的分裂导致政治上的分裂、对抗，并引发一场接一场全面的暴力冲突，其间中国又遭受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根本无任何模式可谈。
在五十年代的特定情势下，人们第一次产生了自信心，首次形成了中国模式，中国的革命模式。它是相对于同为东方阵营之苏联模式而言的，并且确实是为了在世界革命舞台上与苏联模式竞争而提出并进行宣传的。这一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不断革命与文化革命。它在后发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对西方世界左翼的学院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世界的文化革命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有一定关联的，输出中国的革命模式也曾经是一种外交政策。
不幸的是，国内的情势却无法支持这种模式了。从六十年代末开始，革命的意识形态狂热开始消退，曾经被动员起来的群众的幻灭感日益增强，革命难以为继了。同时，连续不断的革命也不断扰乱、打断各方面建设。到七十年代后期，国内经济已经陷入崩溃边缘。
于是，中国开始进行改革。改革的本质就是部分地放弃苏联模式，转而以学生心态学习西方。“韬光养晦”也就成为一种国家战略--虽然它的正式提出是在八十年代末。中国承认自己的革命模式已经失灵，当然也就不再向全球输出这种模式。相反，官民都认识到，以不断革命为基本诉求的中国特定的制度组合是需要予以彻底变革的。
不过，八十年代末的政治事件再度终结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学徒心态。恰在此时，“东亚模式”说传入国内，让人们找到了一种自我证明的论说方式。二战后东亚“四小龙”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实现经济腾飞，因而有人提出，儒家社会也可以建成资本主义，即“儒家资本主义”。根据其最主要的阐释者李光耀的说法，东亚模式的核心特征即是威权型政府主导的发展路线。李光耀显然把“儒家”理解为威权主义--对此说法，现代新儒家是绝不可能认同的。但不管怎样，此一模式获得中国官、学界的青睐。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此后种种中国模式论，均不出威权主义加现代市场的基本结构之范围。九十年代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及在此前后发生的韩国、台湾地区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转型，使东亚模式部分地丧失了说服力。
不过，与本轮金融危机一样，在那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也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这一反应受到广泛赞扬，并被国内外学者视为中国体制所具有的特殊优势。随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并不断有人依据这一高速增长的事实来发展中国模式论。外部世界也提供了论证中国模式的依据。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不断有学者、舆论拿独联体国家、中欧与中国进行对比。基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这些学者提出，中国渐进转型模式优于俄罗斯、中欧激进转轨模式。这一对比在学术上的总结是已故杨小凯教授与现已在世界银行任职的林毅夫教授关于后发劣势、后发优势的争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制度变革更重要还是经济增长更重要。只是，近几年来，人们发现，俄罗斯、中欧各国经济增长表现也不错，其社会也同样保持了足够稳定性。于是，不再无人进行这种对比了。
学者、媒体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对比对象：印度。不少中国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同样是依据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而相信，中国模式优于印度模式。两个模式的根本区别则在于威权政府与民主制度。
由上述简单的梳理首先可以发现，中国模式论经历过复杂的演变过程，一直有人试图对中国特定制度组合给予概括，并论证其正当性。中国模式最初是在学习西方遭遇挫折之后出现的，带有较明显的防御性。但随着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开始具有了积极的一面，尤其是在外国观察家介入之后。
