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是典型的西方思想体系，对于中国来说，它可以说是一种“异质文化”。但是这种典型的西方思想体系不仅没有在东方古国毁灭绝迹，反而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这“奇迹”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机制？这是一个关乎中国新世纪战略选择的重要思想课题。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异土它乡生根、开花、结果，实与它和中国本土文化的内在亲和性有着直接关系。简而言之，中国人依据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均平”、“天命信仰”和“人际结构”等等理念，创造性地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原理，从而成功地使外来理论本土化，形成了一整套即区别于传统文化，又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全新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这对我们今天的理论创造活动，具有值得深入思考的意义。
一
我们首先讨论“马克思主义”观念中“平等”思想与中国传统“均平”意识之间的联系。
在较规范的理论意义上，我们有必要把“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概念上作一区分。因为从思想史角度看，前者比后者要宽泛的多。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只是“社会主义”大思潮中的一支，是最系统化、最有影响的一支。当然也不能否认二者的内在联系，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这种联系是靠“平等”价值予以实现的。“社会主义”一词来自拉丁文Socialis，是“同志”、“伙伴”和“善于社交”的意思。后来变成英语Socialism一词，它是“社会”加上“主义”而成。1753年德国天主教本尼迪克派（Ordo Benedictiontum）最早启用“社会主义”一词。这一天主教派注重教育文化事业，广泛吸收贫困民众入教，影响遍布欧洲。从其教规看，持“社会主义”信仰的人，强调宗教的施恩与救济，呼吁穷人们相互帮助。在思想上则把群体生活看作人类生存的前提条件。我们知道，由于能力、机会和条件等原因，人与人之间必然出现差别， 而这种差别的突出体现则是贫富不均。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拉大，并有无限扩张的趋势。于是有些思想家认为，“贫富不均”不是什么“自然现象”，而是人为制度所造成的结果。这样，19世纪30年代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开始将“社会主义”作为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范畴使用。1832年2月13日圣西门派的法文杂志《环球》和1833年8月24日英国《贫民日报》几乎同时使用“社会主义”一词，并都把它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由此可见，从倡导穷人们相互帮助到要求改变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就使“社会主义”从宗教关怀演变为政治思想，成为社会弱势群体保护自身利益的的价值目标和理论武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想的高级理论化形态。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礼”为核心的等差社会。但这个以“天理、国法、人情”相互交错的社会中，君与臣、官与民、长与幼、男与女等角色之间，必然显示身份上的差异，但这些“等差”并不完全就是现代意义上的“阶级”。儒家认为，这种“身份差异”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须的。因为没有了这种区分，社会就将失去秩序。同时儒家也敏感地意识到，这种差异中隐藏着贫富差距扩大化的趋向，所以孔子曾不断地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价值意义，把“等贵贱均贫富”当成调整社会关系最为重要的内容。在这种即强调“身份差异”，又注重“等贵贱均贫富”的表层矛盾背后，实际隐藏着传统中国社会周期性循环的内在张力。所以，《礼记》所描绘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才被世代奉为憧憬和追求的理想。一般来说，处于升平治世，“大同”理想会被社会崭时搁置，但一遇灾荒人祸，它就成为“替天行道”的旗帜，把它变成为拯救“衰世”的政治意识形态象征。特别是在社会下层，由于人们时时生活在不尽人意的压抑状态之中，所以就更需要精神上的憧憬予以平衡，“大同”是他们梦寐以求、挥之不去的“心理幻影”。
的确，中国人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以追求“社会均平”为起点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最早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一种实现“平均”的学说。当时中国驻德国使臣李风苞在其1878-1879年的出使日记中，就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看成“欲天下一切平等，无贵贱贫富之分”。中国最早使用“社会主义”一词则见于1878年《西洋杂志》所载黎庶昌的文章，当时音译为“奇西阿利司”（Socialism）。在此期间，传教士主办编译的多种书籍报刊，如《佐治刍言》、《万国史记》、《富国策》、《时事新论》和《泰西新史揽要》等，都把“社会主义”与“平均”、“共产”等观念混为一谈。他们突出地强调，“社会主义”就是“平俸给齐贫富”，“他人有何物我亦可以取用”等等。