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愤怒地谴责、正义地声讨西方和日本历史上帝国主义行径的当代中国人，很少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伟大祖国也有相当长的帝国主义历史，而且积累了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帝国治理经验。只不过这些经验在1949年以后的官方宣传和教育系统里，或是被厚厚地屏蔽了，或是被粗糙地搅拌了——就是把它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列宁斯大林主义(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极不准确)的这种主义给搅拌了，弄得像一盘炸酱，红不红黑不黑的。在当今中国面临着民族关系治理的实际困难和新型挑战之时，我们要放宽视野、敞开思路，就必须把“中华牌”的帝国管治经验与“苏共牌”(苏联共产党的传统当然也不单一纯粹，不过确实是以斯大林体制为主)的帝国管治经验作出仔细区分，不然的话许多中国人就会老是陷在后者的泥坑里而不能自拔，误认为那是古已有之的中国土特产。
在几位苏共中央书记于1991年8月18日发动、21日就垮台的那场“醉醺醺的政变”之后——我这么说它，是因为政变的几个主要领导干部，包括苏联副总统 G. I. Yanayev，总理V. S. Pavlov，国防委员会副主席O. D. Baklanov，政变的那几天都经常喝得小到中醉，偶尔大醉，最后是烂醉，估计是心里太发虚(J. Matlock, Jr., Autopsy on an Empire，pp. 581-583, 595-596)——苏联的迅速完结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一时全球议论纷纷，其中很多议论都与中国有直接关联。那段时间我正在东欧苏联实地考察，便应约为台湾《联合报》系及其在北美的《世界日报》作点分析评论。他们报系的资深编辑群体是反对“台独”的舆论组织中心，那几年深受李登辉政府的压制，尤其希望我把苏联分裂与台独趋势作鉴别对比。而我关心的范围更广，涵盖中国的边疆地区，当时我强调的几点主要是：
“无庸置疑，‘苏联\'变‘苏分\'的巨变已经对大中国版图内几个地区的分离独立运动发生了影响。与苏联中亚接壤的新疆和内蒙古，分离主义者提高了他们的呼声。西藏独立运动出现新高潮是可以预期的。不过，迄今为止，最受‘苏分\'巨变鼓舞的，还是台独运动……但是，中国境内的分离运动遇到的困难，会比苏联的大，首先是人口原因，俄罗斯人只占苏联总人口的一半，而汉人则占中国总人口的九成以上。另外的一些因素，也给中国的分离运动造成比苏联的分离运动更多的障碍。” 即便是在国际舆论非常关注的西藏，情况也没有到本地居民普遍要求分离的地步：“藏独一部分是施政过程中的愚蠢腐败造成的。在明智清廉、文化上更尊重藏民的官员的治理下，汉藏紧张关系完全有可能和平理性地逐步化解。” 从长时间跨度来看，“中国有数千年的立国经验，政治文化中合比分的倾向要强韧得多。现有的汉族，不知是多少民族的大杂烩。遇到一个明智的政府，分离难上加难。若政府太不明智通达，我们就要目睹中国的一个多事之秋”(丁学良：《看苏联，想中国》，载《世界日报•世界论坛》北美版，1991年10月6日，第15页)。
将近19年后的今天，我大体上还是持有这样的基本观点：苏联的分崩离析，并不意味着中国也会一模一样。中国民族关系的治理问题，只有一部分同苏联相似，那就是源于列宁斯大林传统(尤其是斯大林主义)的那些成分。中国还有自己独有的一些治理传统(有很好的也有不好的)。要害的一点，是要梳理清楚“治理”与“主权”之间的界线，坚持不懈地以治理方面的改善进步(good governance 即“良治”)，来弱化和消解民族关系中的矛盾冲突。那些一贯拒绝自我反省、动不动就把坏的治理(bad governance 即“恶治”)而引发的少数民族老百姓的不满和抗议同“分离独立运动”划等号的人尤其是官员，表面上看似乎是“维护国家统一完整”的先进分子，其实是拿真正的“国民利益”来垫背(national interest通常译为“国家利益”，易误导，也有海外华人将其译成“国族利益”)，以掩盖他们的无能、渎职、贪腐、蛮横乃至黑社会式的违法行为。这类恶治和违法行为在汉族老百姓区域，也照样引发不满和抗议，动员群体事件。而在少数民族地区若是长期得不到有效纠正，就会催化离心分裂意识，乃至独立运动。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良治，才是抑制可能的分离独立趋势的法宝之一。
