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是我国在历史关键时期的重要战略抉择，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意义是使我国的制度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即使我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我国政治、经济新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制度空间，它既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又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党的坚强领导，“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路径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能够以解放思想为法宝，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思想观念创新为先导，以改革的精神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与发展，成功地完成了经济体制的变革与政治体制的完善，从而使我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改革开放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中心主义

改革开放的开启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是推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改革开放战略近三十余年来的成功实施，最大的成就就是使我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十七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旗帜，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我国基本确立。这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制度结构变迁的正式完成，标志着我国已经在制度结构上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结束了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从而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从新制度主义视角解读，改革开放战略催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制度变迁的重大成功。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突破、大跨越和大发展；思想不断解放，观念不断更新，改革逐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巨大的制度优势；同时改革开放的成功实施也折射出我国独特的“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性和优越性。

一、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是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确立，为制度变迁理论在中国的运用性研究创造了巨大的分析空间。杨光斌教授通过对制度变迁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制度范式”理论，即制度结构决定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决定制度绩效。在比较中印两国改革与经济发展过程中，杨光斌教授又运用建构主义的方法在制度范式中嵌入了“思想观念”，从而又使得制度范式的逻辑演变为如下：

思想观念影响制度结构并改变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影响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决定制度绩效。

制度范式把历史分为常规时期和关键时刻，其中关键时刻形成的制度决定着常规时期的基本政治走向。在常规时期，制度的样式决定制度的绩效；在关键时刻，“观念”对于制度变迁至关重要[2]。这里的“观念”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新生事物，开始为很多人排斥，而最后却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观念和政策，最终成为“共享信仰”，内化为制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预示着我国将经历一场制度变革。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开启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这场改革首先是在思想领域发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于思想观念的创新。

事实上，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观念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也是经历了一个被学习、认识、争论、接受或创造性发展的过程，才最终成为了指导中国改革的共享信仰。实行改革开放战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从思想领域开始，在冲破思想界的“两个凡是”错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的情形下，通过1978年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加以确认，最终成为人们的“共享信仰”，成功地引导和推动了中国的制度变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之一——市场经济，其“观念”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并最终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目标的过程就印证了这一点。从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产生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及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3]：

第一阶段（1978—1979年）开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第二阶段（1979—1984年）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政策；

第三阶段（1984—1987年）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思想；

第四阶段（1987—1989年）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

第五阶段（1989—1991年）重新使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概念；

第六阶段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至今。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发展方向，从此使中国没有争论地走向市场经济。

任何一个政党或国家，无论它多么民主或专制，在推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都会遇到诺思的“国家悖论”。

诺思教授认为，国家有两个相互冲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国家（国家所代表的集团或阶级）的租金最大化，第二个目的包含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而完全有效的产权[4]。“在使国家（及其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机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5]。该理论被称为“诺思悖论”或“国家悖论”。

“诺思悖论”事实上指出了国家的制度结构以及由制度结构决定的制度安排中存在的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国家面临两难选择，即在保持能使租金最大化的垄断性的无效率的产权与能使国家收入最大化的有效率的产权之间进行选择。

“诺思悖论”启示我们，任何一个政府，无论是一个多么希望社会产出最大化的政府，它都必须同时考虑到统治者租金的最大化。因为前者关系到经济发展，后者关系到政权稳定，对于国家来说，二者同样重要。因此在改革中，必须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既是国家的“统治者”，又是社会产出最大化的享有者。然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有经济的地位决定了国有企业是人民民主专政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在我国，国有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它构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命脉，是社会主义国家统治的基础。因而国家必须在保证社会产出最大化的同时也兼顾维护国有企业租金最大化。

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国家致力于社会产出最大化，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证明了国家在努力推动和保护有效产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产出向最大化方向发展。我国成功地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使国有企业焕发了活力；成功地推动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改革。

在由邓小平正式开启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党和国家成功地调和了国家目的二重性之间的冲突，以社会产出最大化为施政目标，努力调和“统治者”租金最大化和社会产出最大化之间的冲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在稳定的基础上进行渐进改革，更加积极地推动和保护有效产权，从而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使社会产出不断实现最大化。