至于在实体内容方面，九十年代以来几个不同版本的中国模式论存在两个共同特征：第一，这些中国模式论（包括试图作为中国之理想的东亚模式）都以经济增长表现为立论之基础，认为中国之经济增长业绩就可以证明其特定之制度组合的普遍价值，此即物质主义视角。第二，这些中国模式论的主要诉求是中国不必建立宪政制度。人们试图从不同角度来证明，宪政制度不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至少是在经济腾飞时期内，至少在中国。这是与现代经济学--尤其是把时八十代年以来流行的制度经济学，及以其为核心知识论据的新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结论相反，因而，或许可称为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国例外论”。
但中国果真可以例外吗？
何谓“模式”？
可以确认的一点是，当人们谈论“中国模式”的时候，他们是在谈论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一种进路、一种特殊的现代国家制度组合。
从十六世纪起，欧洲出现了国民国家（nation-state，通常翻译位为“民族国家”），并因为各种具体情形之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现代国家模式，比如人们经常谈论的英美模式、法国模式、德国模式等。到二十世纪中期，最广义的现代国家模式有两个：苏联模式、西方模式。
西方模式的基本制度是宪政制度，市场制度，福利制度。其实在所谓西方模式中，又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甚至业可以包括日本模式。各个国家由于文化不同、价值观不同、社会结构不同，其具体制度安排各有不同。有的国民希望政府福利多一些，为此不惜承受高税收，有些社会希望个人责任多一些，为此享受低税收。有的国民希望总统权力大一些，有些希望国会权力大一些。有些实行司法审查制度，有些实行宪法法院的集中审查制度等等。由此而在不同现代国家形成了不同的制度组合。但是，它们的基本架构是相近的，宪政制度是其最基础的制度安排。
苏联模式的典型特征是阶级专政、计划经济、集中控制。五十年代初，很多后发国家模仿苏联模式，包括中国。不少主流经济学家当时也断言，苏联的经济体制优于西方的自由市场制度。但九十年代初，苏联帝国崩溃，中国至少部分地放弃了苏联模式。
这让人们不能不回头来看，苏联特定的制度组合，真的构成了一种现代国家的模式吗？为讨论这一问题，本文首先提出判断一个现代国家的制度组合作为一个模式成立的标准：第一，内在的稳定性。从语义上说，所谓“模式”就是稳定的制度组合。如果一套国家体制不能保持稳定，不能自我维系一定时间，甚至在目前的视野内具有永恒性，那它就不能成为一种模式。第二，可扩展性欲可模仿性。这其实是侍一回事，只不过，前者是从内部看，后者从外部看。也即，另外的共同体可以学习模仿这套制度组合，起码可以模仿其背后的制度设计逻辑和基本架构，且模仿国之此套制度组合能够保持稳定性。
由此可以看出，在现代国家模式的两项标准中，稳定性是首要的，可扩展性是从稳定性中引申出来的。显然，苏联模式没有足够的稳定性，未能维系足够长时间。这由其国家结构内部政府与社会、权力与权利之间无法克服的紧张所致，此处不拟详尽分析。总之，因为没有稳定性，苏联特定的制度组合不足以构成现代国家的一种有效模式。相反，从经验上看，欧美各国的制度组合具有相当的可持续性，也具有可扩展性，因而足以构成名副其实的现代国家的模式。
略微分析这些西方模式的共通之处及其与苏联模式的重要区别，不难发现，正是宪政制度，让各个国家的具体制度组合能保持足够内在稳定性，又具有一定可扩展性。本文并不准备讨论宪政的实体性价值问题，仅从国家体制的内在逻辑来讨论宪政对于现代国家的决定性意义。
宪政制度解决了人类社会治理所必须面临的一个根本难题：在维持自身存在的前提下实现革命。对于社会治理而言，这是一个悖论。前现代社会的最大问题即在于，它无法对重大的变化作出有效回应，因而被重大的变化冲垮，不论是什么引起了变化。宪政制度解决了这一悖论，解决之要害即在于，宪政制度本身就是变革之制度框架。人民可以通过集体自由选择来改变所有具体制度，乃至宪政的某些具体制度安排。因而，宪政制度内置了一个自我革命的机制，以此避免外部的冲击、革命。一切都可以从内部变革，所有变革都是宪政制度的自我更新。
以宪政为基础的现代国家制度组合也具有可扩展性。宪政制度在东亚国家、印度、中欧都建立起来，而通过这一制度框架所选择的特定制度组合，也都保持了稳定。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现代国家的制度组合要成为一种模式，不能不以宪政制度作为其基础性制度。当然，各个国家宪政制度的具体安排，将由多样性，这本身就是国家模式的标志性特征。此处所说的，乃是作为基础性制度的宪政制度，抽象意义上的宪政框架，简言之就是国民可自由地选择和改变具体制度安排、政策及掌握权力者的那套架构与程序。在此基础性制度之上，人民自我选择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领域之具体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必然呈现出文化的、历史的特征，从而构成一组独特的制度组合。其中具有较强可扩展性者，即足以构成一种现代国家的模式。
