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荣幸能到天则所来做这个报告。应该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多个角度。第一个就是从政治角度去考虑。什么叫政治呢？举个例子，有个人看你一眼，你没有什么感觉，那就不是政治；但如果他看你一眼，你觉得他脑子里有很多阴谋，那你的思维就是政治了，即两个人一直处于一种冲突的状态就是就意味着他们俩处于政治状态，我们可以以这个事实出发推演出很多道理。
第二个角度是从经济的角度入手。经济的角度是说你看到一个人觉得他有利可图，有交易机会；第三种从道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一个社会里，我们可以看到政治的因素、经济的因素、道德的因素都是同时存在的。除此之外，还有制度分析的层面，从规则的角度去探讨。
今天，我想从现实出发对这一问题做一些思考，此处的现实是各种各样的道德困惑。这些道德困惑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得到解决，但那是通过时间的流失解决的，而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如何从理论上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
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困难，因为我不是伦理学家，对这个题目只可以说是在我看了一些书之后的一点心得。正因为它只是一个思路，所以更具有探索的意味，就把它拿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我首先说一下讨论这个问题的缘起。我发现人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道德悖论，在这些悖论之中，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是当人独处的时候会有一种鄙视他人的天然倾向，觉得别人的道德是很低下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觉到快乐，即通过贬低他人获得快感；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就是抬高他人而不觉得自卑。一般而言，贬斥别人的心理倾向要强于对别人的褒扬，这是在一个人的时候。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十分容易进入一个圈套，即十分容易说别人的坏话，那怕是聊起共同的朋友，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心理现象。在集体的场合往往是抬高某一个人而贬低很多人，贬低的是无名的人而抬高的是有名的人。所以在政治意义上我们就可以发现，如果要颂扬一个清官往往是以贬斥贪官为基础的，而如果要打击一个贪官就往往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看过《包拯文集》，写书的人把所有他要指责的人都说得一无是处，但回过头来看其他人写的针对他的奏章时，也同样把他骂得一无是处。这是个人意义上的道德悖论，我们发现这些道德悖论往往给个人增加很多生活的负担，并导致政治上的很多恶果。
第二，道德在社会上、宏观的层次上也有很多悖论。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个人是很道德的，那么集体往往是不道德的，即道德的个人、不道德的社会。茅于轼老师也经常讲如果一个人的道德资源不断地被别人占用的话就会在事实上造就很多不道德的人。在为了所谓的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体利益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集体的不道德，比如为了民族利益而要求个人做出牺牲的时候，那么这在集体的意义上是不道德的。而个人在经济上的不道德往往构成社会的道德，所以亚当·斯密说一个自利的个人的目标是获取社会财富，但是却导致了社会的繁荣，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道德悖论。从政治上去思考也是一样的，比如我们发展民主政治。假定现在的局面是重要领导人的职位是一个人说了不算，即需要有一帮人也就是高层精英来直选，这时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来自多数精英的投票。这时要争到这个职位就必须对现有的高层精英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影响的办法多种多样，经济的、政治的甚至是黑社会的。当一个人难以争取到多数高层精英但能够争取更多的中层精英甚至民众的多数力量支持时，他也希望自己是选举产生的，但不希望自己由高层精英选举产生。而高层精英觉得很难确定支持某个人反对某个人，并且这样做总得得罪某个人，处境非常危险，为了安全考虑也希望扩大选举的范围。如果这样的人占据一定的比例，政治民主就发展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每个人的自利导致了整个民主制度的发展，所以我们常说民主社会可能不是以个人道德为基础的。
