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已在我们的目光中渐行渐远。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屏蔽权势的喧嚣，找寻真正改变中国行程的先贤，我们看到的只有殉道者的血迹。
在中国的土地上，读书人追逐的是权势和荣华。他们的脊梁早已被自己抽出，铺成了他们的通天之路。而一百年前，却有几个湖南书生，用他们柔弱的肩膀，殷红的鲜血，扛起了中华民族的苦难。
他们走上了中国的十字架，他们成了中国的耶和华。
走向十字架之宋教仁·逃离故国
1902年冬天，素怀大志的湖南桃源青年宋教仁奉母亲之命投考武昌文普通中学堂，被录为第一，时年20岁。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所创办，学员名额为240名，当年在湖南招生30名。
1902年的中国已是革命风潮风起云涌之时，而当时的武汉又是各种思想汇聚之地。从偏僻之地的湖南常德来到九省通衢的湖北武汉，宋教仁犹龙入大海,在清朝末年的革命大潮中，终于百炼成钢，最终成为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1903年8月，身负神圣使命从日本回国的黄兴来到武昌，在文普通中学堂作演讲，宋教仁由此得以结识黄兴，并与黄兴成为一生的挚友。从此，辛亥时期湖南乃至中国最伟大的两位革命家携手走到了一起。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们互相信任，互为依靠，彼此忠诚，直至生命的终结。
1903年11月4日，黄兴30岁生日。当天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为关键的反清团体华兴会在长沙成立。04年2月15日召开成立大会，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按照华兴会的分工，宋教仁旋回武昌，倡组科学补习所。
1904年6月，科学补习所成立,公推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宋教仁任文书。科学补习所的主要工作，就是介绍新兵进入清军新军队伍。当时会员刘敬安任职新军马队书记,对张之洞的招兵计划了如指掌。一旦要招兵，刘敬安马上转告胡瑛，然后用密电招各地会党来入伍。而在未入伍前，必须接受科学补习所的密约：矢志待机起义革命，光复汉族。因此湖北新军中大半是科学补习所的党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率先由新军士兵发起，最终夺取了武汉三镇，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而新军的率先起义绝非偶然，实在是1904年成立的科学补习所长期在新军中工作积累所至。对辛亥革命而言，刘敬安，胡瑛，宋教仁居功至伟。
1904年，黄兴与湘鄂志士约定于1904年1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岁生日起义，以示绝不与满清最高统治者两立之决心。当时决定以长沙为发动中心，以浏阳、衡阳、常德、岳州、宝庆五路为响应。宋教仁授命在武昌筹设支部，并担任常德一路的主持。
1904年10月，宋教仁回到常德，聚集同志，筹划起义。因为经费短缺，宋教仁准备变卖家产以济需用，但一时又无法变卖,便决定赶赴长沙另筹款项。1904年10月30日，遂冒雨起行，于11月5日抵达长沙，泊朝宗门外。宋教仁登岸后遍访各约定处所，但都是大门紧闭，寂无人迹。到黄兴寓所探听消息时，邻居告诉他黄兴已出门十多天了，不知去往何处。这时的宋教仁四顾茫然，断定必有变故发生。信步街头时，突然遇到会员曹亚伯。曹亚伯便把他带到长沙的圣公会密室内告之：华兴会起义计划已先期泄漏，机构已被官府破获，黄兴等人已逃。现抚台已派兵四处抓人，宋教仁即为抓捕对象。宋教仁本想回常德从速起义，但又苦于没有经费，束手无策。第二天，见到圣公会的黄瑞祥牧师，并且曹亚伯也告诉他，官府已派兵前往常德抓他，要他马上走。黄牧师给了宋教仁银洋15元，在此情形下，宋教仁不得不离开长沙，于11月7日附舟东下，追寻黄兴去了。
11月16日，宋教仁来到武昌。当时正好是华兴会约定的举义之日，也即慈禧七十岁生日。武昌城内张灯结彩，而各营弁兵则严阵以待。满街巡逻，以防止华兴会起事。此后，宋教仁找到胡瑛，以及文普通中学堂的同学，才知道科学补习所也已经被查封。宋教仁是文普通中学堂的名人，认识的人太多，所以他感到此地不可久留，便决定前往上海。11月17日，宋教仁于汉口登舟往沪。临行前，同学罗律中、曾松乔、汪育松，欧阳俊民、曹德铭、陈文深、胡勋臣、胡静轩、廖镜泉、欧阳吉香等相送，并为他凑足了前往上海的费用，11月21日，宋教仁到达上海。
到达上海后，宋教仁遍访同志，但又一无所获。后来见到刘揆一，覃振才知道，由于华兴会成员万福华暗杀原广西巡抚王之春一事，黄兴、张继、章士钊被牵连入狱,而官府还大肆抓捕华兴会的党羽，上海也已经“几亦不能藏身”.这时候的宋教仁不得不考虑离开祖国，东渡扶桑。
1904年12月4日，在众多朋友的资助下，宋教仁与同伴柳大任，龙毓峻乘轮船启程前往日本，在船上，宋教仁发现湖南同乡后来大名鼎鼎的杨度、杨守仁两人也在同一条开往日本的船里，