中国尚未形成模式
按照上面对现代国家的模式的界定，不得不说，中国现在并无模式可言。
确实，中国与俄罗斯、中欧各国一样，已部分地突破了苏联模式，但其制度组合与后者并不相同；中国目前的国家制度组合当然不同于美国、欧洲大陆，也不同于印度、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因而，确实一套独特的制度组合。然而，并不是任何特定的制度组合都有足够稳定性和可扩展性，足以构成现代国家的一种模式。
还是要回到现代国家的规范性特征上来讨论。当代中国显然已经具有现代国家的很多特征，比如有政党，政府与国民直接发生关系，有全国性法律与司法体系，有一整套官僚体系，也有现代工商经济，与国外有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等等。正是藉由这套制度，中国得以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是，如果从体制的内在视角进行观察，或许就会发现，所有这些领域的制度，尤其是由这些制度组合而成的体制，尚不具有足够稳定性。
首先，这些制度尚未定型。最直接的证明是官方的话语体系。官方一直在强调，改革任务尚没有完成，这里指所有领域的改革。也就是说，中国现有的各项制度及其制度组合，仍然处于改革过程中。用俞可平的话说，各种制度都还没有定型，还没有稳定下来。
其次，现有诸项制度之间内在存在着冲突。比如，一个始终无法放弃其革命性的现代政党，与政府之间始终无法建立起合理的关系，而这一点，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政府的基本架构仍未摆脱秦以来的基本模式，不同权力的横向关系，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的纵向关系，存在着诸多无法解决的冲突。
第三，现有的宪制框架对于各种重大问题之解决没有提供一个有效的平台。具体言之，党政权力与国民权利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国民的意愿不能通过内在机制变成制度。因而，现有的宪制框架没有像宪政制度那样为国民提供一个从内部发动、进行革命性变革的机制，因而，面对民众的变革诉求，整个体制始终处于紧张状态，这奖损害体制的稳定性。
第四，由于在制度变革中，国民只是被动的客体，因而，很多对现代国家至关重要的制度，注定了将无法构建出来。比如，一个合乎民众期望的福利体系，很难建立并有效率地运转，因为国民无法参与、支配此一制度之构建过程。党政部门仍然试图严密管制国民的信仰、学术、言论，因而，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十分关键的现代国民之精神秩序几乎无法建立。由此导致物质主义精神弥漫于整个社会，而这样的精神终将侵蚀所有的制度之正常运转，并使国家体制丧失良性演进的动力。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缺乏国民可自由地选择和改变具体制度安排、政策及掌握权力者的架构与程序，中国现有的现代国家之制度组合存在重大缺陷，而又缺乏自我矫正、自我生长、自我革命的内在机制。因此，中国目前的制度组合很难说是一种具有稳定性、可扩展性的模式。盲目地谈论什么中国模式，将尚存在严重缺陷的现实予以固化、合理化，只会遮蔽根本性变革的重要性、必要性。
中国与世界观察，2009年第3、4期合刊（2009年11月出版）第148-159页
注释：
1、李翔，张琪，黄亚生：好争辩的中国人，经济观察报，2009年9月7日，第50版。
2、《日裔美籍学者：更多国家钟情“中国模式”》（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5100）
3、俞可平已有类似的结论：“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并没有完全定型。虽然它的一些典型特征开始显现出来，但我们的现代化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对‘中国模式’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可能探索的路途还很长。以为‘中国模式’已经是一条成熟的现代化道路，既可解决国内发展中的一切问题，又可供他国模仿，这不仅过于乐观，而且对我们解决目前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甚至是有害的。”（《俞可平谈“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刊《上海党史党建》2008年第11期，可见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7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