从1898年2 月至5月，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连续发表《大同学》一文，将“社会主义”意译为“安民之新学”或“养民学”。该文指出，西方社会“分利之人日益富，生利之人日益贫”，因而“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文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把他称之为“百工领袖”。并说他的学说就是“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当时节译的《共产党宣言》，一般都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意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儒学的精神已渗透进了思想的骨髓。1898年《万国公报》印数达38400份，不仅京城达官贵人几乎人手一册，而且每期必送光绪皇帝，可见影响之大。戊戌变法失败后，梁起超、孙中山、刘师培等流亡日本，直接受到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从拯救“衰世”的角度出发，不约而同地“情钟”于“社会主义”学说。当时他们自然把“社会主义”与《周礼》的井田制、王安石的“一条鞭法”联系起来，进而想到了“土地公有”问题以及“民十税一”的措施。特别是梁启超那时就已清楚地意识到，“社会主义”学说无非是“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系为我用”，断言这种“欲夺富人以均诸贫民”的革命洪流，“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刘师培等人更是把“社会主义”看成实现“均平治世”的通途捷径，干脆地说“平等”的价值高于“自由”，为追求“平等”宁可抛弃“自由”。虽然这些看法不免偏激，但确实反映出当时人们观念中“社会主义”的真实形象。
应当说，以古代“大同”理念和“均平”祈望诠释“社会主义”，进而把实现社会“均平”当成革命的最终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极其显著的特征。共产党比国民党高明之处，就在于前者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广大农民求翻身，想致富的深层愿望。无论“打土豪分田地”，还是“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其实都变成了革命的动力源泉。甚至像陕北民谣所唱：“红缨枪飘带带，跟着哥哥当太太”，“一旦革命成了功，各人发他个女学生”，也是在想象中建构着世俗的神圣世界。正是这种抑制不住的“动力”，使“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打败了“飞机加大炮”的“正规军”。在思想传播的角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因素极其薄弱的国度中扎根，决不是什么“理论神话”，不能不说与中国社会和思想中呼唤“均平”的心理诉求直接相关。当然，埋葬最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理论，却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得到另外的解释和发展，这是马克思本人绝对始料未及的。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魅力所在。
言及至此，我们也必需看到，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支持革命成功的思想并不意味着 就能必然地保持和扩大革命后的成果。均平主义理想在建设新国家的过程中实际起着某种消极作用。“大锅饭”、“一平二调”等在一个长时期中被认作“社会主义”的象征。像毛泽东这样务实的思想家，也情不自禁地追寻古代农民战争“吃饭不要钱，看病不要钱”的均平情境。我们不难看到，联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具体语境，毛泽东认为自己晚年坚持的“平均主义”倾向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本身，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糊涂”。所以，无论从哪种角度看，“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化”的过程，都是西方文化指向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融合的产物。
二
我们再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宇宙观之间的联系。老实说，这是一个已被人们遗忘和忽略的重要问题。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天命”作为自己的宇宙观。就是说，人类的命运是由宇宙体系所塑造和决定的。所以，人类不能随心所欲，只能归依自然，顺其而成。现在我们一般只看到这种传统学说的副面影响，诸如求卦算命，祁福免灾等等，但其实这已大大误解了传统。90年代众多杰出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传统的“天命”概念并不完全是一种迷信的妄想，而是一套有着宏观数理基础的演算体系。古代中国极发达的天文历法系统，就是其突出的表征。仅按大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说法，宇宙历史是呈现周期性运动的，因此是可计算的。古代人非常重视“历元”，所谓“元”是“开始”的意思，“历元”就是历法的开始。因为只有确立一个合理的起始点，历法才能顺利而准确地推算。古人把“冬至”作为一岁的开始；把朔日（日月交会的一日，即阴历初一）作为一月的开始；把夜半子初作为一天的开始；“甲子日”则是干支纪日周期的开始。这四个“开始”的起点，是最好的记时“历元”。这也就是说，“历”之起始必须同时满足这四个条件，使四者重叠在一起，才是“历元”的理想起点。