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什么？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解答，每一个哲人也有不同的理解。北京大学哲学系张世英先生认为，哲学乃提高人生境界之学。近年来，张先生致力于境界之学的研究，从西方现当代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结合的角度，会通中西，找出中国哲学以及哲学本身的出路，为中国人、也为人本身，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张先生年届九旬，却一直思如泉涌，笔耕不辍，每年都要在期刊杂志上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为中国哲学、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找出一条新的路径。可以说他的这种行为本身就很好地诠释了自己的境界之学，令后生敬畏。

张先生认为，哲学是对人生各种活动（科学的、道德的、审美的、政治的、经济的等）做理性的、深层的反思。其反思的对象既然是人生，当然本质上就与人生不可分离。但这种反思又是深层的、理性的，它是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反思，离不开名词概念和抽象推理，这就使哲学显得有些“玄”。但如果“玄”得脱离日常生活，哲学就不会有永久的生命力。西方自柏拉图以后的传统哲学，尽管主导西方思想两千多年，但因为有脱离人生之弊，而遭到现当代哲学的批判、反对。马克思也反对西方传统哲学脱离人生实际的弊病，而强调传统哲学应该终结，哲学应当现实化。中国传统哲学一向重人生，这是它的一大优点。张先生以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一优点为己任，主张哲学乃提高人生境界之学，就是教人不要停留在低层次的人生境界，如个人主义的人生境界，一味追求功利的人生境界等，而应提升到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其实就是要求提高人的精神素质，实现“和而不同”的理想社会。

张先生对境界之学的研究是与他对人生、对哲学的深入思考相同步的。早在1995年他出版《天人之际》一书时，就已经提出了哲学应以提高人生境界为主要任务。2001年出版《哲学导论》一书，又对这个观点做了系统发挥。张先生在该书中把他所主张的哲学明确界定为“万有相通的哲学”，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思想，因其不以区分主客为哲学原则，不重物我之分，不重认识论，不重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之自然物的认识与征服，因而徒有与自然和谐相处之主观精神境界，而缺乏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以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具体途径。张先生由此主张把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与主客关系结合起来，会通中西，提倡一种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并且用万物各不相同而又相通的理论来论证万物一体。他强调万物彼此各不相同，没有绝对的同一；但又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三个“相互”，就是“相通”的具体内涵。张先生受尼采关于“相互”的认识启发，认为天地万物就是这样三个“相互”的网络，每一物、每一人都是这网上的一个纽结，一个交叉点。物与物之不同，人与人之不同，在于交叉的方式各不相同；人与物之不同在于人有“一点灵明”，而物则无此“一点灵明”。

这就是张先生“新的万物一体”之“新”的含义。在此思想指导下，他认为哲学就是提高境界之学，即提高到一种超越主客关系的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的境界。人在这种不同而又相通的境界中，能体会到他人有不同于我的独特性，故能尊重他人的独特性和尊严，从而建立和谐的社会。此所谓“和而不同”是也。

但《哲学导论》一书所讲的东西，主要是从个人精神修养方面看问题，缺少社会维度的思考。所以在《哲学导论》出版后的几年中，张先生又开始集中思考个人的人生境界与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由它所属成员的个人境界构成的，离开了个人的精神境界，所谓民族文化不过是空洞的名词。但更值得深思的是另一方面：个人的精神境界是在他所属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形成的，人不能离开文化的大背景而有个人的境界，而文化总是有社会性的。每个人的精神境界之形成，既受自然条件的制约，更受文化环境的熏染和影响。因此，如何提高个人境界的问题，不能脱离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孤立地来考虑。基于此，张先生又于2007年出版了《境界与文化》一书，着力探讨人生各种文化活动、各种人生境界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中西方民族文化各自的特征，以期为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摸索一条可供参考的途径。

张先生在《境界与文化》一书中指出，人生除为了满足最低生存欲望所必需的活动之外，还必然有科学的活动、道德的活动、审美的活动。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的精神境界中不可能没有现代科学，但科学至上主义、唯科学论，显然不能穷尽人生之真谛。我们应在科学的基础上，达到一种超越科学的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审美的境界”提倡的是崇高之美，是一种高远的境界之美，也可说是心灵之美。这种高远境界之美的境界超越了道德境界而又自然而然地合乎道德。成人就是要成就这种境界的人，这是一个“完全的人”，“自由的人”。而哲学是对科学、道德、审美等其他文化活动所作的一种理性的反思和追问，是对诸种境界所作的一种概念式的言说，所以在诸种人生境界中，没有所谓的“哲学的境界”一说。但哲学所追问的根底却决定着人生的境界和意义。

《境界与文化》一书进一步阐述了作者的“万物一体”哲学，作者把中国传统的万物一体观与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结合起来，并参考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某些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通之处，提倡一种超越主客二分的“万物一体”观，此种意义的“万物一体”乃真善美统一的总根源。作者的主旨也正是希望人皆能以此种新的“万物一体”的境界为最高追求，走上成人之道。张先生还着重讲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必须与吸取西方文化的优点相结合而不能固步自封的观点，呼吁多一点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精神，认为欲思前进，则需多一点忧患意识，较多思考一点如何去除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的问题。充分表现出他作为一个中华儿女希望中华文化发扬光大的一以贯之的责任感。

张先生以哲学来探索人生，追问人生的意义。他说，过去人们认为哲学的最高任务就是把客观存在当作独立于作为主体的人以外的东西，通过人的认识，掌握客观存在的普遍规律，以征服客体、利用客体，达到“主客的对立统一”。哲学于是被界定为追求普遍规律或“最”普遍规律的学问。哲学需要讲普遍规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人之一生，在找到了事物的最普遍规律以后，还有一个如何对待最普遍规律的问题，那就是人生态度问题，亦即人生的境界问题，这才是哲学应当探索的最高任务。所以哲学的含义应该超越旧有的界定。张先生提出，哲学乃提高人生境界之学。

可以说，境界之学既是张先生孜孜以求的学问，也是他身体力行的准则。他做哲学的功底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在几十年的治学过程中，张先生笃信《论语》中的两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思与学两者中，学是基础，基础不固，其思必空。做学问，首先要重功底。对于搞哲学的人来说，尤其要警惕空疏的毛病。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你的专业是中国的东西，还是西方的东西，都应有中国古典的功底，特别是对于文科学者来说。张先生的专业是西方哲学，但他从小受家庭教育的影响，熟读许多中国古典诗文，那种韵味似乎融化到自己的血液里，成为自我人格的一部分。所以张先生认为自己的学术功底仍在中国古典。他以哲人的思考、诗人的语言来阐释人对世界的态度，人怎样生活在世界上，追求一种做学问的高远的境界。

学术研究毕竟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必须有自己的创见。治学要做到一个“真”字，要有独立思考、见由己出的勇气，力戒闻风而动，人云亦云。因此张先生向青年学者寄语，要“和而不同”，做一个雍容大度又卓有创见的人。而他本身就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独立思考精神和能力的人，他的哲学思想被学界誉为构成了一个原创性的哲学系统。在今天，他的境界之学和所达到的人生境界，能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