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民主问题的争论很多，观点也大相径庭。有的学者甚至连90多年前就已作为中国旗帜的民主价值都表示怀疑，认为中国本就不适宜，也不应该发展民主。这种学界对民主基本价值的挑战，可以说是90多年来未见的现象，也会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选择。

出现这种现象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社会背景。从世界的角度看，1990年代以来，民主化进入所谓的新一波阶段，许多国家和地区向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转型。与此同时，这些转型的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一系列民主的挫折，即伴随民主化进程的是族群对立、民族分裂、社会动荡、贪腐未绝、政局不稳等，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民主乱象”。特别是作为中国大陆地区近邻的东亚地区的民主化也挫折多多。曾经被视之为东亚地区民主“典范”的泰国，红衫军和黄衫军尖锐对立，政权不断更迭，社会动荡造成国际会议都无法召开，成为一个“有自由而无秩序”的国度。大陆对岸的台湾地区虽然通过民主选举实现政权更迭，但相伴随的却是族群撕裂，民选“总统”贪腐，经济衰退。从大陆中国看，经济政治发展的现状也导致对民主的不同认识。有相当部分人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或者“中国模式”的成功，正是中国非民主化的成功，即不发展民主照样可以使经济获得发展，而且更能够加速经济发展。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并没有出现人们想象中的辉煌成就，甚至出现了一些令人沮丧的问题，如贿选、恶势力介入、家族势力影响等。这些与民主化进程相伴随的“社会乱象”自然使民主蒙羞，民主的神圣价值因此受到置疑和挑战，个别学者为此呼吁要将国人从民主的“迷思”中拯救出来。

当一个词具有美丽的象征价值时，人们往往就会将各种东西附加在其身，使其混乱不堪，甚至许多罪恶的东西也会假汝而行。民主一词便是如此。如何看待民主及其在中国的命运，我以为首先得“正名”，准确理解民主的含义。

我向来认为，民主不过是政治统治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就如市场是经济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一样。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政治统治权为全体公民所有，即政治统治资源为全体民众所有，它属于政治权力的所有权问题。用西方话语说是“人民主权”，用中国话语说是“人民主人”，用宪法语言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只有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国家的全体国民才能成为享有政治权利的平等公民，而不是仅仅作为被统治者的“臣民”、“草民”。主权在民可以说是民主的核心价值，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安排。

第二个层次是政治统治权的配置，即治理国家的权力为谁使用，它属于政治权力的使用权问题。这种权力资源的配置形成一定的政治体制，如集权制和分权制。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有所不同，如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议会制”，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泰国的君主立宪制等。

第三个层次是政治统治权的运行，即治理国家的权力如何使用，它属于政治权力的经营权问题。这种权力资源的经营形成一定的政治运行机制，包括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政治运行的一系列环节。通过这一系列环节使政治机器运转起来。

以上三个层次是相互关联的。没有最高层次的民主制度，就无所谓民主体制和机制。没有民主体制和机制，民主制度也会被“悬空”，只是一纸空文。而三个层次的实现程度和次序也不一样。一般而言，国家首先是建立民主的基本制度，这种制度在现代国家都以宪法的形式所规定。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将民主作为旗帜，是从民主的基本制度而言的。正因为如此，民主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坚持和追求的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会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后建立的国家才被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地区所进行的改革也被称之为“民主改革”。近些年，中国共产党在其党代会报告中都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所以，从民主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制度看，民主是不可挑战、置疑和否定的。否定民主也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近百年的奋斗历史。

那么，为什么现在又出现了对民主的挑战、质疑和否定的浪潮呢？关键在于后两个层次的民主出现了问题。其原因一是西方国家早就解决了主权属民的民主基本价值问题，这些国家理所当然地将“三权分立”、“议会制”、“竞争性选举”等民主体制机制与民主等同起来，由此影响着人们对民主的研判。二是民主体制机制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实现受制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社会和历史等构成的国情制约。正因为如此，在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民主并未完结，恰恰相反才刚刚开始，而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今的民主挫折大多发生于这一民主化进程之中，可以说是民主化进程中的挫折。三是与市场机制一样，民主体制机制也有天生的弱点。如民主机制内在的竞争机制有可能加剧社会的分裂和对立，有可能为了取得竞争优势而不惜手段。当今的一些民主乱象，不能不归之于民主机制本身。不认识到这一点，抽象地断定“民主是个好东西”，就难以自圆其说。当然我们更不能因为民主体制机制有弱点和缺陷，就简单地否定民主，那只会使人们更为“迷思”：如果不要民主，那么我们要什么呢？在人类历史上，从基本政治价值和制度看，与民主对应的只有专制啊！

很显然，我们不可能，历史也不允许我们回到专制政治。我们只有在民主的基本价值和制度框架下，更好地发展民主，完善民主体制机制。

为民主定向以后，更重要的是对民主的定位。民主是特定历史的产物。成熟的西方民主大多是多元社会力量对比相对均衡并不断妥协的结果。而这又与西方商业社会相互竞争而又相互包容的商人伦理相关。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长期为分散的农民社会，政治上呈暴政与暴民交替的循环，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话说就是缺乏民主的传统。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首要任务是集中统一和政治整合，其依靠力量则是强大的政治领导、组织和动员力量——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又在于在经济上改善民生，在政治上发展民主。只是这种民主有自己的特色。我将其概括为“治理型民主”，即政治主导者基于有效治理的需要而赋予和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逐步改革政治体制，完善民主体制和机制。发展民主的方式、程度、范围、步骤等都服从和服务于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如果在发展民主中，其内在缺陷不能实现和保障有效治理，甚至造成治理无能、无效，甚至失败，那么这种民主则需要修补。如当今的村委会选举中出现的贿选问题，便是民主运行过程中其内在缺陷导致的，需要通过相应制度建设加以克服。同时，民主体制机制的建立和运行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基础。在发展民主过程中，民主社会的培育对于民主政治的运行也许更为重要。同样是新兴国家和地区，有的地方的街头政治表达激烈而无序，演变为暴乱，导致军人政变，维持秩序。有的地方街头政治激烈而有序，有张有弛，推动着政治发展。其原因就是民主社会的发育程度不同。只有在一个日常生活也能够学会按民主规则办事，理性地有组织地参与政治，才能使人们能够在广泛的政治参与中维持着基本的政治秩序，从而打破治乱交替循环的“亚洲政治魔咒”。从这个角度看，我国首先从基层开始，从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着手，围绕改善民生发展民主，通过扩大有序参与促进有效治理的民主发展道路，对于培育民主社会有基础性作用，是一条以中国国情为基础，并不断与时俱进的政治发展道路。

在人类历史长河里，实现一个美好的目标总会有众多挫折。我们只有在挫折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而继续奋进，切不可稍有挫折便转换方向，那只会进一步陷入思想的迷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