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又之(继愈)先生逝世,凡与先生熟识的人莫不十分悲痛。
任先生字又之,山东省平原县人。诞生于1916年4月15日,得年93岁。先生少年时即才智颖发,特立独行。1934年自北平大学(不是北京大学)附中毕业后,即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个经过深入思考的决定。因为,哲学是出名的难学,在当时,毕业后出路也很窄。任先生的中学国文(今称“语文”)老师就是哲学系毕业的;当时已经全国知名的文学家朱自清先生是北大哲学系的老前辈,毕业后也一直教语文、文学课程。前车之鉴并没有动摇任先生终生从事哲学研究的信心与决心。晚年时,先生对我说过,那时选择学哲学,是希望对世界和宇宙的终极性问题“寻根究底”。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先生随校西迁,并参加了西南联大校史中著名的从湖南步行赴云南的“湘黔滇旅行团”。后来,任先生在许多场合,包括与我的个别谈话中,都表达过:“这次旅行,使自己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与败落,震动很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那一两年,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任先生曾经和教导过我的周绍良、李赋宁两位先生以及朱德熙先生(我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朱先生交换到前苏联教书),四人共同租赁一间小屋居住。任先生笃念故交,有时会显露感情地津津乐道当年“同吃过桥米线”的事。就我亲历所知所见,周绍良先生逝世前后,任先生在许多方面曾给与巨大的、别人无法代替的无私援助。同样,任先生在1938年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直至1942年毕业后担任助教时,对同时在文科研究所的同学,也友谊甚笃,并通贯一生。
就我亲知亲历,任先生时常谈到马学良先生为了写作研究生毕业论文,深入撒尼彝族地区,学习彝文,调查彝族风俗的事。任先生多次讲到,那时的彝族地区交通十分不便,生活异常艰苦。马先生几次给任先生写信,说顶不住了。任先生就几次带着大批生活用品与书籍报刊,翻山越岭去慰问,鼓励他不可半途而废。任先生还多次对我说,马先生的毕生心血凝聚在《彝文经籍文化辞典》一书中。此书的每一个词条都是彝文文字打头,然后才是汉文解释。印刷十分不便。出版社说,一条词头按一幅画收费。马先生自愿放弃稿费。任先生叫我帮助推出。他自己也往往亲自出马。例如,1996年2月12日,任先生曾在我的陪侍下,降尊出席一次北京市出版局的选题论证会。先生精神所至,金石为开,会上初步决定,为学术不惜血本,出版局拨专款数十万元。此书后来由京华出版社于1998年12月出版,印数1000册,至今尚有存货。马先生在1999年初即逝世,总算看见了自己一生的最大最后成果问世。此书后来获得“国家图书奖”大奖,马先生已不及见矣。任先生此后与我每每谈到此事,辄以弘一法师“欣慨交心”一语结束。
以上仅仅从个人闻见,侧面记述。若论任先生的学术与立身荦荦大节,断非门生如我之辈所能饶舌,游夏何敢赞一辞。应编辑部门之请,谨提供两点,供当代与后来知人论世者参考。
一点是,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上升,许多与文献整理有关的国家级大项目提上日程。多年来,担当这类大项目领导的,学术界主要是任先生。例如——
已编成的《中华大藏经》及正在起始的续编;
进行中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及为此成立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并已经评定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第一、二批名单以及印行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册府撷英》等;
进行中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
编纂中的《中华大典》,共分二十四个典,八亿字;
以上均由任先生挂帅。还有许多项目,如《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中国佛教史》等,不胜枚举,也都由任先生主编。
此外,任先生经领导任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创办了中国科学院(今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改革开放后,又担当起国家图书馆馆长的重任。
拙见以为,中国现当代的大学者中,学问道德文章与任先生相埒者不少,但是,为什么时代只选中了任先生担当多种重任,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单纯埋头搞学术的学者往往缺乏领袖群伦的能力,学术上没有卓越成就的人大家又不服气。环顾国内,学术上卓有建树、为人冲和恬淡但又极有主见的任先生堪此重任。
另外一点,则是可以衔接着上一点来说。我观察任先生为学的轨迹,大约先生最早是想研究西方哲学“本体论”那一套,进行“寻根究底”的。抗战时期,逐步取向中国哲学史范畴。解放初,以研究道家特别是《老子》为切入点。后来,经过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剀切指示,儒释道兼修,旁及世界几大宗教。改革开放后,逐步开始领导整理与保护我国古典文献的事业。他的事业越作越大,路子也越走越宽。任先生有时与我闲谈时说,不宜把个人钻研的内涵与社会需要割裂,而要跟随国家、社会的大需要,团结多数人一起来作,那样,前景一定光明。要跟大家一起前进。这些话使我豁然开朗。这些年来,任先生不嫌弃我,有工作常常找我参加。大前年,任先生忽然打电话给我,说:“你当《中华大典·民俗典》主编。”我说,手头的事已经排到三年后了。老师说:“国家任务,先干这个。”我还要推,老师说:“就是你了!”说完,电话挂上了。后来,“二十四史”的事,续编《大藏经》的事,把我也列名在内。想起任先生“跟大家一起”的教导,心想,有老师当主心骨撑着呢!大树底下,且先乘凉再说。而今已矣!正当闻鼙鼓而思中原主帅之时,何处更得先生!
任先生逝世,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三单位合送挽联一副:
秘阁失元老;弘规荫后生。
作为追随多年的老门生,我也勉力作成挽联一副:
虎观仰音容,辄觉平居亲炙少;樗材承顾遇,长怀感激负恩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