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陈竞
近日，记者因报道“文怀沙事件”搜集资料并多方采访，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无论是采访对象还是普通大众，很多人缺乏对“国学”和“大师”的常识性认识。于是，记者采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请他谈谈“国学”和“大师”的历史渊源及对当下文化生态存在问题的看法。
2006年，70岁的朱维铮被德国汉堡大学亚非学院授予荣誉哲学博士学位。这是汉堡大学授予中国人的第一个荣誉博士。德国汉学家们称赞他为“低调的大师”，而他说，大师不敢当，自己只是“中国史学的一名从业者”，大师需要时间的检验。
既然讲历史，没有根据的话不要乱说
记者:您认识文怀沙吗？对他了解多少？
朱维铮:不认识，但我见过他。1952年，我在无锡读中学的时候，听文怀沙念楚辞，当时他大概30来岁，到现在有57年，加起来80多岁，没有他讲的一百岁。那之后很久听不到这个人。关于他的传言在文学圈里一直有，说他进去(进监狱)是因为生活腐化。我想李辉说的那些话大概不错。也没有听说他有写过“反江青”的诗。
文怀沙主编的《四部文明》，没看过不敢评判。编旧籍要有版本学、音韵学等很多方面的知识。我编过一些旧籍，我知道做主编如果不想挂空名，投入进去的话，要耗费很大的精力，有时候辨一个字都要花好几天。现在乱挂主编名头的事情很多。这些年，具体地讲，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实现“实事求是”，尤其是在学术界。这样下去，这种风气还会持续。
记者:“文怀沙事件”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在他身上，有“国学大师”的称号，这也再次引发人们对近年来持续的“国学热”的关注。很多人发问:“国学”到底是什么？
朱维铮:中国有很复杂的传统。很多东西最怕“模糊”。1900年之前，中国没有“国学”一说，只有跟西学相对的中学，跟新学相对的旧学。“国学”和“国粹”的概念都来自日本。据我所知，“国学”概念最早是1902年引进的。最早被中国人所用是在1903年，梁启超、章太炎给黄遵宪写信，约他一起来办《国学报》。黄遵宪指出中国没有“国学”，原因之一是中日情况不一样。中国人开始讲“国粹”也是在1903年，出现在章太炎在上海西牢里写的《癸卯狱中自记》，意为自己担负了弘扬汉族文化精粹的使命。有一个叫宋恕的学者，看到“国粹”这个概念就批判，他说，既然有粹就有糟，就有糠，那么国糠是什么？既然讲国粹，为什么不讲国糠？这在当时有巨大的影响，后来章太炎就不讲了。中国只有一个“国故”。1910年章太炎出版《国故论衡》。“五四”以后，重新回顾传统文化就叫“国故”。
一提到“国”，很多人把历史上的“国”对等于大一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这个概念在古代是区域性的，与发展成现在的56个民族的版图概念完全是两回事。我们现在讲“国学”首先要定义。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的所有学说都是国学，而不仅是孔子和儒学。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人，包括政府官员，必须了解一点历史。现在讲“国学”，强大的舆论机器一哄而上，大家都在讲。但它的内涵、外延是什么？历史上一再争论过的东西，现在也没讲清楚。你可以坚持你的观点，但我仍然坚持一条:既然讲历史，没有根据的话不要乱说。学术需要普及，但不要帮倒忙，这对年轻人影响很大，到最后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大师”最根本还是要时间来评判
记者:“文怀沙事件”除了再次引起人们对“国学热”的关注外，对当下“大师”丛生的现象也提出了质疑。您怎么看待“大师热”？当下有大师吗？
朱维铮:首先，我承认历史上有大师。第二，我们要知道大师在历史上有不同的概念。“大师”一词，初见于《周礼》，说是周代宫廷乐官长的职称。据清代经学家考证，它即《论语》所述教孔子学音乐并体悟天人关系的盲人艺术家。但孔子死了，鲁国衰乱，他们四散流亡异国，“大师”也成绝响。到了两汉，济南有个90多岁的老头，能背《尚书》中的20多篇篇目。凡是跟着伏生念书，能识字、能教别人的都叫“大师”，至于教得怎样是另一回事。汉武帝“独尊儒术”，他的丞相公孙弘，又将五经博士变成候补文官的师傅，读一经而应试，便可做官，禄利随之。这时，“大师”是经官方认定的。到了唐朝，三教并争。佛经翻译家玄奘在《瑜珈师地论》中把佛祖翻译成“大师”，当时影响很大。随后，活着的高僧统统都叫“大师”。唐朝之后，凡和尚均称“大师”，包括那些酒肉和尚。这就好比“博士”这个概念，汉朝通经的叫博士，是官职，宋之后这一称谓就泛滥了，卖茶的叫茶博士，卖油的叫油博士。
“大师”回归到比较严肃的地位，是在清代。汉学复兴，民间经史学家按学问分等次，各学派的继往开来人物，被公认为大师，才给这个徽号恢复了名誉。
看看现在尚在人世的“大师”们吧。有他封的，有自封的，还有故作谦退其实自我炒作的。是不是人人都可以称“大师”？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尺度，“大师”原是指人文学科的主要人物，后来扩展到教育、科学、卫生等各领域。有两种情况，第一，真正对某种学说有开风气作用的；第二，在特定领域取得卓越贡献的。
“大师”的概念要有限定。全面考察其人品、学问、功业等方面，不全面的就要加以限定。比如，陈寅恪在各方面都很杰出，他特别强调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学界影响很大；再比如，马相伯，政治背景不谈，但他创办大学，进行教育改革，一辈子坚持“反对外来侵略”，至死还对抗日战争念念不忘。
现在大师满天飞。我最讨厌的就是自封，更奇怪的是政府封“大师”。政府官员的职责就是做好服务工作，封大师只会成为笑柄，会把大师毁掉。
对于目前有没有真正的大师，我觉得没有。虽然活着的“大师”很多，但都没经过时间的考验。以前有种说法叫做“盖棺定论”，一个人去世了综合起来论定。当然，不排除一个人活着有巨大的影响，可以叫“大师”。但最根本的还是要让时间来评判。对有些人来说，还是用“盖棺定论”比较好，让时间来评判。
文怀沙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记者:您认为当前的文化生态中还有什么问题值得反思？
朱维铮:我们一直都在反思，可为什么反反复复又回到原点。现在的反思有哪一个是新的？比如关于“国学”的问题，清朝末年黄遵宪就有不同意见。而且现在的争论也不像清朝末年那么深刻。“国学”变成了孔子学说，这完全是混说。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小传统，各个小传统中又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很多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中国那么大，民族那么多，传统那么复杂，问题层出不穷是可以想见的。很奇怪的是，我们总是在重复过去。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百家争鸣。
“文怀沙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汉武帝好长生术，有一个老神仙自称有几百多岁，死后一求证才60多岁。历史上可以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这些问题绕来绕去，你能怎么办？没有学问，最基本的字眼都是错的，还要被封为大师，你能怎么办？我们只好说“文怀沙是个特例”，用以自嘲。说假话，借机钻营，已成学界风气。如果不改掉这种恶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自由。
现在确实有很多诱惑，有些人不择手段地钻营，这其中就有我的学生。我没有能力改变别人，我能做到的只有一条:管好自己。教师是我的职业，我只能要求自己遵守应有的学术道德和学术操守。
来源：文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