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联模式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苏联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和外交体制。由于苏联是世界共产党人的“圣地”，苏联模式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五彩环绕，因而也是各社会主义国家竞相仿效的楷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和亚洲的中国等，在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国有化、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之后，都纷纷按照苏联的样子实行了五年计划（个别国家是六年计划），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到50年代中期，苏联模式在苏联已经存在了30年，在东欧各国也都确立起来了（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模式多少有些例外），在中国则正处于确立之中。
不论在苏联，还是在东欧国家，还是在中国，苏联模式对于这些国家巩固政权、发展经济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时期的推移，实际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各个方面出现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政治上，一是在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越激烈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大搞肃反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苏联30年代后半期连续进行了三次大清洗，50年代又先后制造了“列宁格勒案件”和“医生间谍案件”，蒙冤者无计其数。东欧国家在反对南斯拉夫的情报事件发生后，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蒙难者和受牵连者都是党员干部。上述这些几乎百分之分是冤案。
建国以后，中国于1951～1952年进行的“三反”、“五反”已经存在着打击面过大的问题，
1955年进行的肃反运动所造成的错案率则超过94%，
而诛连无数、沉冤长达24年之久的1955年反胡风运动则地地道道是一个错案。
二是个人迷信盛行。苏联对斯大林的歌功颂德开始于1929年，当时他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凌驾于党、国家和人民之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在各自国家所受到的尊崇和所拥有的权力，与斯大林在苏联大同小异。
经济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样一些弊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过急、过快地搞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农民缺乏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国家的粮食收购计划完不成，城市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提不高。中国的“一化三改”比起苏东国家来，步伐还算稳健，但也仍显过急，至于说中国的计划管理，则与苏东国家不分仲伯。
二
苏联模式的上述种种弊端，在苏联是由马林科夫1953～1955年就任部长会议主席期间实行的主要目的在于调整斯大林时期经济政策的“新方针”和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秘密报告》）揭露出来的；在东欧则是通过一系列事件暴露出来的，如1953年民主德国的东柏林事件、匈牙利的切尔佩事件、捷克斯洛伐夫的比尔森事件，1956年波兰的波滋南事件和十月事件、匈牙利事件等等；在正处于“苏联模式化”过程中的中国，苏联模式的弊端也逐步显露出来了。
引起轩然大波的秘密报告、震惊世界的波匈事件和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深深地触动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尽管党和国家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在二十大以后也思考了中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然而，对中国怎样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毫无疑问是毛泽东的言行。
如何防止斯大林悲剧和东欧的风波在中国重演，归根到底也就是中国应当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毛泽东最为关切的。1956年4月，在谈到应从苏共二十大得到什么教益时，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于是，1956年3～4月和11～12月间，毛泽东主持写作和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两篇文章，1956年4月到1957年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多篇讲话，都是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重要例证。
从思考的结果上看，一方面，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和违背集体领导原则；东欧国家出现动荡除了有阶级斗争方面的因素之外，主要由于共产党在领导上存在着这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上或政策上犯了错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
基于这种看法，毛泽东开出的治病药方是“整风”，即“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于1957年4月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在全国展开。
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思考的基本出发点又是维护苏联模式，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种模式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标本。为什么这样讲？第一，毛泽东坚决反对铁托、陶里亚蒂等人将斯大林犯错误归因于苏联政治体制上的缺陷，反对将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个人迷信归因于官僚机构的看法。
第二，毛泽东坚决维护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对于前者，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他要保护斯大林，强调斯大林的功绩和全面评价斯大林；
对于后者，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和“共同道路”，认为“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
第三，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六条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实际就是以赞成不赞成苏联模式为区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第四，这期间还有两个重要的变化特殊值得注意：一是《一论》充分肯定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并且提出要反对教条主义，《再论》则不再强调反对个人崇拜，相反认为这是找借口来“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修正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
