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的年代
八零年代写「野火集」时，被「请」去吃饭，那位掌管意识型态的国民党高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写的，是祸国殃民的东西。」
他很明白：我，还有许多比我勇敢比我早慧的前辈和同辈们，在进行主流价值的拆解。
主流价值，譬如爱国。为什么要爱国？国如果不可爱呢？国的形成如果没有人民共识呢？譬如不能「侮辱元首」。元首为什么不能侮辱？谁来界定「侮辱」？元首应该凭什么来让人民尊敬？
譬如读书报国。读书为什么要报国？可不可以读书为了自己？可不可以根本不读书，只是生活？无所事事可不可以作为生存的理由？譬如「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谁决定何谓「大我」？「大我」不是为了「小我」才存在的吗？「小我」牺牲了，还有没有「大我」？
譬如「大有为」的政府。「大有为」的政府就是危害最大的政府，进步的最大障碍。譬如新闻要「自律」、国家要「安定」。新闻自律是箝制言论的借口，国家安定是愚民统治的幌子。
譬如「孝顺为齐家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服从为负责之本」等等，没有一项不是可以彻底推翻或局部颠覆的价值观。
五零年代出生的我们，活在一个钢铁打成的机器里，于是我们用尽心机地去拆，拆，拆，那是一个「解构」的年代。现在三十岁的人，当时大约十岁，不会认识钢铁的强大也不易体会解构的艰辛，就如同我们不尽理解我们的先行者面对颠沛流离和殖民统治的心境一样。当六零年代的人进入耳聪目明、人格定形的二十岁时，原来的钢铁价值被拆得差不多了，九十年代的「主流」价值已经接近我们当年的追求：强调个人价值，从而渐渐演绎出自由重于自律，进步重于安定，解放重于守成，享受重于责任，个人，重于集体。七十年代的大学生谈家国重任，九十年代、二十一世纪初的大学生谈自我完成。「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在八零年代以前几乎不可能的一种处事态度，变成流行的哲学。
每一个少年大概都曾经拆过音响，打开盒子，松掉螺丝丁，卸下所有的零件让机器彻底解体。解构带来快乐。但是，解构当然不是终极目的，建构才是；要在有限的条件下组成一个高品质的音响，重新建构却困难得很。
在重新建构的过程中，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没有模板可依循，也没有标准可评断。从璩美凤的偷拍光盘到林毅夫的叛逃处理，从李登辉上法庭听讯到统独的公投拉锯，是和非，像雨水不小心滴到墨，一片模糊，看不出界线，只剩下个人立场的选择。黑和白的概念被抽掉，所有的事情都在一个灰色混沌区中搅拌，理直气壮地发生，大剌剌地存在。
这，不就是你们这一代人当年的主张吗？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线的风筝
没什么不对。混乱，是「大破」和「大立」之间必经的过程。当原来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因为僵化空洞而被丢弃，每一件事情其实都在挑战这个社会重建价值的能力：外籍劳工的人权尊严和我们的种族偏见怎么拉锯？政治操弄和公共利益之间怎么平衡？国家安全和个人自由的界线怎么厘清？自由和自律怎么可能并存？有没有更高的价值和商品化抗衡？在现代化的语境里，个人的修身还有没有意义？公民道德在各种价值的矛盾中，究竟指的是什么？在许多曾经被尊敬的价值已经成为被讪笑、被鄙视的东西之后，在解构了「道德」之后，我们究竟还需不需要「道德」？
在「不相信」之后，是不是还得找回「相信」？
从前听了太多的教条、做了太多的起立敬礼，今天，总统走进来，许多人却不站起来。有人说，对，这就是民主的表现。我却认为这是失礼──失礼的原因这里不论。我或许不欣赏、甚至全力反对这个做总统的人，但是只要他拥有「总统」这个公器，被投以全民的期待，被托以全民的信任，我就必须以礼相待──尊重这个公器其实是尊重那赋予公器意义的人民；站不站起来，不是民主的问题，是文明的问题。
