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总问题是结构性问题

人们习惯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体制性问题，是由体制产生的。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进一步追问就会看到：体制是由结构决定的，归根到底，许多问题是由结构产生的，是结构性问题。考察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方法论，是从“结构―体制―文化”三维入手。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往往会有什么样的社会运作体制，有什么样的社会运作体制，往往会有什么样的文化。结构问题不解决，体制和文化问题也解决不了。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十分注重文化观念变革;后来，进一步进行体制改革，这是一种巨大进步。问题是：社会中许多问题通过体制改革依然未能解决。我们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深入认识到“社会结构”这一更为深层、更为根本的问题。

当今中国存在的许多问题、包括体制问题的深层根源，主要是传统社会形成并作为残余遗留下来的自上而下的、逐级管制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运作体制，后者属于“中国的总问题”。这一问题本质上与当代中国政权性质无关，关涉的只是邓小平所说的权力的具体社会运行机制。为什么会造成一些权力的市场化?因为在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中，权力是至上的，未受到现代性规范，表现为它不仅掌管许多资源，而且还要进入市场占有许多资源。权力运行基本上就是权力管制。为什么许多地方实行的仍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根本原因之一是我们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而后者又根源于传统社会与文化过于对人进行控制，不大注重对人的解放与开发。显然，这与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运作体制对人的控制有关。

在传统社会，各领域不同程度上存在的这种社会层级结构对稳定社会秩序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然而其消极影响也不可低估。从历史上看，它不仅阻碍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国家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管制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而且使社会特别是政治呈现非理性、非逻辑的特征。从现实来看，当今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不少先进理念，在实践中也取得一定成效。然而，这些先进理念的实现、以及一些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一定程度上依然是通过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运作体制来进行的。一切先进理念以及路线方针政策一旦置于并通过这种社会结构及其权力运作体制来实现，就会不同程度被这种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运作体制扭曲、变形，进而影响其真正实现。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运作体制是影响一切先进理念实现的根本障碍。

当今中国应把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到结构性改革上来

当今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体现为三种宏观分离过程。首先，经济与政治相对分离。市场源于人类天生的需求与供给本性，只要允许交换，那么市场就会生成，体现为自组织特征;一旦市场经济崛起，那么它就会从国家手中相对分离出来，表现为“经济与政治”的相对分离。基于这一分离，政党、国家逐渐趋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理性地行使公共权力。其次，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相对分离。在上述相对分离的基础上，市场与国家分别居于不同轨道和社会空间。基于这一变化，私人活动空间逐渐扩大，私人行为逐渐自主和自治，国家的政治统治色彩渐趋潜隐。最后，私人权力与公共权力相对分离。在社会日益公私划界的基础上，人们私权意识增强，并逐渐意识到必须让渡一部分私权给国家，而国家则接受委托成为一种公权机构;同时，因为国家履行公务又需要经济支撑，因此，就产生公民纳税支撑其公务行动的需求，这就是公民纳税、国家服务的基本逻辑。由此，私人纳税与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私人授权与国家接受授权，便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基本架构，公民纳税与授权观念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这三种相对分离过程将产生一个趋势，那就是，社会结构将会发生重大变化，逐渐形成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新型社会结构。

基于上述分析，当今应从单方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体制性改革，进一步深入到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不进行，单方面的改革就难以深入。所谓结构性改革，有三层涵义：一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改造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运作体制，从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公共服务型政府三方面同步进行改革，而不是单方面的改革;二是按照三方面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基本要求进行改革，而不是有快有慢地改革;三是以实现三方面相辅相成为目的改革，而不是相互牵制的改革。具体说就是：(1)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解决财富问题。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既为培育公民社会和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提出适合自身发展的要求，也为培育公民社会和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提供物质基础。(2)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培育公民社会，主要解决公民的民主参与问题。它凭籍公众的独立自主、舆论、网络空间和民主监督的力量发挥制约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的作用，完善民主政治，实现社会公正。培育公民社会，既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要求，即将市场、政府限定在合法范围内，并在各自领域遵循各自规则运行，也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健全的人格基础。(3)政府自身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主要解决政治领域如何公正运用公共权力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公民社会培育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问题。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既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公民社会建设提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要求，即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制约资本权力的过度扩张，限制不成熟的公民社会并减少其可能造成的危害，也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公民社会建设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

