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国家图书馆的关系始于1947年,至今62年。中间可以划分成极其分明的五个阶段,中间呈螺旋式上升态势。
1947年到1949年,我在北平育英中学读高中。因为爱好文史,逐步养成读书,特别是读课外书的习惯。初中时,只在后门桥路西的一间租书铺里租书看,那里的书很杂,但品位不高,主要是武侠、侦探、社会言情三大类。
我用三年时间,把那里的书基本上看了个遍。高中时,经国文老师刘曜昕先生指导,读了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等几部著作,虽然至今并未读懂,但自觉对提高文艺欣赏能力极有帮助。于是,开始学着读中外名著。
当时,我的一位亲戚——我称之为“四舅老爷”的——曾带我到文津街北平图书馆去。从此,我就迷上了这个地方。
假期泡在那里,平时也时常逃学去,觉得自学比听无谓的课有用。那时,读者不多,二层大阅览室总有空位,甚至可以指定固定座位。我常常坐东北角,因为隐蔽,怕让偶尔来馆里查书的老师发现。馆员送书到位,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实有受宠若惊之感。我在那里读了许多中外名著,为读大学打下良好的基础。
1949年到1955年是第二阶段。我已在北大上学,北大图书馆藏书仅亚于北京图书馆,号称全国第二(今称全国第三,第二让位于上海图书馆),使用更为方便,就很少到文津街去了。但是,文津街常办讲座,吸引我去听讲。记忆犹新的是1953年2月28日,星期六,农历正月十五晚间,听“世界文化名人、爱国诗人杜甫”讲座,冯至先生主讲,顾随先生朗诵杜诗。我踏雪前往,曾有专文记之。
1956年到1966年是第三阶段。那时我已在北京城里工作,办了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两个机关外借证,只供我一人使用。这十年看了许多书。北京图书馆借阅比较宽松,连某些明版的线装书也可外借。
1974 年到1979 年,是“文革”末期至改革开放初,我在《文物》杂志社义务帮忙,到文津街看书的次数不少。这期间,接触了向觉明(达)、王有三(重民)两位先生从伦敦、巴黎拍摄带回的敦煌遗书照片,并以之与原稿对照,和李力同志等整理了王有三先生的一些遗稿。我还借此看了一批日本学者新出的敦煌学著作。这些老照片和国外新书,当时如北大图书馆等馆是没有的。
1980年至现在,我调回北大工作,后来还在信息管理系(即王有三先生于1947年创立的图书馆学系)工作,与国家图书馆的关系就十分密切了。特别是在任又之(继愈)先生担任馆长以后,业务交往颇为密切。例如,有许多研讨会、鉴定会,经常邀请我参加。总馆和文津街分馆开各种讲座,也叫我参与,至今十次以上,幸蒙听众宽容,侥幸尚未被赶下讲台。又承不弃,邀请我参加“中华再造善本”“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一、二期评审”及其他相关工作。虽感力不胜任,但以国家图书馆与我的渊源,于情于理,均勉力为之,能作多少就作多少。我今已年将八十,剩余时间不多,作了过河卒子,只能努力向前。国家图书馆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作为读者和参与工作的人,国图百年来的巨大发展让我感触很深,希望她新的百年更加美好。
(白化文 著名古籍整理专家、北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