在一路狂奔的途中，在波涛汹涌的八百里洞庭湖里，宋教仁曾作长歌一篇，似可看出他当时的心境:
噫吁嘻！朕沅水流域之一汉人兮，愧手腕之不灵。谋自由独立于湖湘之隅兮，事竟败于垂成，虏骑遍于道路兮，购吾头以千金。效古人欲杀身以成仁兮，恐徒死之无益，且虑继起之乏人.负衣徒步而走兮，遂去此生斯长斯歌斯哭斯之国门。嗟神州之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披发长啸而四顾兮，怅怅乎如何逝?则欲完成我神圣之主义兮，亦惟有重振夫天戈。
走向十字架之宋教仁·负笈扶桑
1904年12月13日，经过10天的海上飘泊，宋教仁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东京，至1910年冬天离开日本，宋教仁在日本整整呆了六年。在日六年，宋教仁参与或本身成就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同时宋教仁不忘发奋学习，全面接受西方民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宪政理念。用他自己的话说：革命建设基础在高深学养。他成为当年同盟会中花费时间、精力最多的关注西方民主宪政理论的人，他也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就关注以后政权建设的第一人。
一、创办留日学生中的第一个全国性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
宋教仁一抵达东京，首先想到的是创办刊物。由于他是华兴会的领袖人物，又在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就读过，所以在湘鄂两省有很深的人脉关系。初抵东京，他就遍访湘鄂旧友，向他们阐述自已创办刊物的想法，诚邀大家的加盟。他的热情、执着、才能有目共睹，也使他很快聚集了一批人。在他1905年1月3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已正，戴渭卿来访，谈良久，留午餐。未初，偕至留学生会馆，赴文普通同学会，时各同学皆至，乃由余演说湖南风潮及余去湖北以后之历史，诸君皆赞惜不胜，欲为余代筹资留学此间，余惶愧不已，再三辞却，诸君乃偕至一室秘密商议，如不欲使余闻也者。酉初，余复至越州馆，开组织杂志发起会，时至者十余人……乃议举暂行经理人二人，公举得余及张步青任之。
在到日本后短短的二十天里，宋教仁就成功召开了刊物的发起人会议，可见宋之组织能力之强。会议决定刊物名称为《二十世纪之支那》。此后宋教仁为创办刊物四处奔走，征求社员，收集股金，约人撰稿，洽商印刷，付出甚巨，倍形辛劳。而其间又因为财力不足，加之陈天华因意见不合辞去编辑之职，差点使刊物中途夭折，幸赖宋教仁苦苦支撑，奔走联络，自已又撰写了其中四分之一的稿件，才使《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一期于1905年6月24日出版发行。
《二十世纪之支那》之所以值得一书，在于这样几个方面，其一、它是日本留学生界第一个全国性刊物。其二、宋教仁主张采取黄帝即位纪元，而不用清王朝纪年，反清意味非常浓烈，他的主张当即为大多数人接受，各省留学生刊物版权页之出版年月随后都采用他的纪年。其三，在刊物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有识之士，这些人打破了当时门墙森严的省界，为以后中国同盟会能在日本成立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同盟会初创之时的许多重要成员即出自这一刊物队伍，象陈天华、程家柽、胡瑛、田桐等都是近代史上重量级的人物。其四，在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上，由黄兴提议，由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同人大半已入同盟会，故将此杂志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得到同盟会认可，后将该刊定为同盟会机关报，改名为《民报》。
二、在中国同盟会创立的日子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于日本东京，当日加盟者约100人，中国17省都有成员参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这是1903年以来，海内外革命风潮互为激荡，日见剧烈，加之仇俄运动扩大而清廷腐败无能，时势已趋向非排满革命将无以图存的共识达成的自然结果。同盟会成立后，使原来个别散漫的反清人士彼此汇合集中，迅速形成一股巨大的反清合力，不到一年时间，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遍于全国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不过六年，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目标就已达成。由此可见，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
