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张季鸾撒手而去，告别了他主持笔政达15年的《大公报》，告别了30年的言论生涯，书生意气，两袖清风，质本洁来还洁去，他在遗嘱中仍孜孜以民族之独立自由为念。在他谢世之后，国共两党、政要名流、社会各界无不同声悲悼，盛况空前，几乎只有蔡元培去世时可以相比（王芝琛《一代报人张季鸾的逝世》，载《老照片》第三十五辑）。蒋介石在唁电中称他为“一代论宗”，他笔下的文字也并不像他自己说的，“早晨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而是如胡政之在《季鸾文存》序言中所说，“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

遥想季鸾当年，在那个动荡不安的乱世中国，始终以办报为唯一职业，擎起一支秃笔，以他独有的才华、人格和执着将“文人论政”的传统推向了一个高峰，大大拓展了议论国事的公共空间，为凝聚社会人心、重塑社会良知提供了一个言论的平台，树立起了一种新的批评模式，使权势集团在理性、正义的言论面前懂得有所忌惮，使普通百姓在了解社会、辨别是非时有所依据。从1926年到1941年，他和胡政之等共同努力，把《大公报》这份民间报纸办成举国舆论的重心，对于形成一个有全国影响的言论界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公报》之所以成为蒋介石每日必读的报纸，不是因为它向权力献媚，而恰恰是它坚持了独立的言论品格，它对国计民生的关怀，对言论自由始终如一的追求，以及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处处体现出来的健全的爱国热情，和认真负责的精神。

毫无疑问，在张季鸾执笔的年代，他就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议论国事、文章报国的榜样。与他同时代的鲁迅则开创了另外一种杂文的传统，以曲折、隐晦的手法转弯抹角地针砭时弊、讽刺现实。毋庸讳言，就当时的影响而言，张季鸾言论的影响远在鲁迅的杂文之上（鲁迅的文学成就和思想价值另当别论）。鲁迅承认自己的文字往往“吞吞吐吐”，“含糊的居多”，他自称是“上了镣铐的跳舞”，类似于“植物被压在石头下，只好弯曲的生长”。鲁迅对张季鸾他们的贡献当然是不屑的，当胡适、罗隆基等知识分子在《新月》以真姓名和直截了当的言论批评国民党政权时，他嗤之以鼻，嘲弄他们是贾府的“焦大”，焦大的骂是要贾府好，他们之间的矛盾只是主奴之间有些“隔膜”，做奴才的“越俎代庖”、“不识讳忌”，“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

学者李欧梵在《“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一文中指出，“鲁迅的问题就在于他为了怕送掉性命而没有‘说开去’！”这不是“说”或“不说”的问题，而是“如何说”、“如何‘说开去’，如何找寻空隙，建立一个说话的新模式”，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没有太大的贡献”，“鲁迅在这个时期的‘说法’和所写的游戏文章（特别是和检查官作的语言捉迷藏游戏），并没有建立一个新的公共论政的模式。”总之，鲁迅式的杂文无助于开创真正的“批评空间”，建立起一个健康的言论界，当然这是持“鲁迅中心论”者所不能同意的。

1936年、1941年，鲁迅和张季鸾相继去世。在以后的岁月里，张季鸾被世人遗忘了，鲁迅则成了现代“圣人”，张季鸾被遗忘的过程也正是言论界在中国消失的过程。杂文倒是断断续续有过几度的繁荣，甚至有人为杂文付出了沉重代价，如“文革”之初的“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杂文凸显、言论淡出（乃至绝迹）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何谓言论？言论就是直接的、公开的批评，而不是影射或隐喻，不是“石头下弯曲的生长”。正是因为没有正常的言论空间，缺乏公开表达意见的公共平台，人们才会以杂文的曲笔形式来表达自己要说的话，不由自主地选择鲁迅的传统而不是张季鸾的传统。

近年来，杂文越来越明显有向言论转化的趋势，“时评”的形式也正越来越受到新闻媒体的重视。尽管很多“时评”写得象杂文一样，但新闻界毕竟已重新认识到了时评的重要性。在《21世纪经济报道》等一些报纸上，“社评”这个久违的名词也出现了。多一点直接的言论，少一点曲折的杂文，回到我们曾经的传统，回到张季鸾，这是一个健康言论界得以产生的前提。但我们确实无法知道，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沧桑之后，张季鸾还能回到我们中间吗？《季鸾文存》还能激动这个古老的民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