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所谓苏联模式，也称斯大林模式，指的是苏联在30年代确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及外交体制。具体到这种模式的经济方面或者说苏联的经济模式，我认为，它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纯粹的、非商品的、非市场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共产主义实践相结合。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准不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不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富裕程度，而是以行政手段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
它具有哪些特征呢？
第一，单一的公有制。到1937年，苏联工农业中非公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已经微乎其微，在工业总产值中，公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占99.8%，在农业总产值中占98.6%，在商品流通中占100%。与此相适应，在阶级结构上除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之外，苏联已不存在其它阶级了。
第二，非均衡的经济结构。苏联工业化的基本特征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在重工业中又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期间，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占70.7%，其中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重由1928年的60.5：39.5变为46.6：53.4；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3～1937），重工业增长速度为19％，产值增加了1.4倍，轻工业增长速度为14.8%，产值增加了1倍，但农业产值只增加了54%；在1938年开始执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生产资料产值增长107％，消费品产值增长72％，农业增长52％，军事工业投资占整个工业投资中的25％以上。
第三，排斥价值规律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所谓指令性，是指国家的计划具有法律效力，国有企业由国家经营，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供销、价格等统统由国家规定，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权。这种经济与商品经济完全对立，认为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解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必须保证国民经济中的公有部分战胜私营部分。
第四，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决策权、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配权全部集中在中央，党和政府通过发布命令、作出决议的办法和采取行政组织手段，与各企业和经济组织发生关系，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最后，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恪守“一国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两个平行市场”教条，长期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之中。
这种经济模式虽然在一定时期对苏联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也存在着种种类似定期不定期发作的病毒般的缺陷。苏联高速发展的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是以牺牲轻工业和农业并且归根到底是以牺牲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低水平为代价的。1953年时，苏联工业总产重中，生产资料的产量已经超过了70％。至于说农业，更是长期低迷不振，1933－1940年间粮食平均年产量还赶不上1913年的水平；1952年，苏联农业机械化率虽然已高达87％，但人均占有粮食只有432公斤，而1913年人均占有540公斤。其结果又在较高的层次上重现了军事共产主义的弊端。
2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６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主专政》一文中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的经验，中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所以，“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既然在社会发展方向上选择向苏联“一边倒”，因此，苏联的经济模式也成了中国人信奉的圭臬。对此，毛泽东1953年2月在政协第四次会议上讲的一段话最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是从外交角度来理解、论述“一面倒”政策。
的确，这个政策最初与“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起并列为三大外交方针。
但是，这只是一层含义，而且在实践上中苏完全站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更深层次上，“一边倒”政策所表明的实际是把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锁定在苏联模式上面。
3夺取政权不易，巩固政权更难。经过二十多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掌握了国家政权，可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却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头脑中实际上一片空白。所以，向苏联学习的重点实际上在于经济建设方面。另外，就其背景而言，还有三点也必须考虑到。一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极其落后。建国前，“在国民经济中，个体农业手工业占90%，近代工业只占10%。工业的成份主要是轻纺工业、食品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1936年，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工业产值仅占23%，消费资料工业产值占77%。基本上没有制造业，汽车、拖拉机、飞机等都不能生产。中国虽称‘农业立国’，但农业生产水平很低。解放前粮食最高产量只有2774亿斤。”