而本人觉得，中国同盟会形成的过程，特别是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放弃门户之见，同意与孙中山联合才是同盟会得以成立的关键。
以儒家学说为国学的中国，门户之见渊源深厚，宋代经朱熹发扬光大后，乡土籍贯，宗族观念尤为浓烈；而科举制度对籍贯的禁限，影响更大，深入中国社会的每一阶层。1420年，明成祖迁都北京，芜湖人在京建立了芜湖会馆，开各省府州县在京设立会馆的先河。从此后，中国各地以旅居当地同乡为成员的地缘组织同乡会馆遍地开花，而且飘洋过海，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同乡会馆的存在，这确实为人类史上独有之景观。
而当年留日学生在进入日本学习的同时，也把开会馆的恶习带到了异国他乡。到1905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约8000人，人数可谓不少矣。但大家却分属17个省，甚至每个省下又分有几个同乡会，这些留学生虽飘洋过海，学习的也是当时先进的文化知识，但他们的地域观念却根深蒂固，加之各地不同的风俗和方言，大家彼此间多为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
1903年，受日俄战争的刺激，留日学生创办的各省刊物里开始出现要求“非省界”和“联合革命”的言论，率先发声的是《淅江潮》、在《浙江潮》的第三期里主张“消除地域界限、联合建立统一团体。”人人心忧国之心，人人事忧国之事。而以刘成禺为首的《湖北学生界》也起而响应打破省界的呼声。并且在此刊封底出现“大湖南北同盟会”，同盟会名称开始在海内外出现。
与此同时，陈天华著《猛因头》一书，在书中他提出：要把现在江山从那虎狼口中抢转来……依了鄙人愚见，不如大家合做一个大党。
1904年10月，华兴会举义不成，各地志士先后亡命日本，除宋教仁之外，黄兴、陈天华等华兴会成员，陶成章、徐锡麟等光复会会员，还有秋瑾等志士云集日本东京。
1905年初，黄兴、宋教仁看到来日同志日渐增多，他们检讨过去，瞻望未来，认为有必要设一个全国性的会党以为革命之中坚，他们的想法得到了很多留学生的认同，但安徽人程家柽却主张稍缓，他说：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已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盖缓以时日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得以归国相势起义，事在必成。程家柽当时是《二十世纪之支那》主要负责人，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都有联系，特别与宋教仁私交甚好。而程家柽又是留日学生中最早与孙中山有联系的人，对孙中山的思想也非常了解，因此，程家柽在黄宋等人面前极力主张与孙联合，幸运的是，黄兴、宋教仁听取了程家柽的意见。由此可见，程家柽在中国同盟会的组成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05年7月19日，宋教仁在程家柽的引领下，与孙中山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见面。宋在自己的日记里对此次见面记叙比较详尽，他写道：滔天君（指宫崎）乃言孙逸仙不日将来日本，来时余当为介绍君等云云。又言君等生于支那，有好机会，有好舞台，君等须好为之.余日本不敢望其肩背，余深恨余之为日本人也。又言孙逸仙所以迟迟未敢起事者，以声名太大，凡一举足皆为世界所注目，不敢轻于一试。君等将来作事，总以秘密实行为主，毋使虚声外扬也。
1905年7月28日，宋教仁与孙中山约晤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当时孙中山39岁，而宋教仁只有23岁。两人谈话的主旨，在于联合各省人才担负革命建设工作之重要性；孙中山亟盼全国统一之团体的出现。当日见面的在场人还有陈天华与宫崎寅藏。而在此之前的7月19日，孙中山已经拜访了华兴会会长黄兴，两人就联合一事已达成共识。在孙与宋的会谈中，孙中山认为：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的瓜分，但忧自己的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也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
一百年过去了，这种声音依然回荡在中国的大地上，但后来人又有几人能深切体会到先贤们的真知灼见？