经计算，从一个“历元”到下一个“历元”，宇宙周期需要4500余年。在这期间又呈现出“兴”、“盛”、“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1500年；在1500年中再分为“兴”、“盛”、“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500年，…..依次类推，一直可以推算到以一天、一时、甚至一刻的小单位。例如，在个体生命的意义上，古人认为，4500年左右形成一次宇宙循环。按照每人60年一循环（60甲子）计算，4500年可包括75个人生（循环）；再按照事物的“兴”、“盛”、“衰”的必然规律可划分为三段，每段25个人生；在25个人生中，再按照事物的“兴”、“盛”、“衰”的必然规律，又可划分为三段，每段8个左右人生；在8个左右人生中，再按照事物的“兴”、“盛”、“衰”的必然规律，再可划分为三段，每段3个左右人生；3个左右人生中，再按照事物的“兴”、“盛”、“衰”的必然规律可划分为三段，每60年一个人生。进一步细化，60年又可分为“兴”、“盛”、“衰”三阶段，每20年一阶段；每20年再分为三段，每7-8年为一段（男8年，女7年）；……。 同理，如果以30年为一代人，那么，4500年可以生产150代人，完成一循环；如果以一年四季计算，那么4500年将有18000个季节，每一季节循环4500次；如果以一年12个月计算，那么4500年将有54000个月，也循环4500次；如果以一年365天计算，那么4500年将有1642500天，也循环4500次。当然一天还可以分割，这样的推算一直可以继续演算……。 这样，各种计算方法都可以4500这个“天演大数”为根据，依次类推。所以，中国人所谓的“命”，就是指人在这一宇宙时空中的位置。因而，大到一个王朝，小到一个个人，都被安排在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中。所以“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应当说，这种“天命观”并非空穴来风，并已深深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了。作为某种不证自明的思想前提，它已积淀为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
如前所述，在理论形式上，“马克思主义”也把人类宏观历史划分为五个依次替代阶段的。而每一个替代都是“客观规律”的展现，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这里，所谓“科学”主要是指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摩尔根的考古人类学。“社会主义”的原意是与犹太教和天主教的平等观相联系的，但“马克思主义”则扬弃了其宗教理念，而把它的合理内核建立科学分析和证明的基础之上。具体讲，其一，“马克思主义”吸取进化论的思维方式，证明人是由低级动物逐渐进化而来，并在不断的竞争中“优胜劣汰”。人类就是这样被保存下来的最具有适应性的生物种类；其二，“马克思主义”也吸取了摩尔根考古人类学的成果，证明人类社会曾存在过原始、奴隶、封建等各种不同的形态。资本主义不是凭空而生的，而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推论，资本主义由于其内部矛盾，必然会被另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形态所取代。所以，“马克思主义”就摆脱了“社会主义”思潮起初的“神启”框架，成为现代社会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之所以会发生一个形态接替一个形态的转变，其动力在于每个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着两个基本的“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虽然表面强大，但却必然走向灭亡；相反，社会中的被统治阶级虽然弱小，但由于其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所以将必然成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就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的阶级。正是基于对“生产力”内在扩展的必然性分析，“马克思主义”才赋予“无产阶级革命”那样崇高的历史地位，才对“社会主义”前景那样充满信心。这里，历史宿命论被社会政治分析所取代，但人类社会呈阶段性地规律发展的思想，则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式的突出特征。
不用多说，起码在理论形式上看，中国传统宇宙观就与“马克思主义”有诸多相似之处。这样，在中国人最早理解“马克思主义”时，就不自觉地用中国传统宇宙观去“套”，并感觉后者比前者要“科学”和“完美”的多。所以，在文化融合的角度上，用“马克思主义”替代中国传统的“天命观”，是摩擦最小，成本最底的一个途径。人们常常会问，“马克思主义”是泊来品，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但它为什么会战胜其它各种西方政治理论而发挥巨大作用呢？“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的世界观，这与中国古代“敬鬼神而远之”的实用气质是否有某些相同之处呢？这正反两方面的疑问，其实都建立在“误读”中国传统的基础上，他们自以为是地事先给中国传统扣上一顶“迷信”的帽子，然后再用这一“文化赝品”去与已被“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其结果自然是漏洞百出，风马牛不相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任何两种文化系统在缺乏基本同构性的情况下，可以长期融合的先例。显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当代中国可以替代传统的“天命观”，是由于它们之间在理论形式上具有一致性。
三
