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这期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人均水平和在世界上的地位都发生了显著变化。1952年和1978年，中国人均GDP 按当时汇率计算，分别只有36美元和220美元，各自只相当于美国人均GDP 的1.6%和2.1%.2008年，人均GDP 合3260美元，是美国的7.2%.中国已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及国家统计局数据，下同）。
改革前的1952-78年，中国经济保持了6.1%的较快增长率。但由于生产率没有明显进步（而生产率进步并不都能通过GDP 反映出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从5.2%下降到4.9%（麦迪森，2008），与先进国家的距离反而拉大了。改革以后的30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8%，经济总量（PPP ）占世界比重升至10.9%.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成就令人瞩目。但这并不意味着高增长可以自然延续下去。日本二战后的高增长仅持续了二十年，到上世纪70年代就急剧减速，90年代以来则一蹶不振，陷入长期停滞。韩国的高增长维持了三十余年，也于90年代起进入较低增长阶段。中国人均GDP 目前仅仅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如果就此止步，那么在世界上充其量还只是个二等国家，而且很快会被其他后起国家超过。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持续性怎样，还没有确定的答案。我们需要清醒地分析过去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和目前面临的挑战；继续改革，兴利除弊，使发展势头能保持下去。本文下面对影响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些关键因素作一个简要评述。
1.工业化和城市化
同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径一样，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发生在经济结构转型时期，即从传统农业国转向工业和城市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建国初期，农业占经济主体地位，工业只占GDP 的17%，城市化率只有10.6%.经过持续的工业化推进，1978年工业占GDP 比重达到了44.4%；但城市化率只上升到17.9%，仍停留在城市化初期阶段。大多数人口仍生活在传统的农业部门。而很高的工业比重和很低的人均收入水平则说明工业效率不高，农业发展尤其迟缓，效率极低。
1978年以后的30年改革期间，中国的城市化率大幅度上升至45.7%，城市人口从1.7亿扩展到6亿。工业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从一个初步工业化国家变为一个在世界上具有竞争力的工业大国。
工业化和城市化从几个方面推动经济增长。首先，大规模的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不仅创造了供给，也提供了持续扩张的有效需求，引领经济迅速发展。其次，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生产要素从传统部门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的结构变迁。通过资源优化配置，生产率得到提高，加快了经济增长。我国过去30年中，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在2—4个百分点之间，这主要不是来自技术进步，而是来自资源配置效应。在这期间，数以亿计的农业劳动者从低效率的农业转移到效率较高的非农产业，大量资本和自然资源也投入到生产率相对高的产业部门，导致了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见王小鲁、樊纲、刘鹏，2009）。
我国的城市化过程现在还只走了一半。要达到发达国家75%以上的城市化率，中国的城市化率还需要提高30个百分点，还有4—5亿人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个宏大的过程将在今后的二、三十年中，成为继续引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并将全面改变中国居民的生活状况。
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也还没有完成，后工业化过程还未到来。中国工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主要还是在中低技术层面，服务业发展还很滞后，以信息化为标志的后工业化发展时代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但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时期，仅意味着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并不必然意味着快速增长。事实上许多处于这个阶段的国家，发展停滞，增长缓慢；说明增长还需要其他条件，尤其重要的是制度环境。在中国过去的30年中，向市场经济有序转轨提供了这样的条件。未来这样的条件是否继续存在，还有待分析。
2.适度的高储蓄和高投资
按照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说法，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过程的核心问题在于怎样将其国民储蓄率提高到12%至15%，使资本形成能够加速进行（Lewis ，1954）。在亚洲，这样的条件天然存在于国民生活习惯之中。在中国，储蓄率（总储蓄占GDP 比重）从1952年的21%上升到1978年的38%，到2008年更升至51%.在如此高的储蓄率之下，资本积累速度是空前的。
高储蓄是高增长的一个条件。但并非储蓄率越高，投资就越多，增长就越快。过高的投资率使生产能力过快膨胀。而如果没有消费的同步增长来吸收新增供给，就会造成产能过剩，对继续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使投资低于储蓄，表现为内需不足。经济将被迫越来越依赖出口扩张来平衡总需求和总供给。这个问题，过去十年左右在我国已变得日益严重，消费占GDP 比重从60%下降到49%，净出口则从GDP 的2%上升到9%.直到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市场萎缩，严重打击了中国的出口产业，带来了总需求不足的爆发。目前我国的储蓄率已高过了合理范围，成为一个突出的不利因素。即使没有世界经济危机，也到了必须通过推进收入分配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降低储蓄率，保证合理的消费率的时候。如果经过若干年调整，能使消费率回升到60%以上，居民消费比重从目前的35%回升到45%—50%，未来的经济持续增长才能有一个较可靠的基础。
