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目的是提升党的执政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这一过程中，良好的政治生态为实现这一现代化目标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更好的政治条件。政治生态成为当下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严峻的问题，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请他来解答关于“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的相关问题。

制度环境对于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至关重要

《国家治理》周刊:当前中国正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深水区”，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入推进，政治生态研究进一步深入，政治生态问题成为热点问题。您如何评价中国的“政治生态”现状？

俞可平：政治生态一直为学界所重视，现在开始为最高决策层所关注。简单地说，政治生态就是社会政治生活的环境，它既是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政治生态对于官员和民众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就像自然环境对于居民的日常生活一样。

我一贯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一个包括政治变迁在内的社会整体进步过程。跟改革开放前相比，我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国家治理的重大进步。例如，我们在基层民主、依法治国、公共服务、政治透明、责任政府等方面的改革与进步，明显地改善了社会政治生态。

然而我也同样毫不掩饰地指出，无论是在政府治理，还是在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我们存在着严峻的挑战。在某些方面，我们不仅距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十分遥远，甚至连国家治理正常化的最低要求都达不到。这突出地表现在局部政治生态的恶劣，在某些地方和某些部门，腐败和特权肆虐，政府公信力缺乏，公共权威流失，假话空话盛行，形式主义泛滥。一些官员或独断专行，或沉湎于风水迷信；对上献媚阿谀，对下颐指气使；热衷于小圈子，对不同意见者则打击报复，直至陷害忠良，使某些部门出现人才的逆向淘汰。这种状态离我们长期向往的政通人和、风清气正、国泰民安的政治生态相距甚远。

我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糜之风，显然旨在改善政治生态。不仅如此，新一届中央领导强调依法治国，加大打击腐败力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根本目标当然在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但直接目的也是为了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健康良好的社会政治生活环境，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营造必要的社会政治条件。

《国家治理》周刊：您在《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提出中国国家治理的12个维度，实现善治有10个基本要素。那么，构建良性的政治生态您认为应包含哪些维度和要素？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以及决定因素又是什么？

俞可平：是的，早在2008年我就主持了“中国国家治理评估”的大型课题，这也是国内迄今唯一的一套国家治理评估指标体系。因为是首次尝试，难免有不完善之处，我们还将对这一指标体系进一步完善。无论是国家治理评估的12个维度，还是我提出的善治10要素，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检测社会整体政治生态的具体指标。我认为，这些指标或要素对于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都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缺一不可。

就目前我国的政治生态而言，最重要的是制度环境，特别是授权和限权制度。我坚持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抽象地说，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但具体地说，民主就是一系列保障主权在民的制度机制。其中最要害的就是授权和限权制度。所以，民主并不复杂，可以简单地概括成“授权”、“限权”四个字。除了制度环境外，法治、廉洁、公正、合法性和公民参与，对于营造健康良好的社会政治生态也至关重要。

应从基层向高层推进民主

《国家治理》周刊：您曾经提出，增量民主的道路“是在中国目前的现实环境下唯一一条通向善政和善治的道路”。从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角度，基层自治等增量民主改革，对于建立政治生态的平衡机制有何重要意义？

俞可平：是的，这也是我一贯坚持的主张。我认为增量民主是中国目前现实环境下，唯一通向善政和善治的途径。具体地说，中国的民主应沿着以下三条道路稳步推进：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由基层民主走向高层民主；从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之所以提出这样一条发展中国民主的路线图，除了考虑以最少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益之外，也考虑到了政治生态的平衡。正像自然生态系统需要平衡一样，政治改革必须考虑政治生态系统的平衡。在我国，最重要的政治生态平衡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平衡。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唯一权力核心，所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集中体现在党与社会的关系。

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实质上旨在逐渐平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确定的方针，我认为是十分正确的政治发展战略。有些学者不同意这个战略，认为党内民主只是中共自身内部的民主，不能等同于国家民主。这种看法离开了中国的实际。不可否认的政治现实是，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掌握着全部核心国家权力。从实质上说，党内民主在现阶段的中国，几乎就是国家民主。大家不妨想象一下：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如果一个省或一个市，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不通过民主程序产生，没有民主意识，专制独断，贪污腐败，会对这个省或市产生多大负面影响？

由基层民主到高层民主，主要是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中国这样一个单一制的大国，这两者之间失去平衡，也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政治动荡。发达的民主当然包括基层和上层，但在目前中国的现实政治条件下，民主重点从基层开始向高层推进有两个明显的好处：一是基层民主可以让普通民众直接受益；二是政治风险低。其实，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治的重点也是在基层，基层是社会自治的主体。不过，需要特别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基层”，重点不是通常所说的村或社区层面，而是县和乡两个层面。

良好的政治生态离不开群众的积极参与

《国家治理》周刊：当前，民意对政府的决策影响逐渐增大。同时，新媒体的兴起，可以说逐渐改变了舆论生态，进而促发了政治生态的嬗变。在您看来，面对这样的复杂情况，我们应当从哪些方面努力作出改变？

俞可平：新媒体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整个舆论生态环境，从而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生态系统。我最近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新媒体导致了民意政治的兴起。但这种民意政治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可以堕变为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则是国家现代化的天敌，它与精英主义是目前危及我国民主政治的两个极端。一旦民粹主义泛滥成灾，不仅必然破坏国家的法治，而且极容易导致新的专制。

要使新媒体朝着有利于改善政治生态的方向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完善新闻媒体的法律，依法治理包括新媒体在内的所有媒体。这也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二是以疏为主，而不能以堵为主。新媒体已经成为网络时代最重要的民意表达渠道，必须依法保障这条民意渠道的通畅。随意堵塞这样重要的民意渠道，则势必带来政治生态的严重恶化。三是尽快建立新媒体的自律体系。任何重要的社会共同体，都有维持良好社会秩序、推进政治进步的责任，新媒体也不例外。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国家的法律是不够的，还要靠行业或共同体内部的规章制度。

《国家治理》周刊：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您认为应当怎样发挥公民在改善政治生态中的积极作用，当务之急是什么？

俞可平：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虽表面上只是简单的文字变化，其背后体现的却是重大的理念创新。从政治学的角度看，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有诸多重要区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治理主体从一元到多元的变化。管理的主体是单一的国家公共权力机关，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除了国家公共权力机关之外，还包括众多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组织和公民本身。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离不开公民的积极参与，没有广泛的公民参与，就难以实现政治生态的平衡。

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最为突出的问题和影响政治生态平衡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近几年来，各类群体性事件急速增多，而且在行为方式上表现得日趋激烈。这些群体性事件有相当一部分源于所谓的“邻避”现象。垃圾站、火葬场、通讯发射塔等，是居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公共设施，但一旦这些设施建立在自己周边，许多居民则群起抵制，直到形成暴力对抗事件。这类群体事件的出现，当然有政府和其他相关部门的责任，但也有居民自身的因素。一些居民只要权利，而不想承担任何责任。只有权利意识，没有法律意识和义务意识。公民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的失衡，势必导致政治生态的失衡。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必须切实重视公民教育，培育公民意识。在我看来，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将政治教育转为公民教育。将教育的重点从意识形态转为公民精神，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一个基础环节。

（采访整理：韩冰曦、张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