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开启了中国“发展时代”的大幕，经济的高速增长令国家变得富强、民众得到实惠，但同时“经济建设”压倒其他社会发展目标的格局被推向了极致，以往的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回避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因此当代中国达成了“科学发展”的新共识，以务实的改革推动当前问题的解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建成“法治的市场经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于今后的中国来说并行不悖且迫在眉睫。以渐进的、系统化的方式扎实推进改革，给予各项制度足够的时间来发展成熟，那么中国最严峻的挑战将更加容易掌控。人们期待突破“经济为纲”的格局，更好地协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之间的“共构”关系，实现最广泛的“发展正义”与“生态公平”。

关键词：发展时代 经济转型 体制改革 科学发展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转向确定以后，中国社会逐渐摆脱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战争心态，在浓厚的“后革命氛围中”，最终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逐步开放的社会调整格局。 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纠正了“文革”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民众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财富，为广大民众带来了老一代难以想象的生活希望，而不断推进的务实改革，也让中国共产党获得普通百姓的普遍支持和广泛信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民族共识和世纪愿景。概而言之，“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它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 然而，面对当前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不能有丝毫大意，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着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一、数字化增长的隐忧与结构性矛盾的沉疴

邓小平有句名言： 发展才是硬道理。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改革开放后的30 多年是一个“发展的时代”。中国的发展与崛起，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成长令世界瞩目。就最近10 余年的快速发展来说，国际媒体评价中国的“头衔”不断变化：从“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世贸组织的新成员”到“世界工厂”，全球金融危机后又增加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全球复苏的新引擎”、“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等称号，并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不少其他相关领域也被带动起来，但是，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并没有带来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同步的司法正义、社会公平、体制变革与人文改善； 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文化长期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还未取得真正突破； 经济总量和人均GDP 的大幅增长，并未带给民众应有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过于偏重数字化评估的政绩观加剧了“数字出官与官出数字”式的官员腐败，并变相推动了资源的过度消耗与环境的急剧恶化。

了解和观察任何一个国家，具体数字都是一个很重要、很方便的角度，譬如教育水平、人均收入、经济增长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等。数字以自己的方式简化和计算着世界，“如果我们不计算某样东西，那么它就被忽视。如果我们计算它，我们就会曲解它。我们需要计算，但计算却支配了我们的生活。” 可见，数字在带给人们方便的同时也可能会让人迷失，而那些充斥我们生活的数字所造成的错觉或许更为棘手。统计数字在一个用事实说话的社会中很吸引人，但有时它会被利用，正如统计学家达莱尔·哈夫( Darrell Huff，1913－2001) 所说的那样“成为耸人听闻、恶意夸大或简化事实、迷惑他人的工具”。在现代社会中，数字是反映事物发展变化状态的计量符号，是衡量各项工作进度和水平的工具和标尺，几乎所有工作都可以通过数字反映、量化出来，而且大多数时候我们不加怀疑地就接受了所有的数字。试图忽略数字是不现实的，“如果不把数字放进你的文件、或你的报告中、或你的论据中，那么你的话就可能被认为是模糊不清的或不严肃的，那么严肃的学者、资金提供者、银行家和经纪人就会躲开你。”因此，在一个无法回避的“被数字控制的世界”，我们必须要对数字有一个客观、辩证的态度，不必讳言更不能迷信。数字的角色真假难辨，它既有说服力又有欺骗性，我们尤其要当心“用数字编织的谎言”、警惕“数字变成一种炒作手段”，力争找出数字背后的真相，练就受用一生的数字透视力。

