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在中国从规划研究到行动已是热火朝天。“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是中国新世纪以来第一个系统宏观、区域合作、经济整合及产业升级的全球大战略。同时它也是基于中国发展经验，建立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基础之上的国家级顶层战略。

从积极方面看，“一带一路”在推进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及沿线国伙伴关系的同时，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与经济整合，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从中国国内看，对解决国内的资产和产能过剩，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保障中国能源、资源通道有特别的意义。不过，随着中国在阿富汗最大投资项目——艾娜克（aynak）铜矿项目，因安全问题、文物搬迁及政府官员调整等因素已是无利可图，几近停止。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口项目、中泰“高铁换大米”计划的一波三折，以及中缅密松大坝工程、莱比塘铜矿项目被叫停和皎漂－昆明铁路工程计划被取消，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因政治、安全、地缘政治等因素而频频受阻。

而据中国贸促会副会长王文利2014年8月透露，中国有两万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90%以上是亏损的。” 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经济风险也是无法回避的。也就是说，好的计划要落地生根，亦面临种种问题与不足，中国必须保持足够的远忧与近虑，及补足自身的“必修课”。

一、时代性。 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世界经济经济重心正由大西洋转向太平洋，这是国际政治界多年以来、少有争议的共识。而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仪的提出，出现了 “世界向东，中国向西”的独特现象。经济重心、贸易中心转移总会导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速度较快的国家在该区域集中出现，中国主动或部分转移发展重心会不会导致发展滞后，错失东亚腾飞的机遇？这是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实力。诚然，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快速发展正是全球化及全球经济重心转移，所导致产业转移的结果，否则中国不可能有巨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仅仅中国“一带一路”倡仪就能在沿线国家掀起产业转移、经济整合的浪潮么？没有沿线国家快速发展提供资金支撑，中国有能力支撑如此宏大的计划么？若主要依靠中国推动，中国难免顾此失彼，造成帝国式扩张过度及战略透支。即便当今追忆无限荣光的“郑和七下西洋”，因当年巨额开支，造成了国库亏空，被深恶痛绝为“宝船弊政”。

三、能力。美国军力全球第一，其军费比排在第二位至第九位的各国国防预算总和还多，在海军的全球优势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中国珍珠链战略（string of pearls）建成，最多也不过是和平时期补给用途，夸大其军事价值没有意义。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大的挑战是建立在动荡和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多发的“破碎地带”之上，这一地带民族众多 ，各种宗教、教派纷繁复杂 ，是世界主要文明交汇与碰撞、大国竞逐的地方。

中国有这种能力在“破碎地带”之上推进宏伟计划么？即便成功了又有能力把“破碎地带”之上各种动荡、威胁拒之于国门之外么？在这种其它大国规避地带投资和发展合作，中国有赢利且收回投资的能力么？而据审计署原副审计长董大胜2015年两会期间透露，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央企境外资产基本没有审计。这种必修课没有补足，怎么能急吼吼地向外开拓呢？

四、治理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其他国家难以复制，因为主要承接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机遇。比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治理模式。中国若能在动荡、冲突、脆弱地带地带提供一种可资借鉴、人民满意的治理模式，亦会得沿线国家精英及民众的欢迎。

问题在于，尽管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文明，中国这么多年在国内一直没有走出一种超越美欧独特的治理机制，相反维稳已是不堪重负，且日甚一日！ 缺乏内存吸引力，无论沿线国精英或民众对中国越了解，只会是对中国更多轻蔑，制造更多麻烦。在中国留学、亲美远中的越南前总理阮晋勇就是鲜明的例子。这种情况下，互利合作的“好心”，未必有共赢的回报。

五、世界秩序。“一带一路”的建成标志着欧亚大市场的形成，甚至是更深的一体化，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这意味着世界秩序根本性的转变。作为欧亚大市场之外的美国若不能参与其中，必然是最大输家，也会是最终、最大的阻力。不过，从短期看，美国即使不欢迎也不会特别反对。中国的西部阿富汗等向来是“帝国坟场”，是中国西进无法逾越的障碍，相反中国的计划有利于中东等动荡地区局势的缓和，从而维护美国的霸权及领导。

尽管“一带一路”面临诸多困难与不测，中国新世纪的第一个大战略也颇为青涩，但倡议的提出还是有积极意义。它代表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发展大局，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能力与决心。同时它也预示着未来一两百年欧亚经济整合的大趋势。正如“金砖国家”概念的提出推进了金砖国家间的合作，同样“一带一路”倡议也会加深沿线国家间的合作。

问题是，中国对外政策长期有一种爱虚荣、讲面子、重形式的小农意识。当年的郑和曾率领着在当时堪称世界一流的船队七下西洋，每到一地，慷慨馈赠，以显示中国的威仪与富强，这种爱虚荣、有出无入、违犯经济规律的行为，终因给国家造成沉重财政负担而终场。

相反的，1492年哥伦布率领三条海船环球航行，却掀起了西方的航海热与黄金梦，并推动了西方的殖民及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分享中国发展”大蛋糕“，而是要一起做大蛋糕，且中国能分到足够的一份才有意义。

更严重的是，“一带一路”概念一经中国领导人提出，各地不问条件，不问实际，一哄而上，都想借“船”出海，这种一、两百年宏大战略怎么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呢？不仅中国唯上不唯实的体制弊端一览无遗，且更要严防非法资金借机外逃。即便国家领导人提出再好的方向或战略，也难得善终。更何况，急剧推行尚无共识且不现实规划，在经济持续失速，资本流失的大背景下，只会加剧内部矛盾与危机的提前爆发。

笔者认为，中国若要兼顾远忧与近虑，与其逆流而上，甘冒种种风险与不测，倒不如顺势转身，转向国内，把自己的问题办好，把自己应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让中国真正成为普惠式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沃土。这不仅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韬光养晦，更是新时代的奋发有为。

作者是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