高储蓄是居民着眼于未来而对当前消费的牺牲。但导致储蓄率不断攀升还有其他原因。那就是不完善的财税、社保和公共服务体系。长期以来，劳动收入增长滞后于非劳动收入，使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不完善的财税体系助长了这一趋势。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作用下，就促进了储蓄率的提高。同时，社会保障不完善，医疗、教育服务和低租金住房等公共品提供不足，而医疗、教育费用和房价则直线上升，增加了居民负担和未来不确定性，迫使居民压缩日常消费、增加储蓄。最近几年，社会保障和服务方面有了明显改善。但还需要继续推进这些方面的制度改革与完善，才能改变消费率过低的状况。
3.劳动力与人力资本
人均收入水平低，是经济不发达的表现。但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和低工资水平，特别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也导致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劳动力供过于求，压抑了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使其在长时期内不能随经济发展而同步增长。这是典型的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描述的状况（Lewis ，1954）。工资低增长一方面使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相当长时期内、在国际市场上保持了比较优势，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另一方面也使劳动报酬占GDP 的比重持续下降，日益明显地抑制了国内消费增长，带来了内需不足的问题。
近年来，由于劳动力自然增长放慢，以及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已经流入城市，未来劳动力转移可能趋缓。但应当看到农村劳动者总量还有接近5亿人，中国还没有进入劳动力短缺的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时代还没有结束。
劳动力供给趋缓，客观上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劳动力市场供求更加平衡，工资水平可能随经济增长而较快提高。这有助于改善消费，启动内需；同时也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发展提供条件。但这是一个长期过程，应循序渐进，并主要基于市场调节。如果试图靠政府的力量大规模推动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替代劳动密集产业，将揠苗助长，适得其反。
我国总体而言教育普及程度好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使人力资本成为增长的重要贡献因素。据估算，改革期间人力资本增长（包括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9个百分点（见王小鲁等，2009）。剔除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后，教育对增长的净贡献应在2—3个百分点之间。近年来随着产业的技术密集度逐渐提高，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也随之上升，对非熟练劳动力需求则逐渐下降。而目前的职业教育还不能满足这种需求变化，需要继续大力改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促进人力资本提高，以逐步替代劳动力数量增长对经济的贡献。
4.基础设施条件和宏观经济稳定
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改革期间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幅度很大，有效消除了经济发展的瓶颈，从宏观层面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特别在过去10年左右，基础设施迅速改善，如铁路里程从6.6万公里扩展到7.9万公里，公路里程从128万公里增长到373万公里，等等，其对增长的贡献升至2.5个百分点（王小鲁等，2009）。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基础设施条件仍有较大差距，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条件将继续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宏观经济稳定在改革期间对增长的保障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改革前30年，经济至少经历过三次大起大落，增长率的最大落差在21.3%和-27.3%之间，对增长和效率的负面影响很大。改革期间，最大波幅收窄到15.2%和3.8%，通货膨胀近年来也基本控制在可接受范围之内，稳定性显著改善。经济所以能保持稳定发展，除了减少错误的政治和经济决策对经济的影响，也得益于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改善和政治、社会稳定。未来，社会稳定和理性的宏观管理，仍是保障增长的不可缺少条件。
5.合理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好的政治体制
上述这些发展条件，大部分在改革前已经具备。但改革前近30年并没有取得堪与后30年改革期间相比的经济成就。
改革前的经济的确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包括摆脱了半殖民地经济的地位，改变了资源分配极度不均状况，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实现了独立自主发展，搞出了两弹一星等等。但长期没有解决农村贫困问题；1978年还有2.5亿农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尽管经济增长率达到6.1%，但效率很低，浪费严重，大多数工业产品停留在50年代从前苏联引进时的模式，二十多年没有更新换代。科技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没有缩小，许多方面还在扩大。生活必需品匮乏，只能严格限量供应。1978年，全国人均一年只有9公斤猪牛羊肉（带骨，折净肉一天15克）；5.5公斤油料作物（合不到2公斤食用油），319公斤原粮（未扣除工业用粮、饲料粮、种籽粮等）。此外，计划体制最大的弊病还在于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使决策者个人的错误可能导致全民族的灾难。“大跃进”和“文化革命”就是突出例证。
改革期间，居民消费水平迅速提高。2008年与1978年相比，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提高了26%，肉类消费接近原来的五倍，食用油五倍以上，水产品七倍，牛奶、水果二十多倍。人均住房面积从7、8平米扩大到30平米，是原来的四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下降到4000万（按原来的不变价格贫困线标准是1400万人）。经济高速增长切实改善了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尽管半世纪前中国人均收入极低，但经济总量（GDP ）在1960年还排在世界第五位。但到1978年，已经先后被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巴西超过，降至第十位。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总量连续超越巴西、俄、意、加、法、英、德，于2008年升到第三位，并将在未来两三年内超过日本。