我们不得不承认，数字在某些时候的确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的世界，我们也可以像人口学家马尔萨斯( Thomas Ｒobert Malthus，1766 －1834)那样用数字让人们大吃一惊，从而迫使他们采取行动。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数字并不能完全反映世界的复杂性，仅仅靠计算就想控制世界上的人、事以及组织结构等等是不可能的。19 世纪的英国功利主义经济学家、法理学家边沁( JeremyBentham，1748－1832) 一直在试图度量人们的幸福，在他看来，我们需要的就是怎样计算快乐和痛苦的程度、持续的时间、确定程度、速度、丰富程度、纯度和广度。可惜，他没有找到答案，因为幸福无法度量，只能体会。“数字不能告诉我们许多东西，数字不能解释许多东西，数字不能给我们以鼓舞和灵感，不能告诉我们孰是因孰是果。然而，过分依赖数字却把我们的直觉和每一样东西一起从我们身上扫除出去。” 因此，仅仅依靠数字来认知世界是远远不够的，更遑论迷信一些半真半假的、甚至是弄虚作假的数字； 即使在保证数字足够准确、相当严肃的前提下，我们还应该更多地“还原问题的具体情境”，充分依靠判断力、想象力与直觉，尤其是在处理那些事关“正义”与“公平”的问题上，因为这样做往往会比抽象的数字更能传达复杂和似是而非的真理。况且，现在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 GDP 增长并不等于社会进步，偏执地致力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甚至常常会无谓的破坏环境、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而在文化发展领域的数字化管理和数字化目标，常常令人厌烦甚至有南辕北辙之感，因此，有学者分析指出： 我们的数字化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体制时代的思维模式的遗留，它的背后的支撑理念是把文化、学术、经济乃至整个国家和人类社会都看作是可以精准计划和严密控制的对象，把文化和社会的管理看作是“社会园艺”或“社会工程”( 现在的各式政府文化规划中“规划”“工程”“打造”等词的出现频率高得惊人，就是其计划思维的体现) 。?

可以说，当代中国虽然取得重大经济发展，但粗放式的发展却导致自然生态恶化、民生保障薄弱、贫富差距拉大、民怨积累日深等矛盾，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主因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发展所积累的矛盾和暴露的问题很多，均事关“正义”，譬如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经济发展与人文养护、经济发展与中国形象等等。著名政治学专家俞可平认为，在更快更好地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过程中，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经济增长与生态平衡、社会稳定与政治民主、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中国模式与普遍价值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五个重要议题，与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关系尤其紧密。具体来说，中国目前面对的棘手问题包括经济增长放缓、贪腐现象严重、不断上升的社会群体事件，这些都将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经济高速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公平的问题也得适时注意。假如不注意，社会就会发生严重的生态不平衡，贫富的差距和矛盾就会越过临界点，经济就会变质，财富的增加就不能转化为社会利益，而是转化为极少数人的利益，这就很危险。”?

马克思主义主张，研究任何社会问题都要依据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中国经济社会矛盾的根源也应当从社会因素中、从现实的生产关系中去寻找。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痛苦’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也就是说，当前的事关“社会正义”、“制度正义”、“生态正义”以及“文化正义”等问题的诸多经济、社会、文化矛盾只不过是一种表象，隐藏在背后的是生产关系的待调整，尤其是那些涉及到体制性矛盾的沉疴，譬如资本市场发育不充分、庞大的国营资本挤占民营资本的生产空间、体制运转的效率不高、社会缺乏创新能力、官员腐化而中饱私囊等等。

二、市场经济的完善与稳中求进的改革

中国古代典籍《周易·系辞下》有云：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面临危机，就须“应时顺变”。改革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成就文明的阶梯，中国必须要用改革的方式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邓小平曾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中国所累积的问题、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很明显需要强有力的配套改革加以推动和复兴。邓小平早在1992 年的“南方谈话”中说过： 不改革会失去人心，只有死路一条。?瑏瑧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也公开承认，中国当前正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关口，改革不及时或不彻底，执政党将会失去民心。? 正如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 Alexisde Tocqueville， 1805－1859)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分析的那样，尽管在追求民主、自由的过程中存在许多复杂性因素和风险?瑏瑩，但是主动的、有顶层设计的改革是设法在理性、权利、人道思想上建立一种社会新秩序，它可以规避暴烈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破坏性与历史倒退。