所以，政治上的道德悖论是，越是专制社会却越是以道德为基础，古代的皇帝社会把道德强调得至高无上，什么东西都是道德化的，这不用说了，即使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许多军阀也特别强调道德，力图把专制权力奠基于道德基础之上。这是第三个宏观悖论。这个悖论的进一步发展是新层次的悖论：越是以道德为基础的专制社会，其道德越虚假，而越是以自利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往往越道德。专制社会不允许民众不道德，但往往使统治者的道德败坏到极点，民主社会允许民众自利，但往往在自由和竞争的基础上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尤其是掌权者的道德。最后一个悖论是在转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的发展往往是伴随着道德的退化的，即转轨的过程是一个对传统的道德瓦解的过程。
这些悖论都是直觉意义上的把握。这些悖论的意义是可以激励我们进行探索，进行思考。我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去看，比如从人类学的角度，从伦理学的角度，政治学的角度，经济学的角度，甚至是公共政策的角度等。而今天我想从道德的角度来探讨这些道德悖论是如何得到解决的，然后探讨一下这些道德悖论解决的政治意义，包括人性冲动、集体效应以及社会整合的机制和问题，看一下新的以新道德为基础的政治秩序是一种什么样的秩序。主要有三个内容，第一部分讲政治社会的心理基础；第二部分是讲一下旧道德在不同领域内的一些困境以及解决这些困境的方法；第三部分是讲新道德在集体的、个人的、社会的层次上的整合，主要是想探讨一些多中心的分析和多中心的制度整合的框架，以及在这些框架下新道德的内涵，最后再简单地提一下新的政治秩序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首先我想讨论一下新道德和旧道德，有一个心理学家叫诺伊曼在《生物心理学和新道德》里有非常详细的探讨。他认为人的心中有很多阳光的东西，也有很多阴影的东西，根据我的理解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些很丑恶的东西，而这些丑恶是不愿告诉别人的。比如有人问你：你学习的动机是什么，当你回答了之后，他又问你：你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你就会想他是要问你的阴影面是什么。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阴影是集体无意识的一个原形，是人的一种先天性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人性中阴暗的而又没有被意识到的一面，包括一切不道德的欲望和行为，是本性中一种非常严实的一部分。当然，如果你要去分析就会发现这些阴影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既有文化的也有集体的、比较普遍的标准。
旧道德的一个倾向就是绝对地拒绝阴影，认为人的邪恶之源就在于阴影之中，从而要求人做好修养从而去排斥阴影中的大家认为是兽性的一面。但阴影又是非常坚韧不拔，决不会被彻底征服的，人格中被压抑的阴影总是反馈到无意识当中去，因此大家可以看到人要进行修养其实是很难的，一旦人身上的阴影突破的话就会导致人格的分裂以及导致包括战争在内的灾难，因为战争本身就是集体的阴影的一种表现，在个体上的表现就是会有很多冲突。
而新道德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接受阴影而不是取消或者消灭这种阴影，新道德接受阴影并把它整合到整个精神当中去，从而显得极具活力和创造性。所以我们说为了女朋友努力学习就不见得不可以告人，为了金钱学习也可以告人。新道德并不强调所谓的使命感，而是强调只要有利于人的积极性的提高，使生活富有活力的目的都是可以的。所以诺伊曼的一个结论就是人类应该学会接受邪恶，学会接受自己的罪，承认阴影，因为人事实上就是不完善的。他认为敌人是自己阴影的外部投射，觉得敌人是邪恶的，只不过是自己身上的阴影的投射。所以《圣经》上说要爱你们的敌人，因为敌人都是自己想象的。当然可能很多人都不会同意，因为敌对很可能因为具有利害冲突的基础，但是从心理学上来讲的确是有这样一种心理机制，使得敌对双方相互把自己的阴影投射给对方，从而在心理上确立敌对关系。如果从心理的角度来看，岳飞和金兀术打得那么厉害，其实没有必要，在今天，我们看了哈尔滨郊外金上京博物馆中金兀术的墓就可以越发理解这一点，岳飞是汉族的宋朝的民族英雄，而金兀术可是他自己的民族的大英雄。
这里进一步说一下新旧道德的内涵：旧道德代表了一种权威，具有强制性的道德准则，这种权威是集体的标准，如果人遵守了这种集体标准以后就可以发现人有人格面具和阴影。人格面具跟道德是一致的，而且是道德的外表。但如果片面地强调道德的话就会产生人格分裂的局面，这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出来。比如，如果你要颂扬圣人的话就要指出很多大盗来，要树立英雄的话就得树立很多狗熊，颂扬北大原先的未名精神就要贬斥现在北大的堕落，现在在颂扬吕日周，但是是以批判绝大多数官员的不道德为基础的。当然，对自己也一样，要让自己在道德上有所成就，就必须谨小慎微，战战兢兢，甚至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又做不到，于是导致人格分裂，或者是伪善：道德说说而已，实际行为另外一套。
新道德是要承认每个人身上的阴影，而不是为了试图去颂扬道德而贬斥自己，也不是为了道德而贬斥他人，也决不会为了道德去制造不道德。如何从旧道德走向新道德呢？我觉得现代社会是通过个人主权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的，阴影是留给自己去处理而不是留给集体去强制处理的。