二是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险恶。一方面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军舰进入台湾海峡，国民党乘机叫嚣反攻大陆；另一方面中国志愿军10月赴朝参战，直接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撕杀。中国共产党人此时所面临的难题仿佛是十月革命后布尔什克党人所面临的难题的“克隆”。三是主要在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下，经过三年（1950～1952）的努力，中国迅速地恢复了在建国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5%，农业总产值增长48．5%，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元均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这样一来，在经济上学习苏联似乎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其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实施。
五年计划本身就是苏联的发明创造。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25年开始编制1928年开始实施的。关于它的意义和作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说，“宏伟的建设任务和极其伟大的社会经济改造任务不能仅限于年度计划范围。这些任务需要制定相应的远景计划。苏联1928/1929—1932/1933年度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这样的计划……在为期五年的远景计划中可以反映社会物质生活成熟的要求和相当准确地预料这些要求的进一步发展，正确地确定国家增长的实际资源，拟定具体的生产计划和建设计划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和国家各地区之间的基本比例。在五年计划中可以相当精确地规定技术进步的方向，运用新技术和先进工艺的可能性，确定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技术水平的经济效果。因此，五年计划成了苏联国民经济远景计划的一种主要形式。”
到1955，苏联已经实施了5个五年计划，经济模式的方方面面也就在这过程中固定了下来。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51年春天开始由中央财经委员会着手编制，前后共编制了5次，直到1954年，也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了二年多才最的编制完毕。
1952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编制出了由《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组成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此基础之上写出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报告，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了综合性的全盘设想。根据这个计划，“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重要载体的156个项目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的。其中前50项是1950年苏联利用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援建的，它们涉及到了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主要煤炭、电力等能源工业、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基础工业以及国防工业；
另有91项是根据1953年两国政府代表团达成的协议苏联援助中国新建或改建的工程项目；最后的15项是1954年赫鲁晓夫率领政府代表团访华期间追加的。在这三部分中，最值得说的还是中间那91个项目的确定。
为了与苏联共同商讨第一个五年计划具体内容并且主要是为了得到苏方的支持和帮助，1952年8月到1953年5月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就上述问题与苏联方面进行协商。代表团由周恩来亲自率领，副总理陈云和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为副团长，成员主要是负责能源、冶金等重工业部门的领导和负责国防工业部门的军队方面的领导。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当时急于发展的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代表团于8月17日到达莫斯科，周恩来与斯大林进行了两次会晤，9月22日同陈云、粟裕等先行回国。具体协商事宜由李富春负责，最后取得了成果就是1953年5月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根据协定，到1959年连同以往三年实施的50个项目在内将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141个大型工程。
根据从头到尾参与了此事的人的回忆和有关156项建设工程的文献，这次访问的以下两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第一，学习苏联五年计划的编制经验。袁宝华在文章中回忆说，“我们代表团此次去苏联的目的，就是要谈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请苏联帮助设计和援助的项目。所以，为了使我国的五年计划同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相衔接，我们开始学习和讨论苏联的五年计划大纲草案。”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是苏联战后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是在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的基础之上，完成与改组战后经济和恢复受害地区固定基金有关的大规模的再分配过程，重新编制速度和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
“学习和讨论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草案，使我们比较系统地了解除了苏联五年计划的制定方针和内容，有益于我们充实和完善我们的五年计划。”
光是自学不算，中国代表团还专门听苏联专家讲课。“1953年1月26日确定了讲授的内容，并从1月30日开始听。从1月30日到2月26日，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由苏联计划委员会的14位副主席和主要委员分别给我们讲课，前后共讲了20多次。我们十几个人，分头把听课内容详细记下来并加以整理，编辑成一本书，就是后来由国家计委出版的《关于经济计划问题》。苏联专家讲授的主要题目有：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组织和国民经济计划的平衡方法；工业生产计划；黑色冶金计划工作；燃料工业计划；电力；机器制造；基本建设计划；劳动计划；干部教育及技术人员与工作的分配；人民财政收支计划；商品周转计划；生产费与周转费计划；农业计划；财务计划；物资技术供应与物资平衡计划；统计工作；新技术计划。”
第二，在与苏联正式进行谈判之前，中国代表团中负责工业的成员实地考察苏联的重工业。他们主要是参观大型企业，如莫斯科的斯大林汽车工厂、红色无产者机床厂、第一滚珠轴承厂、变压器厂、煤气厂、电动机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乌拉尔重机厂，卡敏斯克乌拉尔加的乌拉尔铝厂，下塔吉尔市的人造树脂厂和冶金厂等等。“参观工矿企业，使我们对现代化的大工业有了切身感受，并学习了他们管理企业的经验。虽然时间不长，确实增长了不少知识。”这不是袁宝华一个人的感受，由于他们都是新中国工业最早的开拓者，所以他们的切身感受在中国工业发展中实际都物化了。
另外，1953年6月，也就是在中国政府代表回国之后不久，＂中央要求国家计委，参考苏联国家对计委提出的意见，对五年计划纲要再修改一次。苏联当时已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比较丰富的经验，而我国却刚刚开始编制中长期计划，十分缺少经验，他们所提出的意见无疑是有益的。＂
这当时在中国大概是很普遍的看法。