当前，中国民众普遍期望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更广泛的社会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从深层次分析，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在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单方面推进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没有做出相应的改革，政府部门没有做出相应的转型，政府职权没有做出重新的界定，政府官员的行为没有受到相应的约束，那么市场化改革进程就会背离初衷： 原来设想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可能演变为垄断性的市场经济、权力操纵下的市场经济、扭曲的市场经济； 原来设想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的、公平的收入分配模式，可能演变为权力参与或者权力与资本勾结共同掠夺社会财富的分配模式。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以下简称“公报”) 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各个市场主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开展有效的竞争和创新。政府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即公平竞争规则的维护者。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更不能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否则带来的只能是扭曲和寻租。目前，政府规模太大、权力太大、控制的资源太多，这将逐渐扼杀市场经济的活力。各领域的改革，都基本可以归结为政府要“瘦身、放权、让利”。最近，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并指出： 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政府都要退出； 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但是，目前的政府改革还远远不够，还缺乏深入性和系统性。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中国媒体《财经》杂志专访时说，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好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法治的市场经济。没有法治，迟早会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他还提醒说，在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理性的讨论受到压制的情况下，一些人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向市场化改革，试图把大众引向歧途。现阶段，由于政府过度涉足经济活动，加上司法体系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导致选择性执法和弹性执法现象突出。其结果是，民众对司法体系缺乏信任，屡屡将问题诉诸于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社会稳定堪忧。要加强司法独立，首先要建立违宪审查机制，把树立宪法的尊严作为起点。同时，要实现司法体系在财务和人事上的相对独立，这是独立司法的必要基础。

尽管改革是理性的开拓和发展，但是改革知易行难。改革会遭遇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也会存在社会实践层面的风险，但是逆水行舟的中国已别无选择，我们必须“以更大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接下来的十年是中国改革攻坚时期、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要突破层层障碍，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通过改革来释放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潜力，通过改革来达成新的社会共识并凝聚人心，高度政治化国家的领导者必须具备强烈的危机感、历史的责任感、强大的意志力和自我牺牲精神。同时，改革与发展的时代呼唤适应时代、能够指导本民族变革并成功走向未来的理论体系，呼唤能够将社会逐步引向法治轨道的一大群“公民”和具有“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精神的“志士”。

尽管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洗礼，但是因为缺少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思想启蒙这一课，重庆式“唱红与抹红、打黑与黑打”依然存在肥沃的土壤，而那种以“人民政权”和“人民公意”名义、不讲法制又不讲程序地剥夺个体人权以及消灭个体自由，成为一些政治野心家屡屡得手的手段，诚如著名思想者顾准所说： “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著名作家龙应台也提醒人们： “不要无条件地相信理想主义者，除非他们已经过了权力的测试。一个有了权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曾经历过测试而自我信心满满，道德姿态高昂的理想主义者，都是不可靠的。”正因为在追求自由和民主的道路上荆棘丛生、更不会一蹴而就，所以中国社会所要选择的民主应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实行宪政民主，避开所谓的“托克维尔定律”?或者“亨廷顿悖论”?，以防止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派专政时期实行的“激进的人民民主”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再次出现，防止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防止清算富人、践踏精英将成为常态，防止法国大革命式“求民权却得恐怖，求自由却得独裁”的出现，防止“革命的结局背离了革命的初衷”。 当然，政治改革的基本预设和重心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反复论述的———要全力“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如果下一个十年改革成功，中国就能够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真正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并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之列； 相反，若改革失败，将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大计和崛起速度，甚至中断崛起过程进而引发社会动荡。

由于中国在全球格局当中的分量随着经济影响力增加而越来越重要，因此，中国国内政治走向和社会变革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对于世界而言，如今中国的体量已是如此之大，它的改变将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有所谓“中国打喷嚏，世界就感冒”?的说法喻指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更有“中国好，世界就好”的说法代指中国消费市场对全世界的影响等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继续走好和平发展之路，规避风险，抓住机遇，需要新的运筹帷幄，以保障中国顺利渡过改革“深水区”。其实，平稳安定的生活是中国民众的普遍诉求，普通民众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一样都为巨大变革捏一把汗，执政党担心若变革失败将会面临统治合法性的危机，而老百姓仍然对过去的政治动乱和社会苦难记忆犹新，担心重蹈覆辙或前景不明朗。所以，尽管改革的社会意愿很强烈，但是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稳中求进”式的“渐进的、系统化的”改革应该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即“经济稳中求进、政治稳中求改、文化稳中求变”； 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改善民生和保障民权，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努力追求社会公平和文化正义，将“发展中的失衡”和“纠枉中的失序”调整过来并积聚新的发展能量、形成新的社会共识，真正落实生态文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实现“社会正义”、“发展正义”、“生态正义”以及“文化正义”等等，促进社会和谐与繁荣稳定。总之，以渐进的方式扎实推进改革，给予各项制度足够的时间来发展成熟，那么中国最严峻的挑战将更加容易掌控。