有的人可能会说认为敌人是心灵的投射太简单了，但事实上从历史的、较长远的角度来看，敌我冲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里确实有一个心理机制：当一个人鄙视、谴责、攻击他人，他投射在别人身上的邪恶的时候，他就可以感到一种心安理得、没有一点耻辱的痕迹。当你把心中的邪恶投射到别人身上，那怕是没有道德意义的事物身上的时候都会感到一种快乐。当敌我双方的信息都对称的话就会发现这种心理上的互相投射会逐渐变成一种仪式化的东西。当两个冲突的集体或者个人形成了一种冲突的记忆了之后，只要对手有一点动作，你都会认为是在向你挑衅，是对你的威胁。
举个例子，如果两个人有朋友的记忆，他笑一笑或者揍你一下，你都会认为是友好的表示；但当两个人有仇恨的记忆的时候，他拍你一下，你可能会认为那是在伤害你，他笑一下，你认为他怀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总之，对手的任何一个动作，哪怕对你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你都认为那是一种最严重的挑衅。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的心理已经投射过去了，你的记忆告诉你他的任何动作都是敌对的。
两个人如此，两个国家也如此。如果某两个国家有这种记忆的话就会导致非常持久的冲突，但如果大家都认可这种记忆，并接受这种记忆，理解这种记忆，并使之淡化，就可能走出敌对的状态，进入良性的政治整合，为一体化的发展创造政治条件。比如，欧洲一体化比较容易，因为在欧洲，过去相互敌对战争的集体记忆正在越来越被接受，交战国各方可以继续纪念各自的战斗英雄和死难将士，但各国都相互容忍，相互接受，敌对的记忆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理解过去敌对的状态的结果。但是亚洲的一体化要困难得多，不用说其他地方，就拿中日关系来说，两个国家都有过去残酷敌对的记忆，而且都已经仪式化了，只要他去祭拜一下，或者我们这边有什么动作的话，对方都会当成是一种敌对行为，双方都互不接受对方的任何纪念行为，尤其是侵略方有人根本就不承认自己的罪孽，根本不道歉，这使得双方要很好地理解过去的敌对，相互容忍，相互接受，非常困难。
当然要接受阴影是非常困难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心理学上说的要谴责别人、抬高自己是一个非常令人快乐的事情，而且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骂对手的时候不光是一种道义上的胜利，而且是一种心理上的胜利，当然道义上的胜利往往是虚假的，但是心理上的快乐是真实的。为道义而战，你死我活；为自利而战，握手言和。显然，为了和平，必须认可作为阴影的自利，并让道义包容自利。容许自利，不见得要把君子降为凡人，但要在鼓励以凡人追求当君子的时候，给更多的空间，让凡人有机会去实施小人牟利的动机和行为，只要不害人。
心理学上说的一个对传统道德的替代方法就是如何去识别阴影、如何去承认阴影、如何去整合阴影，就是说要如何去摆脱徒然的抱负和对完美的要求，如果摆脱了徒然的抱负和完美的要求，我们就可以拥有全部的、完美的人生，人也将更加富有创造力。比如，在中国做学问和在美国做学问有什么差别呢？在美国做学问没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但一到国内就觉得要有强烈的使命感，要填补学术上的空白，甚至要振兴国家，非己莫属。但结果是，美国人的学问远远大于中国人的学问。原因有很多，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是因为美国学者更加认可自身身上的阴影，因而更加富有活力；而中国的学者往往被沉重的使命感和因此而拒绝自己身上的阴影失去了学术的活力，也失去了缓慢积累的动力。其进一步的结果是，如果不考虑使命感的因素，中国学者在整体上一点也不比美国学者更富有学术道德。这也可以说是学术领域的道德悖论吧。
一个有活力和积极向上的人，对自己的阴影、对自己能力上的局限性有一个更好的认识、识别和整合，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人格。我们并不是要去追求儒家所提倡的完美的君子的人格，而是要面对自己的完整和现实，并在此基础上去自由地而不是强制地去见证君子。我们要认识和接受心理上阴影，也不是要把这些阴影投射给别人，而是要接受它、直面它。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我最近看了一些道家的、儒家的和佛教的书，发现道家主要是从身体上来修炼，儒家是从伦理上思考道德，佛教是通过对经文的诵读而达到对心灵的观照，并获得实相的智慧。但是，即使你的修炼已经很好了，达到了像孔子在70岁时的状态：从心欲而不逾矩，但是真正要成为圣人，或者要达到佛祖所说的涅磐的境界不光是很困难的，而且对绝大数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不仅要在个人层次鼓励允许新道德的整合，而且还需要在超个人的意义上，也就是说在集体的层次上和制度的层次上探索减轻个人负担的办法。因此，不仅在个人的修养上，而且在社会的框架下来寻找对道德的整合是很重要的，这不是要求取消心灵上的投射，而是要求接受阴影，不仅让个人可以接受阴影，而且社会也允许个人接受阴影，否则每个人的负担会非常重，即使个人层次实现了整合，整个社会可能依然会把这样的个人视为异物，接受了新道德的个人依然处于旧道德的集体压迫之中。