7月30日，宋教仁、黄兴、陈天华等来到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出席孙中山主持的同盟会筹备会议。当天出席会议的共计73人。而湖南、湖北就有38人，超过半数。当时，留日学生中两湖籍的华兴会会员较多，光复会会员本就不多，其主要领袖蔡元培、章炳麟又不在东京，而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早已名存实亡，留日的学生更是屈指可数。由此可见，华兴会的领袖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在留日学生中的影响力远远大过孙中山，但他们为了中国的民主大业，为了大家形成合力推翻极权专制，主动奉孙中山为领袖，才使孙中山得以脱颖而出，成就了历史上的伟名。一百年来，放眼亿兆中国人，又有一人能有他们如此宽阔的胸襟，卓远的见识吗？无怪乎几十年来，呼口号者固然多矣，但竟无一人能放下一己之私，真正为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奉献自己也。
三、系统的宪政民主理念的形成
蔡元培先生曾说过：清季言革命者，首推同盟会，会旨虽有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诸义，而会员大多以驱除鞑虏为唯一目的；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若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若宋渔父先生其最著者也。这是蔡元培先生亲眼见闻的写实，而不是故意溢美的客套。
1904年12月，宋教仁因举义事败亡命日本，一为避清廷的捕杀；一为作负笈求学的打算。当时，留日学生界几乎以学习军事为风气。因为大家都以为要富国必先强兵，并且要想推翻腐败的专制政权，也必须建立革命的武力。宋教仁初到东京时，也逃脱不了这一思维模式。在他的日记里就记叙过他学习马术的经历。但是几个月后，他却于1905年6月11日面见清政府驻日公使馆参赞马廷亮，请他帮忙将自己送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6月12日，宋教仁得以进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
当时，中日友人对宋教仁的个性兴趣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宋教仁头脑细密，秉有天赋的组织力和经国的才能，因此建议他学习政治经济学。宋教仁在努力学习学校功课之余，又潜心翻译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实况的书刊。一方面个人藉此研究各国政治经济的优劣得失，一方面将它介绍给国人研讨。并且译述稿费所得，不仅可以添购新书刊，有时还可以济革命党费用的不足；例如宋教仁所译述的日文名著财政学一书的稿费就使同盟会渡过了一次经济上的难关。
1906年元月，宋教仁翻译了《日本宪法》一书。2月译《露国之革命》。3月译《英国制度要览》共计60400余字。4月译《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5月译《俄国制度要览》。6月译《澳大利亚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澳匈国财政制度》。这之后宋教仁发生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疾病，住在医院不能学习也不能工作。当时宋教仁才24岁，这种疾病或许是他长年超负荷工作而导致。即使如此，在病症稍好后的同年10月份，他又开始翻译《德国官制》等。宋教仁不但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名著，他阅读的范围更加广泛。这样就使他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都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
宋教仁这样苦学的结果，使他对革命成功后建国的规模计划终于有所得于心。以致于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后，他能够振臂高呼，而且身体力行，试图把自己平生所学之宪政民主理论践行于中华民国的立国纲领之中，当然这也导致他成为中国民主宪政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
为宪政民主殉道——宋教仁走向十字架之三
晚色侵江白，轻舟发夏阳，潮声随岸远，山势送人忙。
大地风云郁，长途雨雪降，悠悠此行役，何处是潇湘？
——宋教仁
