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认为，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回升，一些城市出现了房价上涨过快等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会议要求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强市场监管，稳定市场预期，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

与去年年底相比，这样的政策取向算是大调整。当时，面对经济衰退，政府出台大规模刺激措施，大量廉价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政府还出台财税政策，鼓励民众购房。效果很快彰显。“地王”迭出，房价连涨，房地产泡沫又来了。

但显然，过去一年间房地产业的泡沫式增长，不过是过去十余年来常规经济增长模式的再现。这种增长模式高度依赖房地业，造成整个社会迅速房地产化：

第一，治理结构迅速房地产化。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乃是当代中国治理机制的产物。自上而下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以官员所辖地的GDP和财政收入增长率为主要指标，而投资是可在最短时期内实现这两个指标快速增长的捷径。各级官员纷纷投入到投资竞赛中。这既表现于吸引外部的实业投资，也表现于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拆迁。

由此，政府首先获得了大量土地出让金，同时也制造了无数投资机会。房地产业富豪辈出，官员们则找到了创造好看政绩的最佳方案。这样的政府当然也倾向于制定政策维持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维护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比如，政府与开发商联手进行拆迁，现有拆迁制度的全部行政与司法程序都旨在协助开发商完成拆迁，而无应被拆迁人的申请中止拆迁的可能性。

第二，经济结构迅速房地产化。随着房地产业繁荣，地产投资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接近20%，占GDP的比重接近10%，有一半居民消费靠房地产来支撑。用某专家的话说，房地产业已成中国经济的直接“命脉”。

房地产业在经济结构中一枝独大，很大程度上绑架了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观察过去几年来的宏观调控，可以发现一个显著事实：收缩性政策与通胀性政策是严重不对称的。收缩性政策总是雷声大雨点小，通胀政策则如开闸洪水，廉价货币总会一涌而出。对于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监管部门也向来是睁只眼闭只眼。至于地方政府的政策花样就更多了。

第三，社会生活房地产化。鲜有城市居民不被推入商业化的房地产交易中。而由于宏观政策等因素，房屋价格几乎呈现出单边上涨趋势，于是，拥有一定财富的家庭都卷入房地产投机。但另一方面，中低收入者眼看房价以超出工资增长的速度飞涨，只能望房兴叹，惶恐与愤怒交织。月初发布的中国社科院2010年 《经济蓝皮书》说，85%城市家庭无能力买房，由此引发了严重的 “房屋焦虑症”。热播、然后被停播的电视剧《蜗居》，就写出了房屋压迫下民众的精神扭曲。

据此可以说，畸形繁荣的房地产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治理结构中的肿瘤。中国不是迪拜，而一个大国，健康的经济增长只能依赖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经济结构的房地产化必然抑制企业家的制度与产品创新，挖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基础。飞速上涨的房价大大降低了民众的幸福感。更令人忧虑的是，城市房地产价值腾涨，必然扩大城乡居民财富差距，给农民的市民化制造无法逾越的障碍。房屋价格飞涨，也必然扩大城市内部不同群体间的贫富差距，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最终恶化政府治理，激化官民对立。

凡此种种表明，房地产问题正在超出经济范畴，发展为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依靠不合理的体制维持房地产的畸形繁荣，不利于社会稳定，更不利于体制转型。因此，中国在经济、社会、政治诸领域都需要进行一次“去房地产化”的努力。房屋是人所需要的，房地产在经济结构中也是重要的，但不能把它人为地置于压倒一切的位置。

应当通过制度变革，让房地产业恢复其常态。这场改革当然是艰难的，要触动巨大的既得利益。但是，无论代价多大，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尽快打破房地产依赖症都绝对必要。否则，某一天房地产悬河崩裂，整个社会都会被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