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我国改革进入完型期，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改革已经完成。相反，要看到，完型期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解决一些重大问题需要调整思路——

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方式，这种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具有普遍性意义，它扩展和深化了人们对社会制度变迁过程和社会主义类型的市场经济的认识，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完型期

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转型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始发期；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到中国加入WTO，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快速发展期；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转型和改革开始进入完型期(加入WTO意味着我国的市场经济属性已为世界公认)。在第三个时期，改革面临着不同于过去两个时期的新形势，我国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经过30年的不断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已经从搭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转变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改革进入完型期，我国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来说，经济的全球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过去，我们通过开放(开放本身就是改革)抓住了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收益，而在今后，我们所面对的全球化的挑战将会越来越严峻，越来越难以回避。如何减弱最近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成趋势的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近期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二、改革的新阶段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说我国改革进入完型期，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改革已经完成。相反，要看到，完型期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我国改革的完型期，要特别注意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重大问题。

第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尚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如果说“工资侵蚀利润”是改革初期普遍存在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普遍问题是“利润侵蚀工资”。由此而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国内最终消费支出的增长或国内最终产品市场的成长滞后于GDP的快速增长。而在国内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要使总需求达到足以使GDP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的规模，出路之一就是不断扩大出口，而这又造成经济增长对外需依赖过大的局面。对国外需求的过度依赖，会使我国的经济增长为以美国为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周期性衰退所拖累。这种状况如果长期持续下去，我国的经济就有可能滑入依附型的发展轨道，面临成为西方国家转移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场所的巨大风险。

第二，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国内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相对于已经形成的巨大产能来说已明显不足。为了维持快速增长的势头，除了不断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之外，扩大投资规模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虽然能刺激有效需求，维持GDP的高增长率，但同时也会加剧产能相对于国内消费的过剩，并使得能源、原材料等资源的短缺和紧张问题日趋严重，随着原油、有色金属等战略物资的进口持续增加，在资源供应方面的对外依赖性也会增大。因此，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同资源短缺的并存，可能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生活的一种常态，从而可能会使停滞与膨胀之间的交替变得日益频繁，而且会有发生滞涨(因消费需求不足而发生的增长停滞和因生产成本增大而发生的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情况)的可能。此外，投资扩张造成的制造业产能的增加，会使对外需的依赖进一步加深，形成投资与外需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

第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导致的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和庞大的新增人口的就业需要，使就业问题逐步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这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压力。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8%，失业问题就会变得不容乐观。

第四，在改革的始发期和发展期，使市场取代计划而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是主要任务。但是，市场这样一种以商业活动中经济行为人谋利动机推动的资源配置机制，不能解决商业活动之外的事关社会整体利益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可能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障问题。这包括劳动就业保障、教育服务、医疗卫生、养老保障、灾难救济、最低生存条件保障等。这些领域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机制顺畅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的保证，也是社会政治稳定的保证。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存在，是成熟而健康的市场经济的标志。加快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是改革进入完型期的一项重大的任务。应当承认，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与市场调节在各个经济领域的快速发展相比是滞后的。

三、解决改革完型期重大问题的思路

针对前面所说四个方面的重大问题，应当对改革的思路作如下调整。

第一，由着重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转向更加强调防止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这不仅事关社会公正和正义原则的贯彻，而且是扩大国内市场容量、改善经济增长的需求条件的前提，不仅应当通过各种再分配手段来校正收入分配的不公，而且应当对劳动关系加以规范，从初次分配这个源头上对收入分配进行调整。

第二，在充分肯定改革前期鼓励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巨大贡献，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同时，要重新强调公有制经济应有的主体地位，使公有制经济在解决就业等问题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要抵制各种对公有经济的理论诬蔑，在更加强调维护和发展公有制的同时，也应当强调两点：(1)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市场竞争关系，不能简单地靠行政命令来提升公有制经济比重；(2)公有制经济本身需要继续进行改革，如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改革等。

第三，在坚持对外开放、积极顺应全球化潮流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国家的金融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问题，更加强调自主的技术创新，注意维护民族工业的利益，将过高的贸易依存度逐渐减下来，同时将外汇储备用于全球收购和控制我国短缺的物质资源和先进技术，而不是购买金融衍生产品。

第四，在继续巩固市场的资源配置基础地位的同时，着力加强与市场的资源配置基础地位相适应的国家介入，继续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统筹社会经济各方面关系的能力，同时克服在某些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泛市场化的倾向，排除各种阻力，大力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