当今的解放思想应落实到结构性改革上来

通过解放思想不断冲破意识形态领域陈旧思想观念的禁锢，由此来解放人性。通过人性解放又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是我国改革30年的基本逻辑和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高举解放思想的大旗，强调“实践标准”，以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深化改革开放过程中，当我们强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时候，却遇到传统社会主义观的阻碍。我们又举起解放思想的大旗，提出“生产力标准”，冲破了传统社会主义观的阻碍。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当我们强调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又遇到“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的阻挠。我们又举起解放思想的大旗，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

当今的解放思想应落实到结构性改革上来。今天我们必须通过解决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三大问题，来进一步寻求当代中国科学发展的更为广阔的新空间：一是在经济建设领域如何顺利向以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二是在政治建设领域如何顺利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三是在社会建设领域如何培育健全的公民意识。影响这三大问题解决的根本障碍，是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运作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努力且自觉主动从许多方面来改造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运作体制，并在这一改造中不断完善自我，取得较大成就。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提出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增强执政能力及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的执政理念，强调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推进社会建设，努力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为构建新型社会结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但在今天，在某些领域，无形的社会层级文化、层级观念和层级思维依然存在，不消除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运作体制，就会影响科学发展观的顺利贯彻落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今天的解放思想与以往的解放思想有所区别：以往解放思想多侧重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层面，注重理论创新;今天的解放思想应侧重于影响整个中国科学发展的结构性障碍，注重结构创新。

积极建构新型权力结构及其结构性民主

革命时期，政党的权力、权威基础来源于革命业绩、权力管制和阶级强制。建设时期、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政党的权力、权威基础来源于新型权力结构形成后所要求的建设业绩、执政能力和公民支持。我们认为：应围绕新型权力结构与结构性民主建设，来构筑党的权力和权威的新基础。

首先，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资本)、公民社会(民主)、公共服务型政府(公共权力)的三维制约相辅相成的新型社会权力结构。这种结构对构筑党和国家新的政治权力和权威基础，进而使中国共产党执好政、掌好权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存在，内在要求党和政府干好自己应该干的事，不干自己不该干的事。这有利于减少越位，增补缺位，避免错位，减少执政成本，提高执政能力。公民社会意味着公民对政党的监督力量及问责意识的增强。这有利于减少党员干部的腐败，增强廉政。公共服务型政府既注重与民众平等对话，又注重为社会与民众创造公共价值，提供公共服务。这有利于减少抵触，增强信任。

其次，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自身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构筑协商民主、程序民主和问责民主有机统一的结构性民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既使公民拥有表达自己权利诉求的渠道，要求党和政府尊重公民权利，与民众协商来解决民生、民利、民权和民享等问题，又要求党和政府集中精力干好自己的事，并与民众协商合作共同治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尤其要适应公共服务型政府自身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建设新要求，自觉构筑协商民主、程序民主和问责民主有机统一的结构性民主新模式。即：实现协商民主，在决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与民众充分平等的协商，根据公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作出符合公共利益的公共决策，公民通过协商而参与决策。实行程序民主，在执行决策过程中，通过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规范和程序，来保证决策顺利有效的实现。实行问责民主，在监督过程中，对决策和执行的程序与效果及其责任进行问责，它既可以是上对下的问责，也可以是下对上的问责，目的是保证决策科学、执行有效。这样做，有利于政党和国家提高执政能力，创造公共价值，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从而能获得人民的认同，奠定党的政治权力和权威的新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