三、发展方式的转型与生态文明的转向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富强和希望，中国民众久被抑制的创富激情和生活心态迅速从革命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经过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可喜的变化，民众脱贫数量巨大、小康社会建设越来越有保障、国家的国际声誉也正在转好，但同时“经济建设”压倒其他一切社会发展目标的格局被推向了极致，当前的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回避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广大民众对经济发展不能牺牲民众利益、环境利益以及民众基本权益、幸福指数问题的关注度日益提高。在过去的30 多年里，由政府主导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发展实现了高速增长和规模剧增，但经济发展自身也产生了严重的不平衡问题，譬如过度投资于房地产业和重工业，国有企业的领导往往是政客而非商人，银行以非市场化的利率、按照非市场化的原则发放贷款，劳动力成本提高以及劳工维权骚动的与日俱增等等。总之，民众的认同感、幸福感不仅来自不断增长的GDP，更源自他们对生活质量提高、生活环境改善、自身权益维护、发展机会平等以及精神价值支撑的期待和实现。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要解决目前的社会不公等问题，应当追求幸福的极大化而不是GDP 的极大化，幸福极大化的前提是财富创造极大化，而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则是创造财富的必由之路。?

回头检视最近的10 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超高速增长”令人欣喜，但是期间的经济和社会矛盾迅速积累也不能回避，这些矛盾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环境污染成本巨大。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中国的水和空气污染成本》报告指出，水与空气污染成本高达GDP 的5. 8%。从大连到什邡、启东、宁波，与此相关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二是腐败现象难以遏制。根据相关研究， 2008 年中国灰色收入高达5. 4 万亿，为当年GDP 的17%。这也在“房叔”、“表哥”等落马官员惊人的财产和房产数量上得到了感性的验证。三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引发仇富情绪。中国基尼系数不仅超过了0. 45 的国际警戒线，也超过了以贫富悬殊著称的美国。同时，大量企业家把寻租作为致富的“快捷键”，更诱发了普遍的仇富心态。四是法治的边缘化。由于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 的倾向，法治屡屡给经济发展让路。结果带来了执法的虚化，甚至引发了食品安全危机和环境污染危机。由于司法独立性受到行政力量强烈干扰，公众对司法体系信任度急剧下降，出现了大量上访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而“黑社会化”的“暴力维稳”与“遭遇警察”更令矛盾频频激化，为国人诟病。由以上分析可见，中国当前的超常规发展中出现了较严重的失衡、和平崛起中暴露出很多体制性弊病亟待解决。这些广泛涉及民情、民意、民心的矛盾的妥善解决，不仅关系到过去改革的成果能否保持，更关系到中国能不能长治久安、能不能实现成为世界强国的“中国梦”。

在当代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是兴国之要，但应该更加合理、更加公平、更小反噬； 改革发展尤其是“科学发展”，才是解决当前所有问题的关键。多种信息源显示： 中国至今仍未完成从上世纪90 年代中期就开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任，很多地方发展经济还过度依赖粗放的生产方式，而很多地方过度消费加重了中国的环境污染。

依据2013 年1 月底连续3 天的大范围、高污染性雾霾天气，美国《财富》杂志甚至宣称： “雾霾判中国增长模式死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界定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新阶段的改革，其核心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所谓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主要是实现两个转变： 从制造向创新转型，从投资与出口驱动向消费与服务驱动转型； 而这其中的关键在于，进行重大经济结构调整，改变现有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将专注焦点从GDP 的数量增长转向经济增长的质量，并将市场化改革引向深入、杜绝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未来中国要加速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更多依赖国内需求和消费，不要让投资增速高于经济增速，因为投资效率正在下降，必须全面考虑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这才是立于不不败之地的根本。