最后我们再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组织化问题。原则上，一种政治理论之所以能持久地征服人心并控制社会，除了它的逻辑魅力外，还与它融入社会结构的深度和传播组织的程度有关。马克思自己就明确说过，他并不满足于“解释”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他的一句著名的格言是：“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爆发出无穷的力量”。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实践哲学品格。要群众掌握理论，首先要有思想家发明理论，要有宣传家传播理论。在政治竞争中就要有政党去组织群众。马克思本人就曾直接从事过工人运动。所以，在政治学的分类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也可被划归为“精英主义”的一种。后来，“列宁主义”在政治实践中强调政党的“先锋队”地位，就使得这一倾向更加明显化了。直白地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战胜其它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现代中国生根开花，是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形态和共产党非凡的组织机制分不开的。我们绝不能说其它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缺乏理论逻辑魅力，但它们为什么在中国好景不长呢？究其原因可能是中国社会结构不支撑这些理论。例如以“个人主义”（individual）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学说，在西方社会成为思想主流，但它与传统中国以家族为本位的小农社会结构格格不入。前面说过，用“平均主义”诠释“马克思主义”，强调整体性和群体性的“等贵贱均贫富”，则会被中国社会结构所接纳。另外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已充满了“列宁主义”的色彩。就是说，列宁关于“党”是革命先锋队的理论，已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至为重要的一部分。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已成为某种“组织化行为”。所以谈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仅仅进行学理上的概念分析显然是太书生气了。理论界一般对把“列宁主义”归结为“精英统治”类型没有什么疑义。列宁明确把“阶级先锋队”与“一般群众”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担负着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列宁关于“阶级、群众、政党、领袖”的著名理论。
稍微仔细一点考察我们就会看到，“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的组织理论与中国传统“君子 — 小人”的二分法有不谋而合之处。在严格意义上，中国传统理论中的“小人”不具有贬义，它只是一种平直的陈述。是讲人可以被分为明白一些和相对糊涂的两类。前者“知书达礼”，后者则只重利益。在社会发展中，君子的责任不是洁身自好，而是作为“礼”的范本，传播先进文化。最终目标则是君子与小人一起奔向“大同”梦境。这样看来，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目标，与传统儒学并不冲突，只是意识形态的内容发生了根本变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最杰出贡献的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西的信中，曾对这种思想作过非常完整的表述。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君子已有高尚之道德”，本可自我陶醉。但“无如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之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 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圣域。…… 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如果说“先锋队”就是掌握了先进思想武器，并具有组织能力的“君子”，那么，广大处于社会底层的被压迫阶级就是“小人”（非贬义）。这样，传统中国儒学理论的“君子—小人”结构，在现代中国就变成了“政党—群众”结构。前者以血缘家族伦理为政治基础，后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其差别是十分显著的。但在抽象结构的意义上，我们似乎不应否认它们的共同点。
通过这样简单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即肯定了被压迫阶级的平等思想；又“科学”地论证了这一反抗的合理性和阶段性；同时它还内在地具有“精英主义”倾向。这三种思维模式都与中国文化传统有着某种暗合之处。而正是这种“暗合之处”，才使“马克思主义”比其它诸如“自由主义”等西方思潮，对中国近现代革命产生了更大、更直接的重要影响。克罗齐关于“一切真历史都是现代史”的名言，在今天仿佛显得格外地贴切。在进入崭新的世纪之处的今天，在面临全球一体化严峻挑战的关头，“马克思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及其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深刻的启示呢？我们从中又能够获得哪些刻骨铭心的感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