当真正处于新道德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发现的效果是个人是宽慰的、真正的而不是杜撰的，这时个人走向了一个新的完整，他由虚假的难以实现的“圣人”变成了真实的凡人，并且可以包容自己作为小人的冲动和行为，不以为耻，视之为正常，还可以鼓励自己以凡人去当君子，通过自强成为真正的君子。我们过去的道德往往提出很多虚假的问题，这些虚假的问题使我们努力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当一个人走向了完整性以后就具有一些有创造性的活力。
现代社会的一些因素，使得人们接受新道德，整合自己身上的阴影越来越容易了。比如，现代国家可以不必把自己身上的阴影集体地投射到敌国身上了，国与国之间的敌对行为会减少，为什么呢？一是因为信息沟通了，不太容易把自己身上的阴影轻易地投射到他国身上去，杀陌生人易，杀见过面的熟人难。二是生态的问题使我们有了一些共同的敌人，大家尽可以把阴影投射给生态恶化问题上。三是核武器的出现也使得双方的敌对行为减少，即使有的话，也不可能用毁灭双方的方法来达到目的，这意味着阴影可以投射，但会有所节制。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现在市场文明正在逐渐替代政治上的文明（以强权政治为基础的文明），因为市场文明更加不从传统道德的角度去看问题，也更加不从政治冲突的角度去看问题，而是从交易的角度去看问题，市场越发达，市场的交易越发达，一个国家的GDP越多，一个国家的文明就越高，人对于自己身上的宽容度就会越大，自己的能力也就会越高，新道德就会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但即使这样，在市场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仍然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来使得个人更容易地整合自己心理上的阴影，完成从旧道德向新道德的转变。这是本报告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探讨的旧道德引起的悖论，以及旧道德是如何退却的。我想举个实例，这个例子就是雷锋的例子，这是人们在进行道德判断时的一个普遍的现象。1963年3月5号的时候，中国各大报纸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一发，雷锋就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变成20世纪的道德楷模，而且也成为我国军队的一个象征，在美国国防部介绍中国军队时就用他的照片。从那时侯开始，他的一些很英勇的事迹，如抢救落水儿童，抓紧每分每秒时间学习，参加建筑工地义务劳动等等传遍了文明古国。他的日记也到处流传，直到现在我的一些朋友还把雷锋日记放在孩子的床头，希望孩子在看了这些英勇事迹之后形成一种道德上的共鸣感。现在很多的孩子不见得一定要学雷锋，但具有很高的道德感，比如环境小卫士把烟头、纸片往垃圾桶里塞就觉得在道德上很有一种成就感。在《雷锋日记》里面有一句话是非常感人的，也是耳熟能详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生命是有限的，它也是丑恶的现象之一，因此要把它化作无限。我们在社会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尽力地去克服身上的缺点，哪怕是一点奢侈的享受都不想要，他仅有的一点钱都要借给别人，而且当时新闻媒体也不发达，如果一个人每做一点好事就有人跟着报道，那么他是媒体中的英雄，未必就是真正的道德高尚的人。
秦晖：雷锋在生前就已经很出名了，就已经被树了两三年了。
毛寿龙：那说明后面有一段时间可能是为了道德而道德的，这是一点。另外，我觉得在专制的状态下，以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没有自己的利益、自由，国家的利益需要每个人牺牲掉个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现代道德人的精神是和古代的君子的思想相接近的。
第二，我们可以看到直到今天为止雷锋精神基本上也是到处传播的，当然在后20年里，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快，雷锋的精神也是越来越快地离我们远去。
道德滑坡是有很多机制的，我觉得有很多微观的机制可以考虑：第一点，我们现在仍然在倡导学习雷锋，但这些人一旦出了校园，或者刚刚成人，他的道德感就消失了。我觉得要是这种道德感没有消失的话就可能使人达到一种精神上分裂的结果，因为他往往会把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看成是很可耻的，他老处于一种反省的状态，实际上他已经疯了，这是一方面。但事实上我们发现这种道德悖论已经在人们身上消失了，人们一边希望道德、谴责不道德，但一到了自己的时候，人们往往选择不道德，甚至选择缺德。对此有很多解释，我给出的解释是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冲突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选择个人利益。比如在文革中很久都没有涨工资，但是当第一次涨工资的时候，很多人因为没有涨工资而跳楼自杀。很多人也都在不停地寻找待遇，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副职如此之多，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作为议长居然成为重要级别的领导人，把代表民意的代表当作自己的下级，是和官员们寻求待遇最大化的动机分不开的。我们的政治机制里缺少一个在野赋闲的机制，政治家是需要在野赋闲的，如果没有更换的话，政治家队伍会越来越庞大，所以我们说边缘化、非核心的机构总有提高自己权力的倾向。因此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冲突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选择个人利益。有人说雷锋是个很道德的人，但事实上雷锋死的时候只有22岁，还没有真正遇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冲突。