从前被灌输了太多的国家认同，今天，谈国家固然被视为绝对的落后，即使谈文化认同都可以被耻笑。要国家干什么，有人说；文化认同是什么，也有人说。「我的孩子到澳洲读国中，美国读高中，英国上大学，读博士，国际人的认同才是真正的身份证。」
国际化是现代化中极重要的一环，但是在这样一派轻松的「国际主义」逻辑里，我却看见深层的问题：有「办法」的人，都把孩子送往先进英语国家受教育，于是纽澳英美的学校挤满了来自中国、韩国、台湾、香港的孩子。学费可以高得离谱，而排队候补的亚洲孩子成千上万。也就是说，英语国家在教育上经过长期的耕耘已经打好基础，亚洲人来享用现成，但是，当有现成的可以利用时，亚洲人本国的教育基础又由谁去长期的耕耘呢？英美教育出来的孩子成材之后，继续耕耘英美文化土壤的多，回头来灌溉亚洲本土的少，于是强势文化越强，弱势文化继续弱。大量的亚洲少年被送往国外就学，所凸显的不是国际化的多元含意，反而是亚洲本土教育文化基础的扭曲，反而是强弱文化的对比与一元化的继续。
与国际接轨是一种竞赛，谁越快学会全球性思维，谁就越进步，但是，所谓国际主义，如果脱离了本土与传统的观照，就变成一种文化的虚无主义。风筝飞得再高，线，必须握在自己手里，否则，怎么知道那是谁的风筝呢？
坚持本土和传统重要，不是出于狭义的民族主义，而是希望比较弱势的文化传统不至于被全球化统一，被现代化淘空，从而保持世界的丰富多元。
教孩子相信
从前被赋予太多的责任，今天，直率的年轻人对我说，龙应台，你们五零年代的人背负了「读书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的十字架，但是我们新世代的人，对不起，不想背你们的十字架。我们唯一的十字架是「如何在成千上万yahoo交友的照片中，找到一个自己最顺眼的伴侣。」
我哑然失笑。
谁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忧国忧民的呢？大学时代，有那么多同龄人选择过自己的日子：整天打麻将的、通宵跳舞的、到处找「顺眼伴侣」的、出了国就誓死不归的、立志「玩物丧志」的、吃喝玩乐无所不为的。。。不管哪个时代，认真地心怀家国社会的总是少数，那少数中，学而有成的，又是少数；学而有成还对家国之思持之有恒而且加以实践的，更是少数中的少数。社会的进步，是这些少数执着的人锲而不舍的推动，发挥影响而造成的。大多数的人，就搭了进步的便车，顺势前行。
不必谈社会制度的进步，即使只是一个灯光迷炫、乐鼓沸腾的酒吧舞场，也不会凭空而来。在舞场存在以前，有人努力过，使这样的狂欢文化被容许而不是被取缔。然后，在「狂欢」的背后，必须有人制订法规，有人做消防检查，有人处理噪音，有人组织音响，有人筹备乐队，有人清理垃圾，有人设计下水道。也就是说，每一百个享受狂欢的人背后可能有一千个默默工作的人。
假设说台湾五零年代出生的的人解决掉了专制的问题，现在的社会，是不是一个没有问题以致于年轻人无可发挥的的社会？怎么可能？贫富不均，是非混淆、公平与正义不明、权力与责任的规则混乱。。。我看见的是一个更复杂、更难理解、需要更高智慧去面对的未来。如果「新世代」的人觉得他们唯一的十字架就是寻找「顺眼伴侣」，那么他的「轻」可能正是他不堪负荷的「重」呢。
沉重的「十字架」，不管是哪一个时代，总是在的；愿意看见它而且去背负它的人，不管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世代」，总是少数人。重点是，那少数人不能没有。
搭便车是容易的，但总得有人开车，而且是清醒地开，因为上车的可能是一群尽情完成自我、狂欢归来的醉客。
凡是在谎言中长大的人，「不相信」是琢磨出来的智慧。可是「不相信」像硫酸一样，可以溶解掉谎言，却不能拿来为孩子烤蛋糕。要建立让孩子世世代代生长的家园，是不能靠硫酸的。我们需要「相信」：相信政治人物有品格，相信文明不可或缺，相信自己脚踩的土地有人灌溉，相信沉重的十字架有人背起，相信在翻来覆去、喧哗浮躁的潮流中还是有一些恒久不变的东西，怎么颠倒都不被腐蚀，譬如责任、品格、道德、勇气。。。
教孩子重新学会「相信」──告诉我，这十字架你说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