1953年9月3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李富春专门就与苏联政府商谈对中国援助问题向中央政府作了一个报告，主要讲了三个大的方面，一是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和方针问题，二是与苏联政府商谈的结果，三是当前任务。在当前的任务中，李富春提出，第一，要以苏联帮助我们建设与改造的141个企业为骨干，配合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按照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来制定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加强基本建设工作；第三，苏联花了很大力量为我们设计的141个企业，并帮助我们建设，为此她将派大批专家来中国，因此我们必须做好一切建设上的准备工作；第四，学习苏联，培养人才。
这样，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苏联的经济模式也基本上在中国确立起来了。
4为了配合经济上学习苏联，新中国在1951年底到1952年对高等学校进行了调整，使之为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服务。新中国高等教育基础主要有两部分，一是解放区的各种干部学校和“人民革命大学”，另一部分是旧中国的高等院校。第一部分原本共产党创办的，是培养共产党干部的摇篮。为了有计划地培养和训练大批能够胜任军事、政治、经济、党务和文化教育管理工作的干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各解放区创办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干部学校。其中不少就是高等院校，如华北联合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北方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建设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大学、东北军政大学、东北大学、中国医科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等。由于特殊的出身，这些大学向苏联学习就成了自然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苏联的教育理论和经验、教学大纲和教材甚至教学管理方法最早就是从这些学校实行并传播的。
第二部分则是旧式大学。这些大学的特点，一是办学主体多元化，除了国立的之外，还有很多私立的。“50年代初，中国有私立高校65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28．65%，学生约2．1万人。”
二是受西方影响比较大。这种影响一方面来自西方教会，当时外国教会（主要是美国的教会）资助中国的高校24所，占全国高校的10．55%，学生约1．4万余人；另一方面来自美国，“1947年美蒋签订了《中美文化协定》，并成立美国在华教育基金委员会，利用美国剩余战时财产售与蒋介石政府所得的二千万美元充作研究、教授及他种教育之用，如在中国各大学推行英文教学，协助美籍教授来华讲学等等。”
这些大学无论在学校结构与管理方面，或在教学内容显然都是西方式的。
建国后，中国政府先是在1950年要求各私立大学在办学宗旨、学制、课程、教学及行政组织上，都要遵照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和《专科学校暂行规程》；接着，在1951年又收回了教育主权，实行宗教与学校分离，将由外国教会资助的大学一些收归国有实行公立，如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另一些改为中国自办，维持其私立性质但由政府资助，如东吴大学、岭南大学、震旦大学等等。
综合起来看，第一部分成立时间比较短、正规性差，第二部分成立时间长、正规性强，但受西方影响较大。另外，在专业分布上，文科和理科多，工科少，而重工业和制造业几乎是空白；在地区分布上，高校主要集中在京津沪和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不多。高等教育的这种局面显然与向苏联“一边倒”的总体精神不符，与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计划更不相适应。在这种背景下，1951年底到1952年，国家对这些旧式的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其目的就是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的体制和适应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
从总的方针看，这次调整是“以培养工业建设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逐步地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将工农速成中学有计划地改属各高等学校，作为预备班，以便大量吸收工农成份的学生入高等学校。专门学院和专门学校又分多科性和单科性两种，它的任务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培养各种专门的高级技术人才。综合性大学的任务，主要是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和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的师资。”
调整的具体过程，这里毋须多谈，但应指出其学习苏联的特点。第一，取消了私立大学，所有大学都为公立，由国家统一管理；第二，变西方式的大学—学院—系三级管理为苏联式的大学—系—教研室三级管理；第三，文理科与工科分开。旧式的综合性的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基本上都是由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工学院组成的。调整之后，这些大学都“偏科”了。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例，经过调整，北京大学集中了文理各学科，成为没有工科的文理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则集中了工科，成为没有文科的理工综合性大学。第四，工科院校的地位更加突出，分工更加详细。除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工科大大地加强之外，原来一些综合性大学的工学院分离出后进一步成立了许多专门性的工科院校，农、医以及法、经和师范也都单独成校。到1953年，工科院校38所，占全国高校的20．65%，工科专业102种，占全国总专业的47．4%。第五，工科院校的专业设置突出重工业，矿业、动力、地质、冶金、机械类占工业专业的39．9%，而化工、粮食、轻工纺织等轻工类只占11．32%，它们的教学计划和所用教材基本上照搬苏联的。
第六，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大大地被削弱。在工科及工科学生大量增加的同时，“文、政法、财经等科的学生却急剧减少，1947年三科学生占大学生总人数的47．6%，1952年下降为22．5%，1957年更是仅占9．6%。”
苏联经济模式在中国安家落户，对于中国迅速地恢复并建立起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有很深的苏联二三十年代的特点。由于实心实意地地学习这种经济模式，所以，当5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自我进行调整时，中国党认为它搞“修正主义”，并就此与苏共展开争论。在批判“修正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将苏联经济模式的种种弊端也推到了顶峰。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就针对苏联模式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了解苏联经济模式在中国是如何确立的，也就无法深刻地理解今天的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