第二，当人们进入集体行动之后，这种道德感也会很快消失。比如在市场经济领域里面人们以道德修养的方式行事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你要以道德的方式行事，一旦你进入股票市场就会觉得难受，因为里面的一个最纯粹的思想就是赚钱。在其他领域非常道德的东西在纯粹市场的情况下都显得行不通，所以一个非常道德的人在一个经济场合也会以经济的方式行事。学过经济学的人知道以道德的方式行事即使给出了价格信号也不是正确的，如果你非常道德的把不好的企业的股票都买进来以拯救那个企业的话，你给出了一个不正确的信号，大家就会都被套住。因此在经济上如果道德地行事不是害了自己就是害了别人，而且在宏观上也没有什么好结果，所以利他主义在经济领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原则。既然人们自利就能达到很好的社会效果，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去修身养性呢？繁荣的基本规则就是自利，为什么还要去寻找道德感呢？我们没有必要去批判道德，它主要是用在集体行动的场合，一个是个人的道德修养与之不匹配，另外一个是个人的行为往往取决于别人的行为。
第三，在过渡时期也很难保持个人的道德修养。市场经济也是需要一定道德的，比如不欺行霸市等。但是在转轨的过程中，经济往往是在违反过去的道德、违反过去的法律标准的。也就是说过去的很多道德是谴责投机倒把、谴责营利的，所以君子就不会进入这个领域，因此这种情况下首先吸引的都是不道德的人，进入这个领域的人往往是不法分子。在转轨时期，商人是在逐渐进步，但不排除在市场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这个行业里面的人都是缺德的人的情况。那么为什么还要追求价值标准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困惑，而且这个困惑一直伴随到现在。
另外，中国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历史人物辈出的国家。对于秦始皇，历史学家都不赞成以道德的角度去评价，而是要以历史的角度去看。但是当我们以历史的观点去评价一个人的时候，道德标准就会消失了。为什么以历史的、政治的角度去看一个人的时候，道德价值就消失了呢？这在很多场合都可以看到。我们发现道德标准战胜不了个人利益、和集体场合冲突，在过渡时期道德价值起的作用也是非常混乱的，以历史的标准去看一个人的时候会发现道德的标准就会消失。反过来，以历史的角度去看问题我们会发现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当然如果每个人都去做恶的话，历史将会倒退而不是进步。那么为什么说恶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呢？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悖论。
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在道德上很有成就的人在经济的、历史的、政治的领域里面并没有得到很高的成就，所以我们往往说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人物都是一些缺德的人物，而真正有道德人在这些方面往往是没有成就的，而且在一个扩展的社会里是不被人理解，其道德效应甚微，这也是一个道德悖论。比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纪委规定当权者只要经得住金钱、美女的诱惑就是非常道德的，但是这种道德跟我们传统上讲的道德完全是两码事。
这就是我讲的以中国的实例来思考一下中国所面临的道德困惑，旧道德在我们的生活里确实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惑与悖论。而要理解这些悖论，解决这些困惑，显然需要有新的道德理论。
第三部分，我想探讨一下我们如何去识别这种现象与如何接受这种阴影。如果我们要想有所成就的话就可能会违背传统的道德标准。对于此，我有一些思考：第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凡人，并不天然地就是君子或者小人。我们不要以君子看小人，也不要以小人看君子，而是要以凡人去看君子或者小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学君子，但有些时候做不成君子也不要对自己多大的谴责，不要有羞耻感，比如我很想学君子，但是我一看到钱就哈哈笑，就觉得很快乐也未必不可，因为这是一个凡人的表现，这是生活的全部。因此一旦我们以凡人的角度去看人的话，即使是小人也未必是十恶不赦。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从图书馆背了一包书出来，他并不是想偷书，而是已经忙得晕头转向了。他刚一出来，警报器就响，这时图书管理人员走过来对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要犯错误的，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但你书包里肯定有问题，这才发现有几本书没有办理手续。如果是我们的话就可能粗暴地以小偷处理了。因此我们要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来看问题，为金钱做事，哪怕是为一点稿费写文章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判断，我这里想去从理论上分析一下个人的心理上的冲动是什么。