这个道理一点也不深奥，每一个有常识和良知的中国公民，不论其民族身份如何，都能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举出或大或小的事例来验证它。我这里不妨举一个事例，以供大家思考。
我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去东欧苏联实地考察，对乌克兰人的强烈分离独立意识印象非常深刻。问他们，得到最多的解释是1930年代发生在苏联乌克兰共和国的大饥荒。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是人为的：苏共强制推行集体农庄政策，为的是实行快速工业化，要大笔借债进口设备，把从农民手中收缴的粮食拿到国际市场去出售还外债。遇到农民的消极抵抗，苏共就向乌克兰农村派出武装搜粮队，没收余粮、口粮和种子粮。几项惩罚性措施实施数月後，到1933年春全乌克兰范围内出现了严重饥荒，直至发生人食人的惨状。由于官方掩盖真相，死于乌克兰大饥荒的人数只能进行估算，保守的在250—480万之间(指1932-1933年最大的那次饥荒，有专门的名称)，高的在750万左右(包括前后几次的饥荒)。死亡人口中，近82%是乌克兰人，4.5%是俄罗斯人。
如果对乌克兰大饥荒作个比较，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它对当地人民的伤害规模。如果它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在保守估算一档，则占当时乌克兰总人口的8.3—16%; 如果是在高估算一档，则占总人口的25%(A.Inkeles and K. Geiger，eds.，Soviet Society，pp.12-28)。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国1959—1962年饥荒相比，中国死亡人数估算在3300—3700万(详细可见杨继绳：《墓碑》，第23章对国内外多项研究的综合分析)，占全中国灾前总人口的5.11% 至5.70% 。拿大饥荒对全中国的伤害作比较，乌克兰大饥荒的相对杀伤率更高;若拿中国受灾最严重的三个省份的死亡率作比较，则两边大体相当：安徽省18.37%，四川省(含重庆)13.07%，贵州省10.23% (详细参阅曹树基的分省/地区研究归纳表：《大饥荒——1959至1961年的中国人口》，第281-283页)。
虽然中国的这三个省经受了同等程度的人为惨祸，但还不至于引发三省汉族居民的分离独立运动。在斯大林时代，苏联许多地区都发生过政策造成的饥荒，加起来死亡人数也超过1000万。在俄罗斯境内，它们被归咎于强制和暴政，而在少数民族共和国，它们就被延伸联系到民族迫害。乌克兰独立後，许多乌克兰政治家和学者认为1930年代大饥荒是苏联针对乌克兰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2003年10月，“乌克兰大饥荒纪念委员会”签署声明，要求欧洲议会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苏联政府有计划的种族灭绝。2002年乌克兰政府将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周六定为“大饥荒纪念日”。该国总统说，象征性地，一大批当时的苏联及其在乌克兰的领导人都将以“灭绝人类罪行”被起诉，第一名是斯大林。这一方面能推动前苏联的邻国了解当时极权制度迫害的真相，另一方面将有助于乌克兰民族增进凝聚力，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BBC，23 Nov. 2003;VOANews，29 Nov. 2009)。
所以，恶治在少数民族区域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纠正，就会演变成分离独立的动力。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你是属于多数民族，如果你不愿意看到你的国家经受民族仇恨和民族冲突之苦，如果你希望你的国家有长期的民族和谐，那你就要尽力呼吁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良治。永远记住：少数民族地区的良治是超越“二杆子”的法宝之一。
在以下的篇章里，我们将发掘“中华帝国传统”里一些较好的要素，看看它们在当今条件下的使用价值。
来源：选自《“民族区域自治”与“分裂主义”：中国边疆治理的难题试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