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旨在为《京都议定书》2012年第一承诺期到期后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达成一份新协议。在此之前，11月2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从2005年的水平减少17%。中国随后也宣布将主动在同一时期将单位GDP碳排放降低40%至45%。对此次大会进程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中美两个大国同时行动，对全球气候大会达成实质性协议带来重要推动力。

另一个二氧化碳排放大国——印度最近也承诺将以2005年为基准，到2020年碳密度减排20%至25%。而在此之前，欧盟已承诺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能效提高20%的低碳发展目标。9月才上任的日本鸠山政府承诺到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5%，这比其前任麻生太郎的8%高很多。更出色的是，英国政府已直接立法设定将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34%，到2050年再减排至80%。而挪威更是承诺在2020年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40%，为达成国际协议的一个范例。所有这些均体现了各国政治家的政治远见与责任，这也是人们最值得期待的方式。如果世界各国能自愿在此基础上达成减排的最大公约数，这将是令世界皆大欢喜的事，也是人类的福音。

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首先期待的是世界各国政治家的政治远见与责任。如果世界各国政府均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自我设定最大程度能接受的减排目标，从而实现减排，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模式，也是一种最没有对抗性的模式。因为发达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负有历史责任，并且远高于目前的人均排放，而发展中世界将对未来的绝大部分增长的排放量负责，并会为气候变化付出最大成本。所以世界各国政治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均应肩负起这项艰巨的历史使命。在共同承诺承担责任的基础上，发达国家必须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最贫穷的国家提供一定的技术及资金支持。美国白宫本月4日已发表声明，美、澳、德、法、英等国领导人已达成协议，发达国家每年应拿出100亿美元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各方届时在哥本哈根所达成协议中的“核心要素”已取得突破！

其次，应对气候变化必须依靠“绿色公民运动”。在当今世界，众多国家领导人及立法机构的议员均是通过国民选出的民意代表，他们必须倾听和支持民众的声音与意见，他们的立场也是随民意的变化而变化，否则新民意代表就会取而代之。所以绿色减排就需要绿色公民运动的直接推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再到奥巴马，对气候变化的差别除了个人及党派的差异，最大的差别在过去八年，美国社会环保主义蔚然成风，成为时尚。所以奥巴马和麦凯恩在去年总统竞选均主张减排。“绿色公民运动”另外一个意义在于唤醒公民个人责任，减排人人有责，低碳生活方式应该成为时尚。有专家研究指出：一辆每年行程20000公里的汽车释放二氧化碳2吨。电脑使用一年间接排放10.5公斤二氧化碳；洗衣机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7.75公斤……如果不使用一次性筷子、自带水杯、随手关灯、尽量步行等，每个人都能减少碳的排放。

最后，为推进人类这一共同的事业，仍需机制性安排。《京都议定书》的目标之所以不能落实，就是因为少数大国的软磨硬赖。如能够实现自我设定目标减排，这当然是最理想的模式，但万一还有几个国家硬抵制也好，还是软抵制也好，难道要让其他国家也要与他们一样接受气候变化最终的惩罚？这恐怕是难以接受的，也是“道德上不可容忍的”（潘基文语）。在完善国际机构检查、第三方核查、独立的国际专家组监督三种基本国际监督方式基础上，还需要在联合国或世贸组织内，或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建立一个全球应对机制，甚至新设立一个机构，依靠多数国家的共识，对执意不履行承诺与义务的国家实施一定的制裁或约束。所有国家均必须履行《京都议定书》所硬性规定的碳减排义务，同时必须要遵从“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准则。这也是万不得已、不得不为之的方法与措施。因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最终事关人类生存和各国发展，让世界多数国家承担少数不负责任国家带来的恶果。

这就是说，应对气候变化，世界各国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均需要一种共识及共同的行动议程，这考验着人类集体的责任意识与良知。因此，气候变化问题的谈判不是“零和”的博弈，最终的结果只会是人类自身的全赢或全输。对世界各国来说，只有共同的利益和责任，最多也只是各自能力及贡献的大小区别而已。只有这样，人类自身才有一个清晰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原文载于2009年12月07日《上海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