我们每个人心理上的冲动应该是非常复杂的，有道德性的冲动、政治性的冲动也有经济性的冲动，或者是一些宗教性的冲动、审美性的冲动、享乐性的冲动，这些冲动都是潜在的隐藏在人的心理天性中的。什么是冲动呢？平时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一到了某个特定的时刻就可能把人心中的最极端的特点激发出来。一个人有道德性的冲动，为了战友就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什么时候呢？当手榴弹要在战友身边爆炸的时候，你可以舍己救人扑在战友的身上；见到一个小孩子摔倒了，把他扶起来，这是一种道德上的冲动；见到一个讨饭的人，给他一个馒头吃吃，这也是一种道德上的冲动。一个人刚抢完银行，但在路上看见一个可怜的人就掏出一把钱来给他也是可能的。这就说明一个人潜在的道德冲动并不必然是和其它的冲动相关的。
每个人的心理的冲动和天性在特定的环境中可以表现出极端的行为，这种极端行为在个体层次是可以理解的，一旦进入集体层次都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是社会的人、集体的人，并不是个体的人。当一个社会都是由道德的人组成的时候，人们就可能去无私地帮助别人，这时道德就有了一种整合的功能。每个人都是道德的，但谁也不应该得到别人的帮助，如果接受了别人的帮助，你就是不道德的，因此从集体上来整合是非常困难的。
另外一个就是道德社会是很脆弱的，在这个社会里一旦有人表现出不道德，其他道德的人就都是受害者，所以我们说只要存在道德的人就会存在不道德的他人和社会，即道德在宏观上整合是很困难的。但如果由很多有很强的政治冲动的人构成的社会也会存在很多整合的困难，因为政治性很强的社会往往是一个矛盾冲突非常大的社会。在一个政治性冲动很强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强的政治性冲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带着武器，因为战争生活可能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当然也很快乐，经常有欢笑、歌声等等。在一个经济冲动很强的社会里，你可以发现，只要有一部分人的经济冲动不受到干扰就会有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所以我们说只要有一部分人的经济冲动被激发出来的话经济就会繁荣富强。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当经济的人和政治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受到极大的困扰的，因为每个人都想通过政治的手段、军事的手段或者强制的手段去获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交易的空间就会萎缩，经济就不会发展。如果一个社会以强制的手段来发展道德的时候，把商人的地位贬得非常低的时候，它的市场想发展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
个人虽是凡人，但是有一些天性也是集体的天性，这种集体的天性可以解释每个人取得的成就是不一样的。在政治领域里面，如果没有政治野心，没有政治斗争的经验，那么就不可能在政治上取得成就。在社会里面，只有有政治上的野心才有可能当官，只有有经济上的野心才能成为企业家，如果你有求知的渴望就可能成为学者，但一旦你想成为道德的人在其它方面有成就的可能性就会很小，而且道德的人本身就十分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围攻。在一个集体里面，道德往往是处于一个非常弱小的地位，但一旦与强权联系在一起就不一样了，它往往就变成一种非常表面的东西，强权的道德，把道德强制推崇到至高无上，甚至迫切希望人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彻头彻尾拒绝阴影，遵循道德，但结果是从上到下普遍的不道德。至于过去的人类社会为什么要以道德的原则为基础而不是以经济的原则等为基础，历史学家可能会有更好的回答。我个人的简单解释是，在市场文明发展之前，资源的配置方式往往是政治性的，政治性的配置方式往往就要强调德性。
假如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很充分的发展的话，道德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说我们超越了个人的心理效应，我们就要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道德的问题，我们要解决集体整合的困难，政治整合的困难，以及我们如何让市场的文明和经济的秩序得到适当地扩展，这些也和新的政治理论、政治秩序有关。下面我就先讲一下道德的问题，再讲一下新的政治秩序、政治理论的问题。