基于“制度范式”的制度变迁理论告诉我们，制度结构决定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决定制度绩效。稳定、良好的制度结构必然带来良好的发展。制度化水平不断提高，制度安排不断完善，必将伴随着制度绩效的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以来取得的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我国带来的制度绩效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核心的内涵是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发展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具有巨大的优越性，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在社会主义政治结构主导之下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则属无效产权，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市场经济在实践中被证明是配置资源的最优手段。

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手段，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能够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然而市场经济并非万能，它同样会伴有许多负面效应，例如收入差距拉大，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等等，因此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并不能带来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应当需要政府来调控经济发展。而社会主义的政府能够把宏观调控和微观调控相结合，对经济进行强有力地宏观调控，能够有效地避免自由市场带来的两极分化，能够消除不公平现象，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引进了市场经济，保证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是一种极具生命力和优越性的制度。因此，我国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发展市场经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能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又能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终确立，表明我国的制度结构变迁基本完成，制度结构得以定型，我国成功地从制度变革期进入制度稳定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结构下，我国的制度安排必将不断完善，由此产生的制度绩效必将使人们过上体面、富足的和谐、小康生活。

无可争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给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新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制度空间。如果说社会主义解决的是民主问题，那么市场经济解决的则是民生问题。即在政治上满足人们的参政要求，使人们能够真正当家作主；在经济上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使人民过上体面、富足的小康生活。社会主义框架下发展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了滚滚财富，使国家有能力为社会提供尽可能多的社会福利。可以说，改革开放战略付诸实施三十余年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制度绩效，而十七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口号已经向我们吹响了福利政治经济新时代的号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引领下，中国正在跨步进入福利政治经济新时代。

二、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路径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保证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表明，无论各国的发展模式如何不同，无论其发展道路如何多样，其最终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实现现代化。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各国的路径大相径庭。从现实的国家治理层面来看，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具有不可复制性，采取哪种发展模式要视其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语境而定。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有两种，“即英国－美国的商人阶层主导的社会中心主义模式、法国－德国－日本的官僚体系主导的国家中心主义模式”[6]。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的道路，既不同于英、美的“社会中心主义”，又不同于德、日的“国家中心主义”，而是一条中国特色的“政党中心主义”道路。

政党中心主义道路通过党对国家的领导能够发挥中央权威强有力的主导作用，同时又能通过思想解放运动和保持党的先进性不断进行理论和思想创新，指导和推动制度发生变迁。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折射出了我国独特的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党通过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来领导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改革开放战略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战略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与否关键在党。

制度范式理论告诉我们，思想观念影响制度结构并改变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影响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决定制度绩效。中国共产党要成功领导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制度范式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要通过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适时更新自身的执政观念，适时改革制度结构中的弊端，正确处理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以利于以民生和民主为核心的制度绩效的最大化。正确处理好制度范式几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寻求合法性和增强政党适应性以提高执政能力的过程。

思想观念对制度变迁很重要，任何制度创新几乎都首先源于思想观念的创新。在我国，思想观念催生了改革开放，并成功地开启和推动了我国的制度变迁。但是思想观念转化为共享信仰，进而成功推动制度变迁，这需要某种行为体的主导作用。一般来说，国家是制度变迁主要的行为主体。我国特殊的政治主导经济的事实决定了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是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国家在推动着制度变迁。因此，在我国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关键要看党的思想观念的创新。

前述，无论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观念还是市场经济观念，其最终演变为共享信仰的过程都是党的思想观念创新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根据对国情与世界形势的科学判断，在1978年这个对中国历史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创造性地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从此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在随后的三十年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地开拓创新，党的观念上的创新成功的引导着我国制度变迁，从而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

因此，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同时也是观念创新的三十年。解放思想始终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走向成功的一大法宝，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合法性与适应性和提高执政能力的一大法宝。

从制度结构变迁角度看，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结构。

计划经济体制是由中国共产党一手缔造的，在我国存在着政治决定经济的事实，但是在制度变迁中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的规律，正确处理好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间的互动关系。由于我国制度结构中政治体制上是十分优越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上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因此在我国的制度变迁中就存在着经济体制要经历一个变革与不断完善的过程，而政治体制则需要伴随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断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发展市场经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发展市场经济就意味着保留政治结构上的社会主义而抛弃经济体制上的计划经济，也就是说在政治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变革经济体制。因此，“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7]，“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革命就是指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