上面这首诗是宋教仁于1913年2月由汉口东下上海时所写的诗句。当时，国民党在中华民国首届国会参、众两院议员选举中，参议院获得132席，占48．4％，众议院获得269席，占45．1％。成为国会中的最大党。宋教仁是中华民国建立后极力主张政党政治的第一人。遥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民国肇造，宋教仁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中，力主采取责任内阁制，以期奠定建设新国家之始基，而大多数人则主张总统制。胡汉民在其自传中曾记述了有关内阁制、总统制的争论。当时宋教仁内审国情，外察大势，认为只有责任内阁制适于中国，而孙中山则认为：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复设防制之法度，以此加以反对。以当时孙的名望，话一出口，众皆翕然。宋教仁也不好再坚持，故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采用的是总统制。然而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这个时候的同盟会上上下下对袁世凯有着天然的不信任。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他们又想到了宋教仁当初提出的责任内阁制。于是由宋教仁草就的临时约法出笼，在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临时约法中，总统制又变成了责任内阁制。这种为人造法的坏风气实在始于孙中山之手。袁世凯何许人也？同盟会幻想用这样的方法对付袁世凯，实在是自毁长城，而且也开启了其后随意毁法造法的潘朵拉魔盒。自那时到现在，时间不足100年，而在中国大陆已颁布了15部宪法。数量多则多矣，而中国的国民却没有享受过一天真正的宪政民主平等自由的生活。
依据1912年3月11日所公布的临时约法第53条：本约法施行后，限10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1912年8月11日，袁世凯公布了国会组织法及参议院、众议院选举法，规定民国会议由参议院、众议院构成。参议院由各省议会，蒙古选举会，西藏、青海选举会，中央选举会，华侨选出之议员组成。众议院以各地人民选举之议员组织之，依人口之多寡每满80万选出议员一人，但人口不足800万的省份得选出众议员10人。并且规定民国二年（即1913年）2月召集国会，实际上中华民国首届国会召开于1913年4月8日。
宋教仁一直致力于建立以议会多党制为主要内容的宪政民主国家。国会组织法颁布后，为了实现自己建立责任内阁的主张，宋教仁着力进行同盟会的改组，以期适应宪政民主制度对政党的要求。1912年8月11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宪进会五个政团集会于北京安庆会馆，就合并为国民党一事达成协议，13日，发表宣言：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人于使人不忘其义，故颜其名曰国民党。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在湖广会馆举行，会议由孙中山主持，大会通过《国民党政见宣言》及政纲。宣言主张：一国政党之兴也，只宜两党对峙，不宜小党分立。大会推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9人为理事，后9位理事互选孙中山为理事长，而孙中山又以自己平时不在总部而推宋教仁为代理事长，从此宋教仁走上了民初政坛的巅峰。
国民党成立后，为应对即将进行的国会选举，自1912年9月以后，各地支分部即积极展开竞选活动。参议员也大多回原籍准备参选。1912年10月18日，宋教仁与王宠惠乘京汉车南下，一方面回湖南布置国会的选举，同时也为了回家见母亲、妻子和儿子。早在回湘之前，宋教仁就曾安排在北京主编《东亚新闻》的仇螯回湘改组湖南同盟会支部为国民党支部，以便竞争选举，宋教仁回湖南后，自己到处演说，结果国民党在湖南的选举大获胜利：参议员10人全为国民党所得，众议员27人，国民党占23人。
竞选之事完成后，宋教仁回到了阔别8年的常德桃源老家。1904年11月宋教仁离开家乡遁走扶桑时，儿子才3岁，母亲身体也还硬朗，而现在流亡归来，儿子已11岁了，对父亲却不认识，母亲也年老多病，且家里已是一贫如洗。宋教仁亡命日本时不过一20冲龄的有志青年，回来时已是名满天下的民国总长。见到衣锦还乡的儿子、丈夫，母亲和妻子悲喜交集，母亲扶着宋教仁的肩膀哭了起来：你幸好活着回来了，以后再也不要出去了。宋教仁也是百感交集，日日与故旧老友饮酒为乐，把治理天下的宏大志向暂放一旁，竟生出事亲终老以尽天伦的念头。
那时的民国犹如一个早产且患有致命遗传疾病的婴儿，风雨飘摇的政治环境随时可能使这个先天不足的婴儿夭折。宋教仁想事亲终老，享乐田园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在故乡日日饮酒的同时，北京的电文也频频催促他离家北上。
而国内政局的瞬息万变，加之亡命海外15年的梁启超的回国，让乡居2个月的宋教仁再也坐不住了。1912年10月20日，梁启超从日本回国后，回到了阔别15年的北京。对于民初的政党政治而言，梁启超是继宋教仁之后的又一位旗帜式的人物。他有意识地团结国民党以外的保守势力，意图组建一个能与国民党在国会相抗衡的大党，经进近一年的努力，进步党终于得以建立，民国初年的国会两大党国民党、进步党得以成形，政党政治也进入实质性的阶段，然而这一切都因为1913年3月22日宋教仁的被刺杀和其后孙中山发动的所谓二次革命而化为乌有。