人类的利他行为在什么情况下不出问题呢？假如现在你到火车站见到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孩子，你去帮忙，那个妇女可能就不会同意，因为她怕你抢她的孩子。因此在一个扩展的社会里面，小范围的道德价值是非常不可信的，也就是说它的集体效应是不可预计的，而且是很容易被滥用的。比如别人给你抽口烟，你很高兴，但可能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的东西被拿走了。因此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是有它自己的范围的，为什么在雷锋时代的道德是可信的呢？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每一个人都没有出门的自由，在外面溜达的人都是有介绍信的，或者穿着代表社会信用符号的军装。因此，要减少道德宏观上的消极效应就应该把它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但即使这样，在一个小群体里面每一个人的道德负担也是非常沉重的。第二个就是要解决一些公共问题的话就要用到政治的办法，政治的办法就是以暴力为威胁来遏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另外一个就是用到经济的办法，即出于自利的动机为他人提供服务，因此可以通过市场经济和通过垄断暴力来达到一种使用暴力的规模经济效应。但是政治冲动也得遵守最低限度的规则，比如你不能去杀人，不能去偷人家的东西。
国家建立以后，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为经济提供更大的空间，让市场文明走出小群体的范围，走出种族的范围，走出国家的范围。在政治领域里的道德显然不是小范围里的、在朋友之间的道德、成员内部的或者说熟人之间的道德。在政治领域内的道德首先是针对政治权力的道德，政治道德是让有政治家才能并有政治抱负的人去掌握政治权力和使他的政治权利得到正当的应用，因此如何在制度上设计并鼓励政治家正当应用权力的制度就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政治冲动在集体的层次是有一定问题的，因为政治冲动往往要人们在集体的层次上去谋求私利，攫取权力，因此如何设计约束机制也是很必要的，这是政治领域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在经济领域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让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得到发挥，利他主义并不是经济领域里面最高的道德。经济领域的最高道德就是创造价值，越能够给社会提供就业机会，越能够推动市场的发展，就越有道德。这种道德是应该得到认可的，政治家正当运用权力也是应该得到认可的。所以我们说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一种复合的道德，而不应该是一种单一的道德，因此这种道德是和小范围里的道德不一样的。一个皇帝为了美人一笑把整个江山都输掉就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因此在一个社会里，不光要有利他型的道德而且还要有其它的道德，如果一个社会有一个复合型的道德，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道德困惑就可以冰释了，不仅小人物可以成为道德人物，而且企业家、政治家也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成为道德人物。所以大道容众，说的就是道路很宽就什么人都可以容得下。“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并不是只在道德的领域里面自强不息，而且在审美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领域里都可以自强不息。
最后说一下新道德所要求的政治秩序是什么样的。这种政治秩序跟传统的政治秩序是不一样的，当然在学术上是很复杂的，这里就简单地讲一下其中最重要的区别：
传统的政治秩序每时每刻都在寻找一种价值上的决定权，或者说在寻找最后一种解决方法。在制度设计上也是一样的，它要一个最高决定人去掌握全权，在政治学上的表现就是传统的政治学都是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政治秩序也是以一个包容一切的主权为基础的。古代的皇帝拥有所有的土地，连人也是他的，他想杀谁就杀谁，所有的民间契约都是私人的，无效的。但是这种传统的政治理论是不符合事实的。它想建立一个最高的秩序、价值并在制度上维护这种权威，但是事实上这是很难的。我们现在的政治秩序也是以一种极端的理论为基础的，是以单中心的价值为基础的，单中心的政治秩序往往是以单一道德的传统价值为基础，他们在宏观上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微观上也导致了各种各样的人格的扭曲。
新政治秩序的基本特征，在新的政治秩序里面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并不寻求谁最大，也并不寻找最终的、单一的价值,并不试图去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某个人或者机构,让他掌握最高的权力,也决不去问这样的问题：“谁最大，谁最后说了算。”在新的政治秩序中，每个人都有权利来处理自己的个人事务，包括阴影，这时个人在自己的领域内是最大的。一个公共的单位在自己的事务上是最大的。一个企业家在自己的领域内也是最大的，他们都有权选择，有权处理自己的阴影，比如认可自己的好利之心，见钱眼开，但取之有道，用信封把钱包起来，在人家看不到的眉开眼笑地数钱。对政权来讲，政府在行政权上是最大的，立法机关在立法事务上是最大的，司法机关在司法领域独立也是最大的。因此，现代社会是一个复合的社会，每一个中心在各自的领域都是最大的，每一个中心都是一个兴奋点，都是自己能够说了算，这个社会应该是多个方面的价值都能得到发展的社会。总之，一个新的社会需要复合的新道德，也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在这样的政治秩序中，每一个人能够更好地去接受阴影，也能够更好地修身养性，自由地追求道德，在竞争中取得自己的道德成就。在这样的秩序中，旧道德依然得到尊重，但人性的阴影也得到容忍。这样的政治社会，显然是开放的社会，每个人是自由的，富有活力的，也将是富足、体面和文明的。