这后30年的加速发展，得益于经济改革打破了过去那种个别决策者发号施令、全国老百姓盲从的僵化“计划经济”体制，以渐进方式逐步建立了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改善了资源配置，提高了经济效率，使大众获得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工作热情得以发挥。对外开放还使中国能够参与国际竞争、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并通过引进外资，扩大了资本投入，提高了技术和管理水平。
但恰如吴敬琏先生说过的，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一些国家，市场被少数寡头垄断，官商勾结、坐地分赃，导致资源错误配置、效率低下、发展迟缓、收入分配极度不公平。这是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俄罗斯在“休克疗法”时期，引进市场体制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当时的市场化是以公然掠夺的私有化方式，把最值钱的国民经济部门拱手让给了极少数寡头，使之霸占了石油、天然气、冶金、矿山、银行、传媒等产业。另外，决策者没有给市场经济发育提供时间和条件，而是一夜之间打碎了原来的计划经济体系，造成经济瘫痪，带来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十年经济大衰退。后任决策者更改政策取向，才取得了明显成就。事实说明，如果私有化带来的不是公平竞争，而是私人寡头垄断和官商勾结，这样的市场经济无论在经济效率上还是道德伦理上都无合理性可言。
中国在改革期间虽然避免了这些最严重的问题，但此类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像政府腐败，官商勾结、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侵占公众利益的情况层出不穷。政府行政管理成本上升，效率下降。这些问题的出现，也使许多人将其归咎于市场化改革，出现了要求向旧的计划体制倒退的呼声。要避免滑向“权贵资本主义”和向旧体制倒退，需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促进公平竞争；既需要打破国有经济垄断，又要防止形成私人寡头垄断。但在市场竞争失效的天然垄断性行业、排他性资源产业、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等，政府和国有经济仍然需要负起责任。这些行业的改革要点应该是：1.在可能的条件下降低门槛，扩大竞争，尽量抑制垄断；2.改革税制和收入分配制度，限制垄断性收入；3.建立行业规范和监督机制，保护社会公众利益。
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我看来至少应具备以下特征：
应该是一个有利于公平竞争，而不利于垄断的体制；
应该是一个全民共享发展成果，而不允许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巧取豪夺，侵占社会公众利益的体制；
应该是一个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完善基础设施、管理资源环境、合理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科技发展，清廉、透明，但不越俎代庖、过度干预和替代市场的体制；
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是一个作为监督者的政府也受社会公众监督的体制。
中国在改革之初，选择了容易突破的经济领域推动渐进式改革，放缓了政治体制改革。事实证明这样的改革策略是正确的。但这不等于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无限期推迟或半途而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任务以来，历届党代表大会都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还把扩大人民民主、发展基层民主、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许多事例说明这是非常必要的。当前迫切需要的是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建立一个决策民主、运作透明，接受社会监督、有新陈代谢机制的政府机构。否则就不能制止腐败、垄断、既得利益集团侵占公众利益，就可能导致发展停滞、社会两极分化和冲突加剧。继续推进改革，是保证经济长期发展的必要前提。
简要概括
中国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高储蓄、劳动力充分供给和低工资成本等优势，也得益于教育的普及、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和宏观经济稳定。同时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制度保障因素。这些条件，除劳动力的数量增长会逐渐被劳动者素质提高代替外，都仍然存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国经济仍然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城市化将是继续引领经济快速增长的火车头。
可能阻碍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制度方面的不确定性。这包括：能否通过制度改革和完善，缩小收入差距，启动居民消费，根本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能否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解决好垄断行业和资源管理问题，防止滑向权贵资本主义和旧的计划体制；能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形成民主、廉洁、透明、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以保障未来的长期发展。
资料来源：
安格斯。麦迪森，2008，《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世界银行，2009，《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中文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王小鲁、樊纲、刘鹏，2009，“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的可持续性”，《经济研究》第1期。
Lewis ，W.A.，1954，“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XXII，May ，13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