1913年1月初，宋教仁勉强起身，辞别母亲，东下长沙来到武汉。不知是冥冥之中意识到此次一去将不能复还，还是故土乃真正的世外桃源，自己不愿舍弃快乐而追求烦恼；总之，回到故乡的宋教仁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1913年2月15日，宋教仁由武汉启程抵达上海，途中他写下了本文开头的诗句，而这首诗竟成了他的绝命诗。渐行渐远的故土又成了他的梦境，而这一次却成了故乡与他的永别！
抵达上海的宋教仁得知国会选举国民党大获全胜，踌躇满志的他准备肩负大任迎接国内政局的新形势。
为了在中国推行政党政治，最大限度的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使自己责任内阁的政治主张布达于所有国民，宋教仁所到之处都现身说法，一方面抨击时政，一方面阐述自己的主张，并在此期间形成了自己的治国政见：一、对于国体的主张：1、单一国制。2、责任内阁制。3、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以促责任内阁之成立。4、主张省县并为自治团体，有列举立法权，惟不得与中央立法相抵触。……二、对于政策之主张：1、整理军政。2、划分中央地方行政：缩小省域实行二级制；省下即直承县，省、县同为自治团体。地方自治团体与联邦国之各邦不同。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制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行以重民权。3、整理财务：厉行会计制度；统一国库；设立中央银行，集中纸币发行权；整理公债；划定国费地方费及国税地方税。4、整理行政：划分中央与地方官之权限；栽汰冗员；厉行官吏登庸考试；实行惩戒官吏失职。……
宋教仁在日6年，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期间不仅熟知了各国的经济、法律体系，更大量的翻译了西方各国有关国体，政体及政治制度方面的书籍，他是民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通晓宪政民主制度且身体力行的政治家。面对当时的民国，袁世凯、孙中山无疑是两大对立集团的最高代表。我对于袁世凯、孙中山不赞同议会和平路线而热衷于暴力斗争常常百思不得其解，看过宋教仁的政见之后，才恍然大悟。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孙、袁对政治斗争、经济建设，或抓权、抓位、抓钱、抓军队等古老政治或许了然于胸，但对于组织政党，争取选民，控制议会这套新式政治手段，显然是彻头彻尾的外行。大凡人都是就熟避生的，何况国之重器乎？所以为了自己一己之私利，他们竟置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于不顾，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中国国民最大的悲哀。
组建国民党，主张责任内阁，推行宪政民主，自然遭到袁世凯及其利益集团的忌恨，而同时也受到了自己集团最高领导的漠视。1913年3月20日，射向宋教仁身体的子弹无论来自哪个方向，这里面都包含有袁、孙二人的情绪！因此本人以为宋教仁之死是历史的偶然，但却是民国的必然！
宋教仁死后，民初黄运生在1913年4月2日曾有一篇《宋遁初君死后之观察》的文章，他这样写道：若于最近时间，而风浪特起，则全局皆变，其起伏之所极，殆非人力所能预言。庄子曰：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吾辈处此危舟之下，惟望此噫气之无作耳！
不幸而宋遁初君无妄之灾，竟为此噫气之一，此后吾国是否不至于为恐怖时代，竟非人力所能预言矣。
……
国民党自得哀耗后，愤恨殆达极点。以吾所观察：一、主事者多以刺宋案必与政治有关系，其疑反对党之心思尚少，其疑政府之意思持多，以是竟谓袁世凯决不可为总统者。二、谓文治决不能抵制今日袁派，必须以武断派抵制之。
而袁世凯于3月22日得到宋教仁的死讯后，愕然曰：确矣，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
黄运生在他文章的最后写道：吾哀宋君之死，为国之损；吾未尝不羡宋君之先死，不及见后此惨剧，为一身之一大幸也。
而宋教仁的密友徐血儿也在民立报发表了题为《综论大暗杀案》的文章，他主张国会当依据约法提出弹劾案，使袁、赵解职，由国民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之审判，以为此案最后解决也。这一主张不失为一个明智的解决方案。但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激进派却做出了与之完全相反的举动。
宋教仁为中国宪政民主事业流血牺牲，走上了中国的十字架；而孙中山为宋教仁复仇，发动二次革命，却使民国走进了地狱。
宋教仁死后，曾有挽联这样写道：
哲人其萎乎，莽莽神州，更有谁为医国手？
死者长已矣，迢迢湘水，不堪卒读招魂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