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2023年10月7-8日，党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再一次强调：要把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新的文化使命。这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第二个结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它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成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也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且更加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一、在“第二个结合”的逻辑中理解和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概念的逻辑起点，是“第二个结合”，应在“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中理解和把握这一概念的含义。
提出并阐述“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首先是新时代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国具体实际、把“第二个结合”从“第一个结合”中相对独立出来。“中国具体实际”不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就相对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面对的“具体实际”之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内的具体实际，核心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国际的具体实际，核心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内在要求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包括文化复兴和文化强国，强调文化复兴、文化强国，就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拥有文化主体性，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强起来”进而适合中国式现代化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需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也内在要求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它具有丰富的协和万邦、兼济天下、世界大同、和而不同的思想资源，可以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提供思想支撑和理论论证。
其次，之所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国具体实际中相对独立出来，是由于新时代的中国具体实际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特殊意义，即它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根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魂脉”。“根脉”具有根基、根本的意义，根深才能叶茂。这意味着可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并提，要重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也提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推进理论创新、理论建设中的时代地位和作用，克服过去那种“重马轻中”“厚今薄古”的倾向。马克思主义依然是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对此必须坚持。同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中国理论创新、中国理论建设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地位和作用。
再次，“魂脉”和“根脉”的结合即“第二个结合”会产生深刻的化学反应，即形成一种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最后，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里的使命，即中国共产党所应主动实现的目标、完成的任务、应尽的责任，是值得中国共产党人把生命和命运都使用上大的目标、任务和责任，是一种基于理想召唤而需要全情投人的目标、任务、责任，实现的目标、完成的任务、应尽的责任如何，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因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生命价值的集中体现，具有长期性、激励性、指导性。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新的文化使命，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里从三个角度所讲的“使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讲的是“中华民族”，都决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运。
显然，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第二个结合”产生深刻化学反应的产物，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因和根脉，是一种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二、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逻辑中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建设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在“明体达用”(这里的“体”，主要指新的文化生命体)，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打开中国理论和思想文化的创新空间，以解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进而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确立并掌握思想文化的主体性，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实支撑(此可谓“用”)。因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中国式现代化一道，是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并解构“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的基石，是我们确立并掌握思想文化主体性的基础。
“西方中心论”是伴随近代西方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与殖民扩张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是西方文艺复兴后资本主义凭借其所谓经济、政治、文化优势而向全球扩张的产物，它建立在现代化、种族、文化、文明、宗教、环境等所谓优越性基础之上；它以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基督教“普世价值论”和文艺复兴为思想来源，以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与殖民扩张为现实支柱，是近代西欧通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宗教改革与殖民主义扩张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它萌发于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基督教“普世价值论”和文艺复兴，产生于18世纪中后期，发展于19世纪；黑格尔、兰克、孔德、韦伯等是“西方中心论”的倡导者，黑格尔哲学为“西方中心论”作了最为精致的哲学论证，使其成为一种完备的哲学理论形态，他还将历史视为人类自由意识的进步，把普鲁士王国看作真正自由与文化的代表。“西方中心论”总体上是围绕“线性道路”“单数文明”“民族优越”“天赋人权”“社会进化(资本主导)“理性尺度”“开化使命”“美丽神话”“普世价值”“唯一哲学”等建构起来的，其实质是为西方资产阶级主宰世界制造“历史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论证。