二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改变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阶级斗争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其实，毛泽东认定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弊端根本原因的“三风”（也被称作“三害”），只是斯大模式的外在表现，而不是产生各种问题的根源。由于历史的和自身的局限，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苏联模式本身的问题所在。与这种面上的思考相适应，毛泽东，毛泽东提出的整风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即便对于“标”也仅仅是量上的、暂时的调整，经缓和各方面的矛盾。政治上如此，经济上也如此。比如，他认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下来了的。”
这种旨在维护苏联模式的“末端”上的调整不仅有很大的局限性，更有很大的“变数”，非但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而且很快地走向了它的反面。
三
在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人思考的同时，在毛泽东和党中央帮助中共整风的邀请下和“大鸣大放”热潮的激发下，1956～1957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理性思考和探索。
在决定进行主要是批评党员干部缺点和错误的整风之后，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重要人士进行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干部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毛泽东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缓解知识分子建国后因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受到整治、冲击而产生的消极、怨恨情绪，“缓和党和非党群众特别是非党知识界的某种紧张关系”，营造一种宽松的政治氛围；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进行一次“火力侦察”，因为在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的匈牙利事件就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对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十分信任的毛泽东，担心此类事情会在中国发生。
面对礼贤下士的毛泽东和诚恳相邀的中共中央，素有“为知已者死”品质的中国知识分子走出“冬眠”，以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投身于整风运动。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及各高校党委主持召开的各种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敞开心扉，真诚地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出现了热火朝天的“鸣放”或“大鸣大放”的局面。在这过程中，知识分子除了对“三害”的种种表现进行批评之外（其中不乏有因长期受压制、受排挤或受忽视而产生的忿忿不平的情绪），更主要的是对苏联模式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性思考。
综合起来看，知识分子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三个大的方面：
政治上，许多人提出个人崇拜和“三害”产生的原因主要不是思想方法问题或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中、国家政治制度上有缺陷。这突出表现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的“党天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完备，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不健全。所以，解决这些问题单靠整风是不够的，而是要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具体讲，一是要实行党政分开，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如废除党政领导的“双轨制”，加强政府和人大部门的领导权限。党应当将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会上变成法律，再由国家管理机关具体实施；二是要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以法治国，保障宪法赋予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三是要充分发挥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作用，使之成为真正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制订的“设计院”。
这些内容构成1957年大鸣大放的主要内容，也是知识分子最为关切的问题，其主要目的是探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实现民主政治，如何根治已经揭露出来、或者已经暴露出来、或者已经显露出来的斯大林模式的弊端。
经济上进行思考和探索的人更多。这里提几个非常典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著名的思想顾准在“双百”方针提出来以后，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并发表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上面，在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命题。
这篇文章对于完全否认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斯大林模式不能不是一个挑战，顾准因此也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第一个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人，对孙冶方等经济学农都产生了影响。
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效率低下，当时民建中央副主席章乃器提出：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资本主义有好有坏，应当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用的东西；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得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的私营企业，其原因就在于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有些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一点。
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学生经过详细研究后提出：中国的工业化政策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重新考虑，不能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则被忽视，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必定会速而不达。在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上，中国不仅要研究苏联建设的经验，而且要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特别是美国工业化的经验，要善于全方位地学习。