同时，相比于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如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于今后的中国更迫在眉睫。持续的、片面的“经济为纲”已经导致了社会生态的失衡，经济成绩的光环抑制了其他方面的改革与发展，譬如民主建设、民生需求以及民权保障等等，而“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导向与消费主义盛行的文化氛围，还可能腐化国民的精神、异化民众的生活并降低其生命质量。2012 年9 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指出：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为大众分享，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势必威胁社会稳定。”在过去的30 多年，中国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天平实际上倒向了经济发展； 在接下去的改革中，我们应当把天平适当地倒向公平正义：“既要效率，更要公平”。另外，尊重个体价值是现代文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这不仅仅是因为现代文明中个体的创造性是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只有尊重了个体价值才能保护和激励这种基于个体的创造； 更为重要的是，尊重个体价值是人类对自身价值认识的一个飞跃。只有真正地将个体看作是人类价值的基础，才能够防范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以集体主义名义消灭无数个体的罪行。所以，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对于人类尊严的敬意。中共十八大报告也承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更公平”上做文章，并强调“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正是基于以往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思维已经走到一个节点上，再不调整势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作为改革发展的战略性方向调整，中国共产党先后于2004 年提出在追求GDP 之外探寻绿色发展、人民幸福、社会和谐以及以人为本等发展理念，于2007 年明确提出向“生态文明”转型，于2012 年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认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瑑瑩中共十八大报告还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同时，中国政府正在加大落实以人为本、将民众的利益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的“还权于民”行动，让民众在政府政策的制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尊重公民的决策机制，疏解街头政治压力，减少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负和博弈，提高政府决策的公信度，在诸如减少土地挪用、解决劳动力争端、加大对环境问题和公共卫生的关注等方面积极吸纳民众意见。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的那样： 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只有解决好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盾，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了“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时，人类社会才能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事实已经证明，建立在线性思维基础上的、单一模式的“发展主义”对人类社会来说是祸而非福，那么，建立在后期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物质供应丰富的“消费主义”对人类社会来说又将是福还是祸呢？ 没有人有剥夺穷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也没有人有压制一个落后的民族国家发展的权利。全球约有十三亿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其开支相当于每天一美元或以下)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有靠破坏环境来维持生活，而他们的梦想就是成为消费阶层。同时，消费的不公也是当今社会潜在的一个危机，拿中国刺激内需以求高速经济增长来说，我们在不断地鼓吹“贵族”、“白领”的生活方式，塑造人们的消费欲望，甚至提倡一些“超前的”和“虚假的”消费，如打着美容、保健、养生的招牌，让人服用一些不必要的保健药品等等。种种不切实际的消费，既带来了对自然资源不必要的浪费与破坏( 比如过度开发旅游业、不合理的土地征用、提倡私人购车等等) ，同时也激发了因社会差距、贫富差距而带来的攀比心理和怨恨情绪，催生了假冒伪劣的泛滥。由于购买力的不同，事实上真正获利的依然是“先富起来”的消费阶层，那些无论你怎么刺激都无力提高消费的人群实际上始终是一无所有。所以，不断有经济学家发出过警告： 一旦社会失序，这些一无所有的人群“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而首先遭到冲击的不是那些真正的富人( 因为他们有足够的保护措施) ，而是所谓的新兴“中产阶级”。因此，让所有的人群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好处，合理地分配利益( 当然不是要回到平均主义) ，强化“消费的民主”，养成符合时代要求的“消费伦理”，是解决社会和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

人们期待突破“经济为纲”的格局，更好地协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之间的“共构”关系，实现最广泛的“发展正义”与“生态公平”； 期待经济领导的中国、GDP 领导的中国能够重现昔日文化领导的中国、诗教的中国，具备文化厚度、显现文明力量的中国才是真正的“大国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