应当肯定，西方文化对推进世界进步和人类文明具有重要历史贡献。然而，正是基于这种贡献.西方国家在文化演进中，却逐渐将其转化为帝国“文明”，并建构起“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其中，最具总体和基石意义的，就是西方“文明一元论”。西方“文明一元论”是一个总体性概念，表达的是一个总体性问题，它是建立在以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市场和资本、市民社会和个人利益、“普世价值”和文明开化为核心理念的线性历史观基础上的。我曾认为这里更加强调，西方“文明一元论”常常罔顾事实，由他们作为单一主体来解释文明，把他们所解释的文明当作最高的、绝对的“唯一”，其实质就是“西方中心论”的帝国“文明”观，具有把“文明”异化为野蛮的逻辑和基因。显然，这种“文明一元论”开不出人类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只能生长出西方资本型文化、单向度文化、殖民扩张式文化。
要破除西方霸权，首要的是解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其实质，就是要说明和论证“西方中心论”开不出人类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而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开出人类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是解构“西方中心论”的利器。要解构“西方中心论”，首要的是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这种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可围绕“道路多样”“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民族特性”“平等人权”“人民至上”“实践尺度”“真理道义”“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普惠哲学”等来建构。其中，最具总体和基石意义的，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它把“道路多样”“民族特性”“平等人权”“人民至上”“实践尺度”“真理道义”“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普惠哲学”都蕴含其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连续性和创新性相统一、统一性和包容性相统一、和平性和合作性相统一、平等性和普惠性相统一，因而能开出人类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显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石，又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能开出人类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因而具有总体性意义，也使我们能拥有思想文化的主体性。
三、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中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
首先，在区别又高于西方一元文明的关系框架中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过去指出现在依然认为，西方“文明一元论”把文明解释为“价值判断”的规范性概念，认为文明即价值，强调任何国家、民族都应沿着确定的“同一道路”，朝着确定的具有“同一性的至善至美的理想目标”迈进:具有文明优越感的“高尚民族”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制高点上，既具有掌握解释世界如何运转、历史如何进步的话语权，也应当文明开化“野蛮、愚味的非文明民族”，这是“他我”民族、国家裁定改变“非文明国家、民族”的“教化”过程。这样的文明具有一元性、评判性、改变性和统治性，是“单数”一元文明。这种文明之哲学基础，是“主统治客”的哲学范式和线性史观。依据这种文明观就会认为文明只属于欧洲民族，欧洲之外都处于“蒙昧、野蛮状态”。显然，西方的“文明一元论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无涉。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侧重把文明解释为“事实判断”，它描述的是整个人类发展和民族进步的事实；强调发展进步是各个国家、民族为改变其现状而向前迈进的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进步过程;注重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包容性、互鉴性、平等性、和平性和普惠性。这是种“复数”多元文明，其哲学根基是“多样统一”“主主平等”“和合普惠”的哲学观。
显然，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问题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区别又高于西方一元文明。在历史时间上，它是从基于“物的依赖”的工业文明走出来的“生态文明”；在历史空间上，是扬弃西方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础上的“和合普惠文明”；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是超越物质主义单向度发展的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全要素文明”，在生产关系上，是区别并高于资本主义“资本文明”的社会主义“人本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本文明”。显然，这样的文明相对于西方文明之“恶”，能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一种具有光明前景的方向和道路。
其次，还可以在文化与文明关系的框架中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明需要在与文化的关系中加以理解和把握。文明和文化都是难以释清的概念，二者有着复杂的关系，人们时而将二者等同，时而把二者对立。其实，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文化和文明有相通之处，都与“人”有关，是“人化”的产物，也都有“化人”的作用。目前最为重要的是厘清文明和文化的区别。理解二者的区别，有助于深化对文化和文明的理解，并实现文化观和文明观上的突破。
一是所指相对不同。我曾经认为现在依然认为，文化相对于未经人的活动外化的原始“自然”侧重于人与物的关系框架中的“人化”对象，也相对注重“对象化为事物”“外化于物”和“人化为物”，它有“化人”之义，但其“化人”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积极方面是通过转化和提升为文明而化人：文明则相对于未经开化的“野蛮”“丑恶”，侧重于人和人的关系框架中的“化人”即使人成其为人的积极成果，相对注重“内化于人”“化人为善”“德行天下”的进步过程，即是一种人类“开化”性的自我确证、自我约束、自我完善、自我进步，它也有“人化”因素，但它是人化中因人性进步而具有的“利他”发展进步的积极成果。这里，文化中蕴含文明但不都是文明，文明中有文化但不是所有的文化，即文明是文化之善，是文化成果中有益于人性进步且化人为“善”的进步方面。
二是所用相对不同。文化有先进落后之分，落后的文化阻碍人类与国家、民族、社会的发展进步包括文明进步，而文明则是人类发展和文化发展之演进中沉淀下来的有助于人性进步、人类进步、国家进步、民族进步、社会进步的积极成果，是文化中的先进方面和状态，适合整个人类共用，它只有特色不同，没有优劣之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
三是所重相对不同。文化是基于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概念，相对强调民族自我、民族特质、民族差异和民族认同，它有边界，看重传统。文明也呈现民族特色及其独特性，但从整个人类发展、民族进步讲，它更加注重民族间的统一性、交融性、互鉴性，注重民族或地域文明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它超越边界，看重进步。
显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指向和创造，是文化之善即文化的进步方面，它注重“化人”过程中使人成其为人的积极成果，注重“内化于人”“化人为善”“德行天下”的进步过程，注重中华民族的自我确证、自我约束、自我完善、自我进步，注重各个民族之间的统一性、交融性、互鉴性；注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能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坚实的思想基础。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共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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