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变迁不同步，这种制度变迁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必须走渐进改革的道路，在探索中一点一滴前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证明，我国的经济体制成功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革，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完善，而不断地进行制度安排上的创新与调整。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产权安排与制度建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政治体制也在不断地完善，在制度安排上进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调整与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以及发展的进一步要求，我国的政治体制也进行了几次大的调整，正如邓小平说的，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无一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政治体制改革无不是适应经济体制变革而进行的制度安排的调整和完善。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市场化改革的成功是正确处理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关系的结果，这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变迁道路，充分显示了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良性互动彰显了我国改革开放与制度变迁的伟大成功。但衡量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改革开放的关键还是要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结构下的制度绩效是通过何种发展理念实现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验证明，以民生与民主为导向的科学发展观是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深入地总结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这一重要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理念的经验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完全得益于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理念。

市场经济带来滚滚财富，从民生上解决了党执政的绩效性与合法性问题。由于市场经济会产生两极分化，“当这种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财富分配有利于社会强势群体时，社会成员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尽管和过去相比是富裕了，但横向比较自己又变穷了。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很容易出现不满情绪，从而导致执政的合法性危机。改革年代，一方面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另一方面，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不公正现象增多”[8]。因此，还必须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解决社会的贫富分化和不公正现象。

科学发展观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统筹兼顾，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十七大报告指出，“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9]。

中国共产党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统一起来，既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又要通过加强制度和法治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探索出来的发展理念，是对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发展经验的总结，实践证明它是一条完全正确的发展道路。在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党执政兴国的发展理念。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为增强执政的合法性与适应性，中国共产党不仅妥善地处理了“诺思悖论”造成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使冲突降到最小化，而且注重吸纳新兴的社会力量加入到党的组织中来，以扩大党的执政基础。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就是市场经济催生的利益分化。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带来利益的分化。伴随着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的不断完善，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勃兴催生了大量的新兴组织和新兴阶层，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正在中国社会悄然兴起。“在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各地迅速生长出新的社会力量。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如果政治制度不能吸纳新生的社会力量，新的社会力量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政治表达，就会造成新力量与旧制度之间的冲突，甚至诱发政治革命”[10]。因此政治制度能否包容新的社会力量，是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变量。面对这种新兴阶层的产生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如何吸纳新兴力量加入到党的组织中来以增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适应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发展不断修订党章来吸纳新生的社会力量。党的十六大修订的党章开篇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新修订的党章正是通过制度化的程序，把所有积极的社会力量都动员和组织起来，纳入到党的组织和国家的政治体制之中，从而增强执政的社会基础。

中国共产党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吸纳新兴力量加入到党的组织中来，扩大了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大大增强了执政的合法性。不仅如此，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关键还要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不断增强党科学执政、依法执政和民主执政的能力。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11]。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风建设，党有过历史上的延安整风运动，也有当代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三讲”和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12]。“党与腐败水火不相容”这样的铿锵之词，再次显示了党增强拒腐防变能力的坚强决心。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党的坚强领导。在这条道路中，中国共产党能够以解放思想为法宝，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改革的精神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与发展，使我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又保障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民当家作主，从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三、小 结

改革开放战略的成功实施为我国社会主义注入了新活力，使我国在制度结构上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为我国的强国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当然，任何制度都不是僵化不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应是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而不断完善与发展的。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改革永无止境，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绩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13]。因此，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我国的强国之路。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我国的经济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刚刚闭幕的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从而又开启了大部制改革的序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政治体制。

霸权不是中国的选项，但富强却是我们的梦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一定能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一定能够把我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

[2]杨光斌，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3]杨光斌，中国政府与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4]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5]杨光斌，制度变迁的路径及其理论意义——从社会中心论到国家中心论，社会科学内刊，2007年4月。

[6]李君如，当代中国政治走向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7]杨光斌 李月军，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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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第11页。

[2] 杨光斌：《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3] 杨光斌：《中国政府与政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18页。

[4]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24页。

[5]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25页。

[6] 杨光斌：《制度变迁的路径及其理论意义——从社会中心论到国家中心论》，社会科学内刊2007年4月。

[7] 李君如：《当代中国政治走向》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18页。

[8] 杨光斌 李月军：《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6页。

[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第17页。

[10] 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00页。

[1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第49页

[1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第55页

[1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