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上午，，我正坐在长沙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会场上，一封短信告知了季羡林先生去世的消息，我立即把短信给坐在我旁边的刘梦溪先生看。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沉重，也有很深的感慨。二十世纪的人物已经日渐凋零，二十世纪的那些峥嵘岁月也已经成为一段历史。时光的流逝已经让二十世纪变得日渐遥远。季先生的离去，虽然让人遗憾，但毕竟他已经完美地实现了自己，也最好地展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但这意味着这个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一直以其高远的思考和纯粹的人格影响我们的人物离开了我们。

季先生的离去其实是完整的生命过程的自然的终结，也是生命本身的庄严的体现。我们常常希望个体生命可以无限地延续，但其实生命正是由于它的有限才弥足珍贵，也由于这有限，才让我们更加珍惜它的存在和展开，也才让我们领悟个体生命的独特性。虽然我们都期望他能够度过百岁的关口，但这样的离去其实是不可挽回的，是人类面对的必然性的表现。平静地接受这位我们尊敬的老人的离去，可能正是我们所应有的态度，也是这位早已参透生死的老人的期望。对于我们，季先生的故去当然是遗憾，但对于季先生的生命而言，是没有遗憾的。

我们的怀念有我们自己的理由和意义，这当然是为了季先生，但首先是为了我们自己。我在十多年前应当年季先生的秘书李新先生之邀，为他们编辑的一部有关季先生的书写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也在杂志上发表过。李新先生为人谦和纯朴，待人真诚，我和季先生的交往都是以李先生为中介的。后来他的去世也让人遗憾。当年的文章讲了我和季先生在九十年代初的交往，这里不必重复。而且我和季先生的来往似乎也止于那篇文章的记述，后来季先生声望日隆，我也没有再打扰请益。我的专业领域和季先生的专业并不交集，我也完全没有深入到他的领域的能力，我的父亲和季先生的领域在小乘佛教方面多有重合，他和季先生的交往较多，他和我谈到的季先生的事情希望他能写出来。我在那篇文章里谈过的我对于季先生的一些思考，这里也不再重复，我只想从今天的角度再思季先生的意义。

我以为，季先生的意义首先在于在于他是一个现代的专业性的学者和一个中国传统的儒者的完美的结合。

季先生当然是深入所谓“二西之学”，也就是对于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外来文化的深处的。这就是佛教和印度之“西”学和西方之“西”学。他是对于这两个方面有最深刻的把握的专业的学者。他的领域其实是以西方现代的方法论深入到印度和佛教思想的深处，他对于梵文和巴利文等文字的把握能力和对于中印交流等方面的研究都是专业方面一流的成果。他的这些方面的研究说明了季先生是一个现代大学制度中的职业的学者，在他自己的工作中践行了现代专业学术的分工所创造的职业的要求。现代的学术已经是有严密分工和高度专业化的领域，所谓“隔行如隔山”正是这种专业化的表征。有人往往觉得人文社会科学是人人都懂的，其实其专业领域的分工也是非常细密的，外行往往难以深入其中。季先生是在自己的专业的领域里让人佩服的学者，他的专业的工作的出色才可能让他有能力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同时，季先生又是一个传统的儒者的典范，一个在现代的学术体制之中又能够超越它的限制的人，一个有德性的追求和精神的境界的人物。季先生始终具有一种传统的人文情怀，他始终在学术之外写作随笔散文，始终将他对于人生的感悟和体验倾诉给他的非专业的读者。他的处世的方式是谦和和明澈的，他的气质和风度是温和而自然的。和季先生交谈，他并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娓娓道来，如行云流水。平和和谦逊中其实有儒者的清朗和自然，也有佛家的一份恬淡和平静。季先生对于人生的荣辱沉浮已经看得很淡，但他的博大的胸怀和探索和思考生命意义的专注才是他的生命的展开。张载的《西铭》中的表述被认为是儒者的最高的境界，我觉得季先生的生命其实是《西铭》中的人生哲学的完美的体现。我向季先生请益的时候时时感到他的“民胞物与”的情怀和“知化穷神”的境界。在专业的领域上，他当然未必是“国学”的某个专业领域的专家，称为“国学大师”有点不可思议。但他的生命其实展现了一个儒者的风范和中国传统精神价值的延续，他其实是以生命延续了了中国传统的一脉精华。

其次，季先生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在于他从八十年代以来就执着地提出的有关中国文化复兴的论述。

在这些论述中季先生跨出了他的专业的领域，以一个洞悉世界文化的哲人的角度来思考他所安身立命的中华文化的命运。他坚信在西方文化主导世界几个世纪之后，中华和东方文化必将有一个伟大的复兴，必将对于人类的文明有更多的贡献。其实季先生对于整个中华文化发生影响正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华文化的发展的未来还未清晰。他以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守候者的身份出现，为当时的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也为未来的中华文化的展开提出了方向和思路。当时他其实已经在专业领域中有极高的声誉，也以散文而著名于世，但他开始了其实是他一生最为重要也最为深入的思考，就是从“大历史”的角度对于中华文化的命运的探索和思考。

他的有名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意见，就是他的观点的最为简洁和生动的概括。这个说法提出的时候，正值西潮涌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对于年轻人的思考的影响巨大，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觉得老先生的见解是一厢情愿。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来看，这见解其实有着惊人的预言性，中国的历史性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的精神和思想的发扬光大也可以看到现实的前景了。老先生参透了人类文明的命运，对于文明的起伏消长的理解异常深湛，这个观点既是他的毕生的思考的结晶，也是他的儒者的感悟和体验的结晶因此，他的信念其实是一个东方哲人和一个儒者的智慧的集中体现，对于未来的我们如何延续和发展中华文化仍然具有巨大的启迪。季先生的这一方面意义完全超出了他自己的时代，将会被我们的后来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和了解。

过去看苏轼的弟弟苏辙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记述苏轼将逝时的情况，时常钦佩苏轼对于生死的通达：“未终旬日，独以诸子伺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问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这里的“怛化”的“怛”音“达”，怛化是惊吓将逝之人的意思。）季先生其实也早就参透生死了，这里的“湛然而逝”用来形容季先生的逝去是最为恰当的。

他的逝去是平静的，也是庄严的。

先生的精神不死。