传统政治秩序与封闭社会是一致的。封闭社会的道德和以此为基础的规则具有强制性，自由的人不得不以战斗的心态挑战，或者以懦夫的心态服从，或者逃避的心态隐居。如果规则貌似正义道德（旧道德），潜在的规则又十分可怕，自由人难以形成自己的正规道德（复合旧道德同时又接受阴影的新道德），在尊重传统道德的基础上来实现自己的新道德，不得不以“堕落”来表明自己的抗拒，“我是流氓我怕谁”才显得反抗旧道德的力量。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道德滑坡，一定意义上是对强大的虚伪的旧道德反抗性堕落，而王朔的小说所反映的“渴望堕落的一代”在我看来其实是因缺乏力量反抗旧道德但又渴望新道德的一代，王小波的小说，用肮脏的文字嘲笑旧道德对性的态度，以此构建新道德，让人接受性的阴影，享受性的快乐，也可以说是旧道德力量太强大不得已而为之的。
开放社会可以改变这一格局，也可以通过自由和竞争来实现真正的新道德，而不必要通过堕落来表示自己的新道德。新道德不必是堕落的。在开放社会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规则，拥有不同规则的人，进入不同的人群。一个自由的人，往往是到处有一种异乡人的感觉。但到处入乡随俗之后，个人不需要当战士，就可以通过自由与选择，来形成自己的新道德。
开放的社会又是一种大社会(great society)，它包容可能是一定程度上是封闭的小社会，开放的大社会，使得每一个人有更多的封闭小群体的经历，形成一种尊重和宽容的规则：自由流动形成宽容，也使大家保持传统，或者形成新的传统。对此，个人也没有必要挑破，撕破脸皮，到处冲杀，宽容与自由一样，构成了新道德的核心因素。
自由和开放，更形成一种自由形成新的社群的可能性：读书人的社群，形成读书人的道德，形成读书人的规则。在封闭环境中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开放的环境中越来越可能。自由交流、集体的自由结社和活动，是开放社会的重要自由。人在自由中形成自由的责任，形成真正高尚的道德，而不是封闭的屈从，阳奉阴违，形成各种各样的悖论。
封闭社会，往往去寻找唯一的规则和秩序，找不到则认为没有终极的理性规则，或者认为唯一的善只是理想而已。开放社会，认为自由和自由的责任构成多样化的规则与秩序，理性的完善，并不会导致绝对普遍一致的规则。开放社会包容个人的阴影，并在自由和竞争中孕育真正高尚的道德。
对自由的封闭的理解，往往给人一种错觉：自由往往在奴役之中。卢梭的自由观是不可分析的，也是封闭的。如果自由的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是封闭社会对唯一自由的理解。逻辑推理很可能得出这样的政策建议：自由只能是极权的自由，而不是有责任的自由。
人性有自由的冲动，但也有寻找归宿的冲动。每一个人的实际状况非常不一样，而且心里的感觉和表达出来的理性秩序观也各不一样。在封闭社会中，人自然而然地区寻找封闭的终极意义，当这种意义强加于自己的时候是自虐（人格的分裂），当这种意义强加于社会的时候是极权，造成整个社会的人格分裂。
封闭社会往往存在多种多样的悖论，开始时讨论的有关道德悖论，都是在封闭的意义上产生的。这种悖论，没有适当的理论，无法得以解释，也无法得到解决。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以及随后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秩序理论，解释了市场社会的道德悖论其实并不是悖论，其实是一种新的逻辑：个人行为与其宏观结果往往是不一致的。他的大社会（Great society），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秩序，波普的开放社会，都是又有意义的理论，它们有助于在宏观上理解人类社会的开放结构，这样的忙可以开拓人性的心灵冲动，减轻个人的人格分裂，也减少集体意义上的冲突和人格分裂，更有助于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中，让每一个人都大有作为，让复杂的心灵，开放出文明的奇葩。
以上都是理论的分析，可以说仅仅基于我个人的阅读、理解和体验的思考。每一个人基于自己的阅读、心理体验和生活经验，可以有更加丰富的联想和体会，每一个人的生活又会呈现极其丰富复杂的形态。佛教说，智慧由有三种，一是文字的（文字般若），二是观照般若（思考的智慧），三是实相般若（实在的智慧）。人们有了文字的智慧，还需要经过自己的生活和心路历程去求证，这才能够达到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境界。当然，翻译成非佛教的术语就是说，自由开放的社会给人以更多的选择空间，这可以用理论来表达，也体现在每一个人的思考智慧中，更体现在每一个自由人的自由体验和实践生活中。在个人的境界中，读书、学习、思考、生活，在集体的境界中，人道、宽容、谦虚、幽默，自然会有丰富、自由、富足、体面与文明的人生。当然，只有在一个整合了阴影的新道德和开放的政治秩序里，人们才可能会更好地过上这样的生活。而这显然需要超个人的、超集体的立宪层次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