知识分子探索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直接反对中国照搬斯大林模式。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说，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所遵循的唯一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已经没有一个理论与实践的标准了。北京大学学生谭天荣用这样一段引文表明了自己的同样观点：“不承认任何种类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要最无情批判，一切都要站在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或者开始证明其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其存在的权利，思维和理性成了测定一切现存事物唯一的尺度。”
民主上海市副主委彭文应认为“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提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决不可看苏联的脸色行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提法是不妥当的，应改为以苏联为先驱。
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民盟中央常委曾昭伦、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钟孙等人对高等教育交往过程中苏联和斯大林表现出来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进行了谴责。
上述这些绝不是个别人的个别观点，而是整个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精神和真心报国的品质的反映。也许有的批评
言辞过于激烈，也许有的观点过于尖锐，也许有的思考还不深入，也许有的论证还不充分，也许探索者本身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与不足，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他们的思考和探索触及到了斯大林模式本身的根本缺陷，他们的主张是要走一条与苏联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
四
上述两种探索所产生的碰撞便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对此，有这样一种迄今为止仍属正统的、权威的看法：由于“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散布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放肆地向党进攻”，毛泽东和党中央才发动了一场很有必要的反右派斗争，其不足之处只在于范围“扩大”化了。
其实，反右派运动中遭到批判的言论多半都是在毛泽东决定发动这场运动之后，近些年来出现的有关著作大都直接或间接地否定了这种观点。
如果将上边谈到的两种探索并列地放在一起，就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即知识分子要从根本上改造的，正是毛泽东竭力维护的苏联模式。更有甚者，有的批评还直接指向毛泽东，除了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之外，1957年6月15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了《陕西日报》12日刊登的一篇题为《“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在大鸣大放期间，类似的语言还有不少。苏联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对党及其领袖只能恭维、歌颂，而决不能批评、不敬。直截了当地批评不仅领袖本人接受不了，就是长期生活在这种体制之下的党员群众也接受不了。于是，毛泽东于1957年5月15日起草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决定进行反右运动并且亲自布署了“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的“阳谋”；于是，中共中央于5月14、16和20日接连下发了3个文件贯彻毛泽东指示的文件。《人民日报》6月8日发表的《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吹响了反右派运动的号角。
表面上，这场运动的结果是有55万多人被划成与“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相并列的“右派”。
然而，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实际结果更要可怕，那就是毛泽东和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在很大程度上都中断了。
毛泽东思考和探索的中断的直接后果就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了反向的总结，进而将斯大林模式在中国最大化。具体说，政治上，由于认为反对个人崇拜是修正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共八大提出的反对个人崇拜到1957年转变成为推崇个人崇拜。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改变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之后，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两方的认识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其它一些因素，就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不断，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
经济上，由于把对斯大林模式的任何调整都看成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便以更加强化的方式来发展中国经济，1958年开始搞“大跃进”、刮“共产风”，结果造成“饥饿经济”、“糊口经济”和“短缺经济”。60年代的调整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阶级斗争的份量不断加重，特别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极“左”错误思想指导下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的措施当成“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来批判，反“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赶“社会主义大集”。结果，在经济体制方面，中国非但没有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弊端，相反搞得比它更加集中和僵化。
知识分子思考和探索的中断主要表现为他们在反右运动开始后纷纷缴械投降和随之而来的“既可杀又可辱”的境遇。那一篇篇检讨书、认错书和形形色色的思想汇报映射出的是真理在谬误面前的无奈和屈服。虽然知识分子中不乏有像顾准这样“点燃自己照破黑暗”并“在地狱里思考”的人；
虽然也不乏有像林昭、张志新这样“舍身求法”的人，
可随着成为“臭老九”的于位的沉沦，知识分子的“悟性”也逐渐消退，而被鲁迅尖刻批评过的“奴性”则日益上升；
“为民请愿者少”，而对领导人的言语进行恭维、歌颂和“煎、炒、烹、炸”者多。知识分子自己的思想从此也就少见了。
此外，这次反右斗争也严重地扭曲了人们的灵魂，使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大大地降低。不求实、只讲虚，话假话、空话、废话成为主流风气。时至今日，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个道德重建的问题。江泽民总书记最近提出“以德治国”的意义可能就在于此。
如果将各方面的逆转综合起来，中国在1957年以后的20年间实际是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之中。当许多国家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好时机快速发展自己，实行“无产者有产化”、“劳动者知识化”，中国却在自残、自误，实行“全民贫困化”、“知识分子劳动化”，远远落在世界的后面。教训之深刻，令中国人永远刻骨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